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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起《读书》杂志的创立之初，有两个人是不得不提的，那就是陈原和范用。他们两人都是《读书》杂志最早的骨干力量，也都是20世纪最有名的出版家。虽然陈原和范用有着不同的经历，但很多人都不约而同地用“为书的一生”来形容他们两人的一生。最近坊间推出了他们的小传《泥土、脚印：续编》和《我的小屋，我的梦》。1980年代最有影响的《读书》杂志以及一系列出版物的崛起开创了启蒙时代。藉此，我们回顾了1980年代的文化理想主义时代。
       范用:一个小学毕业的出版大家
       从穆源开始的道路
       1923年，范用出生于江苏镇江，和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时代的变幻莫测，注定了他人生旅途的波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范用中断学业到武汉投奔舅舅，并因偶然的机会成为读书生活出版社的一位练习生，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出版事业。
       “只念过小学的范用，却成为了一个很出名的出版大家，这在我们现在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和范用有过交往的李辉如此说道。就像李辉所说，范用只在镇江的穆源小学念完了小学，便没有机会继续学习，然而却是这短短的几年学生经历给范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虽然只上过小学，但小学给他的影响却是很深的。我去年帮吉林电视台做一个节目《回家》，他回了一趟老家。回到穆源小学的范先生非常激动，他一边流着泪，一边唱着当年学校的校歌。他还凭着记忆，亲自做了一个学校的模型，并把这个模型送回了学校。”李辉说。在他的眼中，范用对穆源小学的感情非常深厚，穆源小学不仅是范用度过童年生活的一个地方，更是范用文化启蒙的滥觞。“当时他们在学校里排演话剧，还请了很多有名的演员去学校演出，这些对他文化观念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也是对他以后从事出版有影响的。范先生一生编了那么多书，但自己写的书却很少，而他的第一本书便是回忆自己学校的《我爱穆源》。”
       到了武汉之后，范用在当时的读书生活出版社做练习生，在这个过程中他自己读了很多书，对出版的了解也越来越多，并真正开始了自己所从事一生的工作。
       独立思考 独立选择
       和范用名字联系紧密的刊物有两种，一个是《新华文摘》，另一个就是上世纪80年代在文化圈中意义不凡的《读书》。除此之外，《傅雷家书》、《随想录》、《牛棚日记》等的出版也是出自范用之手。
       “范老的编辑思想、编辑理念直到现在都还影响着三联。可以说，三联现在的编辑理念是留下了他的烙印的。”三联书店编辑郑勇说。他说，从进三联书店开始，他就一直在向范用学习。“他注重传统文化，也善于发现人家忽略的作品。他的出版视野相当的开阔，他认为好的东西都会坚持出版。”郑勇认为，范用不仅在编辑思想上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他在资源的积累上也有自己的独特方式。“他积累了很多人脉，有很多作者资源。这主要都是因为他很尊重作者，尊重作者自己的意见。他积累的这些人脉，其实也是为三联积累的人脉，为现在的我们做了很多准备。”
       《傅雷家书》、《随想录》等书在当年的出版是并不容易的，但范用却一直坚持要出版这些书，做一些他认为有价值的图书。“我觉得他们这一辈的出版人经历过很多事情，对于他们来说，出版的追求就是一种对自由的追求，这种追求代表知识分子独立的思考和独立的选择。同时，他们也关注那些能给人们带来新鲜感和动力的出版物。这便是三联的传统，也是《读书》的传统。”李辉说。在他看来，范用的出版思想、出版理念的形成和他所经历过的时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时代给予他的东西，可能是比上学所能给予的更有价值。”
       除了书别无他物
       一辈子和书打交道的范用，自然是一个爱书之人。谈起他对书的钟爱，郑勇和李辉都有深刻的感受。“他家里全都是被书环绕的。”郑勇说，而李辉则说范用除了书以外，几乎很少关注其他的事情。
