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未来五年发展的规划中，更加关注贫困问题，把减少贫困放到了发展的关键位置。
看到了贫困之路的尽头
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公布人类发展报告和世界发展指标说，中国成为全球消除贫困的成功“范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均GDP增长了5倍，绝对贫困人口减少了数亿。“十五”前四年，中国每年减少贫困人口150万人。
世界银行行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在考察中国扶贫工作后说，在上世纪90年代，处于每天生活费1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以下的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1.7亿。中国是怎么做到的？沃尔福威茨说自己希望世界银行能够多做一些工作，帮助其他国家来学习，从而使别的地区能够在改善贫困人口生活方面取得更大进步。
2005年4月7日，这是全球扶贫事业中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日子。世界粮食计划署向中国提供的最后一批小麦运抵深圳港。它标志着接受外国粮食援助25年后，中国正由粮食受援国变为粮食援助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人布朗还发出“谁来养活中国”的质疑。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驻华代表处说，停止对华粮食援助，是因为中国政府已经有能力消除贫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人口已从2.5亿人减至目前的2610万人，约占世界同期贫困人口减少总量的70%。
国际舆论认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解决了如此多人口的贫困问题，本身就是对世界减贫事业的重大贡献。”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消除贫困面临的挑战仍很严峻，做好“穷人经济学”这篇文章任重道远。
民生所系的新“五年”
十六届五中全会对“十一五”规划重视社会公平，可以从会议公报突出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问题看出，包括要普及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增加城镇就业岗位，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减少贫困人口，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稳定物价，改善居住、交通、教育、文化、卫生和环境等条件。对于资源再分配问题，公报也一口气使用了六个“分配”：“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在2000年131个有数据可查的国家中，中国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排在第90位，只好过一些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亚洲银行的2004年报告说，中国必须每年创造1500万到2000万个新工作，以满足新进入市场的劳动力、下岗职工及1亿5000万的农村剩余劳力。
在2005年3月1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了这样两段话：一是“我想起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的一句话。他说，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二是“世界上大多数穷人以农业为生。因而，如果我们懂得了农业，也就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
所谓“穷人的经济学”，应该理解为研究如何帮助穷人成为富人的经济学，而不是如何帮助穷人与富人对立的经济学。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的《穷人的经济学》中写道：“一个社会的消费者中穷人太多、富人太富，迟早要出问题。”正是带着深深的忧患意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的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说，世界上大多数穷人以农业为生，因而，如果我们懂得了农业，也就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因为没有农村的小康，就不会有全国的小康。
审时度势及时决策
在持续发展经济的同时，公报列举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目标是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健全医疗体系及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以缓和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在收入或消费中所占的份额只有4.7%，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则高达50%以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测算，如果按照2003年的低收入标准，即人均年收入低于882元，仅相当于全国农民平均收入水平的1/3，目前还有8517万人口属贫困人口。若按联合国每人每天收入或消费不低于1个购买力平价美元(约折合2.5元人民币，即人均年收入约900元)的国际贫困标准测算，中国贫困人口就增加到1亿人，超过农村总人口的10%！
2004年和2005年两个中央一号文件，推出了一揽子减免税费、增加投入的惠农之举。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秘书长曾业松评价说，政府主导，体现了经济学中“守夜人”的公权救济理念。必须清醒地看到，虽然全国贫困发生率降低到了3%以下，但扶贫开发仍面临着解决温饱和巩固温饱的双重压力。一方面目前还有2610万人没有解决温饱，人均年收入人民币668元以下，解决这部分人的问题难度很大；另一方面是近5000万刚刚脱贫的人口，自我发展的能力弱，巩固温饱的难度很大。
中国贫富差距的拉大和两极分化的出现，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构成严重威胁。生活拮据和困难的人群，缺乏充沛的消费能力，造成社会的消费总量严重不足。产品的大量积压，使得企业难以为继，并使失业队伍不断扩大和就业更加艰难。农村分离出来的劳动力无法进入城市并被城市“消化”，则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的贫困。而富裕人群的消费不是量的扩张而是质的提升，他们对拉动内需的作用并不大。“脱离广大消费者购买力的产品在国内市场造成越来越多的积压，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外需。”
让穷人分享发展的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由于基数小、人口多，中国GDP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没有大幅度上升。2004年，世界GDP达到406705.38亿元，其中美国GDP占28.5%，日本GDP占11.48%，中国GDP占4.06%，居世界第7位，但中国人均GDP在全球184个国家和地区中居100位左右。
当前，我国正经历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大量复杂的社会矛盾。收入差距拉大日益引人关注，侵害群众利益的现象屡见不鲜。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必然要求我们从以往偏重物质增长转向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和谐进步。建设和谐社会，将从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入手，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召开前，许多网民谈到对“十一五”的期盼时，均希望国家在解决两极分化、缩小贫富差距上有重大突破。近年来，我国东、中、西部人均GDP之间的差距仍在拉大，从1999年的2.49比1.26比1，扩大到2003年的2.61比1.25比1。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差距在1995年时为2.5倍，到2003年时扩大至3.23倍，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获得的各种转移支付和补贴等，实际收入差距将达5倍左右。专家认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容易引起部分社会成员心理失衡甚至利益冲突，而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收入分配不公，则进一步加剧两极分化，给社会带来很多的不稳定因素。五中全会公报把解决两极分化、缩小贫富差距摆到了突出位置。“十一五”期间，政府将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和国家财政支出结构，建立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让公共服务惠及农民。今后政府新增财力将重点投向农村、农业和农民，而且增长幅度还会大大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举措，也将加快这些地区追赶东部沿海地区的步伐。
作为监控贫困差距的警戒线，目前中国逼近0.47的基尼系数无疑已令政府十分警觉。按照经济学的一般说法，基尼系数超过0.4就表明进入了警戒状态，而一旦超过0.6则意味着可能发生社会动荡。主事发展改革事务的国家发改委无疑已意识到了“矛盾凸显期”改革路途的艰巨性。该委综合改革司司长范恒山用“改革到了真正啃‘硬骨头’时期”来形容当下情势之难。
(摘自2005年11月15日《观察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