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4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以下简称“公务员法”）。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第35号主席令，公布了这部法律。该法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国务院1957年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和1993年公布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同时废止。
《公务员法》是我国第一部干部人事管理的法律，一出台就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强烈关注。
公务员职业的种种显性和隐性的好处，加上大学生就业的压力，使得原来只是录用政府工作人员的考试，变成了全国高学历人才竞争最激烈的“中国最难的考试”
“中国第一考”
今天的公务员考试实在是热。
据人事部统计，2006年国家公务员招录考试，中央国家机关有97个部门8662个职位面向社会公开招考，但到10月28日国家公务员考试网上报名截止日，全国总报考人数已接近100万，有36.5万人参加考试，在一些热门职位上，录取比例超过1000∶1。
这意味着，国家公务员考试已经远远超过高考和考研，被许多网友称为“中国第一考”。
事实上，自2001年中央、国家机关招考实行网上报名以来，报名人数就一路攀升，五年里分别达到32904、62268、121165、360240、541552人，增长幅度分别为89%、95%、197%、50.3%。
而且，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人，高学历的越来越多，一个盛行的说法是，国家机关的公务员考试队伍是“博士生一走廊，硕士生一礼堂，本科生一操场”。
连一些已经工作多年的人，也不耐寂寞而加入报考大军。数字显示，今年社会在职人员的报考人数显著上升，与去年相比提高了18.7%。
二十年的风水轮流转
从一开始引进公务员考试的改革开始，北京语言大学教授谢小庆一直参与中国公务员考试的命题工作，他告诉记者:
“上世纪80年代时，伴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公务员考试作为一项重要的人事制度从国外引入中国，就此结束了政府机构遴选的非制度化特色，人事部和中组部制定了规定，叫‘凡进必考’，即国家机关凡补充人员都要通过考试。”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年轻人对职业的选择，并不以进政府机关为最理想目标。一项名为“中国青年的就业问题”的调查显示，1984年时，九成以上的大学生对理工科感兴趣，追求的理想职业是“科学家”和“工程师”。
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青年们开始重视经济收入，同样的调查显示，这个时期，对理工科感兴趣的大学生比例降到五成以下，89.3%的青年希望从事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都高的职业。
到了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经商热”成为社会的聚焦点，大量的政府工作人员“下海”。不过，一位在当年就颇有影响的学者告诉记者，“公务员里那时真正下海的还是有资源有本事的官员居多，他们利用开始时的权力和拥有的便利资源为自己淘了第一桶金。”
这种“好日子”在1995、1996年左右随着国家宏观调控而开始变得不再那么自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陆学艺说，“到了1995年，通货趋冷，银根紧缩，大量的下海者又纷纷上岸。”
而现在之所以出现了公务员考试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夏学銮教授在分析了改革开放这二十多年的社会职业变迁之后说,“这和大环境相关,也和公务员职业在当前的社会地位相关。”
公务员：一个金饭碗？
2002年，在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里，当代中国社会被划分为十大阶层，公务员的高层和一般办事员分布在第一和第四两个阶层里。
三年之后，记者再询主持《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研究的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陆学艺，对公务员所处社会层级分析是否有变时，他肯定地说，“当之无愧，仍处在社会的最高阶层。”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团中央今年对中国青年就业状况的调查也表明，青年就业选择的前3位分别是：政府部门、国有企业、自己创办企业。
按照马克思·韦伯的社会学理论，衡量社会地位的变量主要有三个：收入、声望和权力。
作为老百姓眼中“当官的”，公务员的声望与权力自不用说，而公务员的收入究竟有多少？
具体到各个地区各个部门，目前中国公务员的收入有很大的差异。
张杰(化名)是皖北宿州市公务员，工作近十年，但他告诉记者，目前为止月工资加所有福利共946元。而另外一个在广东东莞的政府工作人员则告诉记者，在深圳有的镇一级公务员，年收入在十万以上，她本人年工资收入在五六万。她的工作年限是四年。
人事部一位工作多年的李姓公务员告诉记者，据他的了解，目前按地区划分，公务员工资收入大概可以分为四等。他以普通党政机关，本科学历，科员级别，工龄3年以内的公务员作为分析标准。
上海、北京、深圳、广东、江苏、浙江等直辖市和经济发达省，公务员平均月收入在3000元以上。