       “我们见面或者电话里谈话的主题都是跟书相关的。不是谈他编的书，就是他想借什么书，或者推荐什么好书。好像除了书之外他就不太关心其他事情，就算是有搜集酒瓶子的习惯，那也喝得不是很多。”李辉说。除了编书、写书外，范用还为书做封面设计，并为自己取名叫“叶雨”，意为“业余”。
       “他太关注书了，直到现在，他天天在家还是做着跟书，跟文字有关的事情。”郑勇说，“他也很关心现在的出版业，也对现在出版过于注重市场化有批评。比如，他对书籍的过分装帧、过分注重包装而忽略内容的现象就很不满。”对此，李辉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说他能感觉到范用如今也有他寂寞的一面。
       “现在的出版界发展得很快，他喜欢的，他所追求的东西越来越少了。他出版书不会考虑市场，但现在的很多出版社却首先考虑市场，这对于他来说是难以接受的现实。有时候我觉得他还是有一些孤独感和寂寞。但恰恰是他们老一代出版人所坚持的东西更纯粹，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陈原：学工科的全才出版人
       和范用有一点不同的是,陈原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开始了解到出版的,只不过他本来学习的是工科,却一辈子干上了和自己专业毫不相关的工作。
       在《我的小屋，我的梦》中，陈原回忆了自己在北京、广州、桂林、重庆和上海的小屋，他在这些小屋居住的时候，一直从事着编书和写书的工作，几乎没有间断过。虽然各种编辑条件都很艰苦，但陈原却在那个时候出版了不少很有意思的图书。在朋友们的回忆中，陈原不仅是一个出版人，而且是一个全才，他懂工程力学，懂编辑出版，更懂语言学，地理学。
       正是因为陈原的兴趣广泛，所以他对新的思想，新的事物都很容易接受。“新事物他接受起来比我们很多人都快，他很前卫。”和陈原一起共事过的沈昌文在前不久的一次纪念陈原的会议上如此说，“陈老非常前卫，他基本上是最早开始用电脑的那批人，我也是受到他的影响才开始玩电脑的。另外，他还比较早地注意到版权问题，常常跟我谈论各种关于版权的问题。”
       “陈原先生是一个非常高尚的人，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人，他继承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许多优秀品质，但是他又不融于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孔孟之道总是强调‘用则行，不用则不行’，陈原先生是你用我，我也做；你不用我，我也做，我见缝插针地做，我锲而不舍地做。这就是他的为人。”在谈起陈原时，曾经做过他多年助手的柳凤运如此说。和柳凤运的说法一样的是，沈昌文也谈到陈原是一个很有原则性的人，他想要做什么，一定都会坚持地做下去，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
       就是在这样一种坚持之下，陈原策划出版了著名的《汉译世界名著》系列图书，成为国内影响深远的丛书。“陈原先生做事情时总是这样塌塌实实、一步一步地做。在他的努力和坚持下，《赵元任全集》、《赵元任年谱》也才得以出版。”柳凤运说，“《赵元任全集》的出版在当时非常难。他的著作年代久远，而且出版肯定销路不好，不会给出版社带来经济利益，但是陈原先生坚持要出，并促成了《全集》的出版。”
       陈原的朋友和同事也是用“为书的一生”形容他。在他们的回忆中，陈原生命的最后二十多年居住的小屋，除了书之外别无其他的任何值钱的东西。陈原在这间小屋里，坚持着写作，编书，出书，一直这样坚持下去，直到2002年中风住进医院甚至连他中风的那一刻也是在参加某个图书的出版研讨会上。“他太努力了，不知道珍惜自己的身体。”陈原的老同事戴文葆感慨地说。
       戴文葆在人民出版社干了不久之后，便和陈原成为了同事。在他的印象中，陈原不仅是一个好的出版家，还是一个很好的管理人才。“他很会管理出版社的各种大小事务。比如他会和同事聊天，了解大家的工作近况。管理各种事情也井井有条，所有的细小事情都会把它们记录下来，方便以后查阅。”戴文葆说。
       “但是由于某些原因，他在有的工作岗位上总是受到很多限制，不能很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我总是觉得时代提供给他的东西是不够的。”戴文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