他们不再节俭，每月将工资花光；他们不再如父辈一样能无条件忍受艰苦；他们不再愿回农村——但他们的根也不在城市里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王春光，曾经描述了这些外来工“新生代”的特征。他们已经和第一代外来工——他们的父兄一辈不一样了。
而说到外来工的第二代，应该是指第一代外来工的子女，今天大多尚未进入就业年龄。而“新生代”身上兼有第一代和第二代的若干特点，又和谁都不完全一样，所以处在一种“1.5代”的断层中。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目前的城市外来务工人员总数为9千多万人，25岁以下所占的比例是45%。研究者们都对这几个数字表示怀疑。王春光估计，全国范围的外来务工人员总数已经达到了1.5亿，其中新生代外来工为1.2亿。
他们的父兄，大多数已经回乡，因为年龄大了，不再适应劳动力市场的苛刻要求。留下的只是事业较为成功，成为个体户小老板等的很少一部分。
突然之间，“新生代”已经成为外来工中的主流。
没有饿过的一代
谈及对“新生代”的判断，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ICO)所长刘开明博士的第一个定义就是：“他们大多数人没有饿过。”
中国的农村改革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就是“新生代”出生前后。此后中国农村已经解决了粮食问题，除了少数边远山区，饥饿不再是个问题。这决定了新生代的成长经历中少了很多恐惧，包括饥饿——很多中国农民数千年都如影随形的恐惧。
刘开明长期走访珠三角的各个工厂。他说从外观上，能够一眼看出“新生代”和第一代的区别：“70年代以前出生的工人已经非常老气。人显得很老，穿着方面很朴素，非常节俭；年轻一代穿着时髦，和城里人已经完全看不出区别。只有当开口的时候，他们会有点怯生生、焦躁和不安，才和城里人有些不一样。”
1997年刘开明刚到深圳的时候，每个星期天各个邮局门口都是长龙，那是外来工在给家里寄钱。而现在，这样的长龙已经基本消失。刘开明在调查中经常会问“新生代”，给家里寄钱吗？结论是，女孩可能还会几个月寄一点，男孩大都不寄钱了。
不到十年，深圳这一道风景线就消失了。刘开明认为这一点和饥饿有关。第一代外来工省吃俭用，“他们每个月必须寄钱回家。因为弟弟读书的钱，家里吃饭、买种子、农药和交农业税的钱都是他们寄回去的。现在的外来工已经没有这样的压力了。”刘开明说。
对于第一代来说，进城的工作虽然很累，但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本来就是很累的，所以他们认了。而今天，对于太脏太累太危险的工作，外来工不再像第一代那样能够无条件忍受。
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王春光曾在2000年在杭州、深圳和温州进行过一次对“新生代”的调查，共发出问卷600份，回收有效问卷396份。其调查报告发表在2003年的《浙江社会科学》上。王春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新生代基本都是从学校出来的，家庭条件也好了很多，家里只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的不在少数。在这种背景下，年轻人的工作耐心不如第一代，选择性更强，吃苦能力差一些。很多老板都抱怨说，现在的工人难管理，动不动就跳槽。而且新生代希望边工作边学习，掌握一些技能。这就决定了工作时间不能过长，不能无限制加班。”
所谓的吃苦能力差，是廉价劳动力的底线在提高，而且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在一点点提升。
王春光认为，去年被媒体提出的“民工荒”，就和提升的“底线”很有关系。
“其实，第一代外来工已经消失在历史中了，以后的农民工都会是这样，有更多的要求，人力成本只会越来越高。”王春光总结道。
和城里人一样的“新生代”
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位从事外来工研究的博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和新生代打交道时，最尴尬的一次，是一位打工妹给他发了彩信，博士的手机款式很旧，无法接收。于是他注意观察了外来工的手机，发现普及率超过70%，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彩屏和弦。
“虽然他们的手机大都牌子比较差，以一千多块钱的为主，不过比我这个绝对是强得多。而且，他们的更新意识肯定要超过你我。”博士说。
10月27日，在广州东莞，《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参加一次目的是为外来工普及交通法规的文艺演出，亲眼看到很多外来工在观看时拿出手机拍照。
“其实外来工大都住在工厂的宿舍里，交际范围不大，几乎没有必要用手机。而事实上，他们差不多是人手一个。”刘开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从这一点上说，“新生代”中手机的普及，和大学校园中的手机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博士发现，在外来工聚集的地方，各个网吧的生意都火爆。几乎所有的“新生代”外来工都有QQ号，甚至不止一个，视频、音频聊天等等都玩得纯熟无比。
虽然不给家里寄钱，“新生代”大都过上了“月光族”的生活。记者问钱用到哪里去了，回答都是“不知道，这里什么东西都贵，钱不够用的。”几位“新生代”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下班后的生活主要是逛街、看电视和看报纸杂志。
