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之间的共同点超过了他们之间的差异，但是这些差异并不是小问题。双方领导人有一个艰巨的任务，就是要为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和它骄傲地成长中的对手，找到发展良好关系的正确道路”——英国《经济学家》
“中国是一个令人兴奋的、重要的国家，希望通过这次访问能继续发展我们两国很重要的关系。”2005年11月20日，美国总统布什在北京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如此表示。
这是布什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第三次来华，也是他连任后首次访华。布什此次亚洲之行的第一站是日本，随后，布什前往韩国出席在釜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最后是中国和蒙古之行。
美国《纽约时报》在布什访华前一天发表社论指出，中国迅猛的经济发展对美国的政策制订者们提出了诸多挑战。社论认为，亚洲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挑战是适应一个经济上不断强大的中国，而不是陷入过去那种军事敌对的状况。
在布什访华之前，美国已经大力做了一番铺垫，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访华；在经历了六轮的贸易谈判之后，中美在伦敦签署了《关于纺织品和服装的谅解备忘录》。
美国华盛顿智囊机构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项目主任易明在接受采访时说，真正为中美未来关系设立了一个新框架的，是9月21日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晚餐会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从成员到责任:中国何处去?》的政策演讲。
对华政策思路的转折点
“我们现在需要鼓励中国成为一个在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佐利克在上述演讲中如是说。
佐利克是美国国务院仅次于赖斯的第二号人物，分管亚洲事务，熟谙中美关系。据透露，佐利克的讲话代表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这是近期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转折点。”华盛顿智囊研究机构布鲁金斯学会的资深研究员黄靖对记者说。“美国对中国的整个看法，从一个‘体制外’的发展中国家，转变成为一个融入以美国为首的世界体系的一条船上的分享者。”
黄靖认为，这个转折的推动力就是美国面对中国“和平崛起”重新做出的战略评估和思考。美国桥港大学国际学院教授朱志群也认为，调整的客观原因是，中国确实在成长；此外，中国的外交也起了很大作用。
佐利克在演讲中提到，中国不是以前的苏联。其实，不仅中国不是从前的那个中国，布什也不是从前的那个布什了。从中国改革发展论坛主席郑必坚在2004年4月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上正式提出“和平崛起”这个概念，到2005年9月佐利克正式以此演讲作为响应，布什政府内部也经历了深刻的变化。不过布什的改变并不是本身的改变，而是权力基础的削弱。
与克林顿不同，布什最大的政治资源就是国会——在很多事情上，布什能借助国会之力。但在布什第二任期内，国会对其各种政策诉求，也不再是予取予求，布什政府在包括财政预算、社会保险和教育等各项改革及大法官提名上，在国会均遭挫折。
“共和党内部的主流对布什很失望，他在国会内的政治资源和影响力大大减弱，”黄靖说，“在国内受困的情况下他只得选择走出去，通过加强与非传统盟国如俄罗斯、中国等的关系来获得一些政治资源和国内的支持。”
如何影响美国人
朱志群认为对于绝大多数国会议员来说，不能简单地把他们分为亲华派或者反华派，因为议员都是来自各州，他们代表着各州的利益，会根据具体事件来判断。
比如美国加州议员对美中贸易特别感兴趣，有对华贸易的议案，来自加州的议员就很少投反对票。但有的如来自农业州的议员就会觉得对华贸易总的来说会冲击本州的传统农业，这样就会反对进一步对华贸易。
美国国防部前副部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裁何幕礼在北京外交学院论坛上说，美国政府对华态度现在仍有分歧，美国对华政策主要受到五大势力的影响，即工会、高科技企业、宗教界、国防界和商界。他们都是从各自的利益来看待中国崛起的。
要在具体事务上影响这些势力圈子内议员的观点，院外活动集团的游说是最有力的武器，但“中国在国会的游说力量太薄弱了”。朱志群说，“中国大陆的游说势力没法和台湾比。目前中国政府在美国国会内的参与的确不多。”
2005年5月，美国两位重量级国会议员，来自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利伯曼和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亚历山大联手推出一个“美中文化交流促进议案”，该议案要求美国联邦政府在2006年到2011年的五个财政年度里共拨出13亿美元，用于扩展和加强美中两国的文化交流，特别是美国的中文教育及与中国的初、中及高等教育留学生交换计划。
但这个提案后来就不了了之了。朱志群对此深以为憾。“如果议案通过，影响肯定会很大。”
(《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第4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