以辽宁、海南、吉林、新疆等经济较发达的省区或者国家给边疆补贴、西部开发补贴省份的公务员，平均月收入在1800元以上。
第三梯队，类似于河北、湖南、云南、山西、福建、河南等省份，这些省虽然经济不是太发达，但每次涨工资，国家都给予拨款帮助，平均月收入在1200元左右。
而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如安徽、贵州、江西、广西等省区，公务员工资月收入应该在1000元左右。
同一地区，部门不同，工资收入也迥异。人事部的那位李先生把部门划分为三等。
一些如电信、电力、有线电视等垄断行业的人员，全国平均月收入在3000元以上。
管钱的部门，如国税、地税、工商、银行、财政、海关，全国平均月收入应该在2000元左右。
而普通党政机关，包括政府、政府职能部门、党委序列部门，全国平均月收入大约1000元左右。
不过，在细致地分析了这些差异之后，这位人事部李先生向记者强调，这些数据“不能完全说明公务员的实际收入状况”。原因是，“政府公务员还因地区、部门而有不同的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还有种种隐性的收入，千差万别。”
在记者的采访中，东莞的一位黄姓女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每个节日，有时不属于法定节日的节日，都会有钱收的。”她举例说，“冬至那天我收到了2000元的节日费。”
这种福利还表现在在职学习、年度休假、贷款便利(如广州的公务员到银行贷款无须担保)等上面。
更为吸引人的是，公务员享有当前社会最为完善的社会保障。那位在80年代就深有影响的学者告诉记者，“90年代初时，很多人趁着市场开放初的不规范纷纷下海，但随着市场的逐渐完善，挣钱越来越难，风险也越来越大，人们开始更重视工作的稳定与相应的社会保障。”
这也是当前一些在职考公务员者的想法。魏成(化名)在海淀区中关村某科技公司上班一年，月薪达到7000元，但他仍然选择了报考公务员，理由是“现在的公司工资虽然高，但压力也大，随时可能要‘走人’，没有保障”。在他的描述中，公务员的生活是，“一杯茶，两个会，三张报纸，四圈麻将，五个QQ自己跟自己聊。”而且，“倘如不犯大错误，在公务员位子上你可以一直干下去，‘小车不倒只管推’。”
公务员自身对所从事的这一职业也评价不低。
今年年初，上海市市级机关妇委会向上海市19个单位发出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上海近八成女公务员对自己收入满意,有84%的女性明确表示，如果重新选择职业还会选择当公务员。
南京市社科院2004年“南京市公务员心态调整”课题组对南京市部分公务员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显示，约有31.9%的人喜欢在机关工作，44.2%比较喜欢，两者相加达76.1%。而且高行政级别者的满意率更高。
门槛最高，或是最低的考试
除了公务员职业本身的吸引力，当下大学生的就业压力也是公务员考试热的重要因素。
据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司司长李守信的推测，2004年毕业生260万，2005年达320万。如果按初次就业率70%推算，这两年将分别有80万和100万大学生找不到工作。
相应之下，大学生们“先就业后择业”成为找工作的主旋律。
而中央和国家机关集中招考，一次就提供8400余岗位，国家公务员考试招录又被称为“玻璃房里的考试”，是一种相对透明的考试。今年的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又取消了户籍限制。这对于正在寻求就业岗位的学子们来说，无疑非常具有诱惑力。
而且公务员的考试又与其他诸如高考或研究生考试不同。它是一项不用也无法花大量时间准备的考试。谢小庆对记者介绍说：当初引进这项改革时的一个初衷，就是“尽量降低记忆的比重。比如‘行政能力考试’，考的是你的逻辑推理能力，要靠平常的积累，所以，其实社会上的各种辅导班是没有用的”。
一些公务员考试的报考者告诉记者，他们的心态是“宁可碰了不要误了”， “重在参与”。
所以，公务员考试，看起来是一项录取率最低、竞争门槛最高的考试，但其实又是一项门槛最低的考试。
考试时大量的缺考也证明了很多报考者只是要试一试，并无必考的信念。比如，在河南，缺考人数达3%；在四川，缺考比例为5%；而广州市公务员考试缺考率达到10%，在北京的缺考率达20%。
考试不能承受之重
10月31日，《江南时报》载曹林文，对于大批高学历的人才涌向公务员考试不无批判：“受过系统知识训练的精英不是进入社会去创造财富，而是争相涌向官场寄望‘分配’和‘分享’，毋庸讳言，这是传统‘官本位’和现实‘权本位’对知识精英的精神庸俗化和涣散化结果。”
对此，谢小庆想说明的是，公务员考试并不是全面的智力考试。“你通过了公务员考试，只能说明你比较适合做政府机关工作。如果你考得不好，你仍可以治学，经商，在科技、体育、艺术等领域也可能非常出色，只不过从政不是你的长项。”
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来自人事部的数据显示，2004年高校35.4%的应届毕业生希望去党政机关工作，但只有3%的人能实现这个愿望。
竞争如此激烈，使得公务员考试已经变成了中国“最难的考试”。这对于公务员考试本身，会不会带来影响？今后公务员的考试形式会有所变化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谢小庆说，他个人认为，现在的形势已经使公务员考试面临挑战了。“我们一贯的理念是，在实习中进行观察，肯定要比考试准确得多。但却不能让所有的人都去实习。所以考试是一个很无奈的选择。”
“本来，最合理的方式是，用考试从三个应试者里筛掉一个，而现在却是从35个人里筛掉32个人，这对考试的压力太大了。用笔试的方式来筛掉这么多人，实际上是不合理的。”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第4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