“钱不够，工资太低。”几乎是困扰所有“新生代”的最大问题。虽然他们已经没有了来自家乡的压力，钱主要是用在了改善自己的生活上。
刘开明任所长的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就在一个工业区内，研究所中设有图书阅览室、电脑和英语的进修班，专为外来工服务。来看书的“新生代”络绎不绝。“学一点东西总是好的。”一位打工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回不去的“农民工”
对于“新生代”而言，“农民”、“农村”只是一个被强制打上的烙印，和自己的经历无关，他们是从学校到城里的年轻人。所以，他们是回不去的“农民工”，不甘于、也无法“回去”的“农民工”。
王春光认为：“第一代似乎还是认命了，觉得城乡差异是无法改变的。‘新生代’已经开始意识到，这套体制是不合理的，社会对我们是不公的。他们的公平意识、法律意识、公民意识都比第一代强。这是很明显的差别。”
刘开明曾经访问过一对来自贵州的姐妹，其父母一个残疾一个癫痫。她们在家的时候很苦，年收入只有200元。到广东之前，她们从来没有去过县城。刘开明问还想回去吗？她们说打死也不回去了。刘开明又问她们最大的梦想是什么？回答是能攒点钱，把爸妈接出来，看能不能治好爸妈的病，但是再也不回去了。
刘开明认为，对于绝大多数“新生代”外来工而言，不是愿不愿意留在城市的问题，而是他们根本就回不去了。
回不去的原因，是因为对家乡已经不习惯了。“没有电视、卫生设备差、娱乐设施都不一样，朋友圈子也没有了。”很多外来工已经好几年不回家。他们的根本来就不在农村，没有农业生产的技能。在城市待上几年，农村的生活让他们完全不适应。有观察者说，外来工的生活习惯被彻底改变，大概只需要一到两年的时间。
但是他们的根也不在城市里。
来自陕西的外来工刘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并不感觉这里是我的家。我们很少和本地人打交道，主要的圈子就是外来工之间。即使是买东西，我也去会大一点的超市，付钱的时候不用说话。”
刘涛说，他感觉在少数的接触中，普通市民对外来工的歧视正在逐渐消除。“以前他们都叫我们‘捞仔’‘捞妹’，就是来这里捞了就走的人。现在这个词已经很少有人用了。”
让他们难受的是，依然抱着一成不变的歧视，甚至是敌视态度的，是当地政府。
今年秋天，来自江西的打工仔蔡娇到番禺区劳动仲裁委员会，要求协助解决他和工厂的劳动纠纷。一进门，他就看到四五条大汉瞪着他，像要吃了他的那种眼神。问了几句之后，一位工作人员很不耐烦地问：“你们江西这种事情怎么解决？”
蔡娇说：“江西怎么了？我这是在广东番禺。”
大汉们马上围上来，几个都抓住了他的胳膊，骂道：“你是不是来闹事的？”
蔡娇大喊道：“我不是来闹事的，我是来伸冤的。你们作为国家公务人员应该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处理问题。”对方才放开。
时至今日，蔡娇提请的诉讼还没有开庭。蔡娇对《中国新闻周刊》不解道：“他们是国家公务员，是我们养活的，怎么能这样给我们办事？”
“那你还愿意待下去？”记者问。
“我不见得天天和他们打交道。经济、环境、机遇这些方面的考虑更多吧。”蔡娇回答说。
政策壁垒依旧
“新生代”外来工的研究者和外来工服务志愿者们都认为,政策壁垒的打开,是个“非不能也,乃不为也”的伪问题。刘开明提供的数字，是深圳市2004年财政收入1183亿元，425亿元用于深圳本地，即100多万本地人口。而这1183亿元的64%来自工业，也就是外来工贡献，加上服务业等，取自外来工的至少有80%，却没有一分钱预算给800万之众的外来工。
“只要拿出10个亿，就能解决100万外来工子弟的义务教育问题。你平摊下去，每个学生得到1000元的补助，还能促进民办教育的发展。事实上800万外来工的孩子根本不到100万。谁说没钱我就跟谁急！”刘开明边说边拍桌子开骂，“如果再拿出20个亿，在所有的工业区建廉租房，就可以解决所有外来工的团聚问题。我在深圳看到却有6对夫妻住一间房间的。这是标准的为富不仁！”
目前东莞，最便宜的商品房，只需每平米1000元多一点。打开政策壁垒，允许外来工购房的话，一对省吃俭用的外来工只要一两年就能交上首付，然后慢慢还贷。但事实上这些对于外来工只是一个梦。
蔡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广州曾经出台一个政策，允许在广东居住满七年的外来工申请蓝印户口。
“但这几乎是做不到的,比如要提供连续7年的暂住证。谁能拿得出来?”蔡娇说起这件事像在讲一个不太幽默的笑话。
海口市龙华区政法委书记杨来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各地政府对于新生代外来工采取的依然是歧视态度，甚至当作一种麻烦和人渣去对待。他曾经在会上听一位领导说，要把所有收垃圾的全部赶出龙华区。
“我当时就想，他们是人还是牛是马？能赶出去？那你来收垃圾吗？”在杨来清看来，把外来工当作平等公民的公务员，不足三分之一。
在无法享受到公共物品的外来工社区中，有观察者认为已经出现了初步的亚社会组织。一般都在同乡之间形成，便于交换信息，然后慢慢扩大到工友、朋友，自然形成了一些非正常的保护网。这种亚社会组织，如果发育良好，会成为和工厂进行良性博弈的工会，反之就是黑社会。
刘开明说，他调查中的每个工人都已经纳入了这样的亚社会之中，每个厂里也都出现了这样的亚社会。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第4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