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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雨苍黄，复旦百年。复旦学子总是忘不了那样的歌：卿云烂兮，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无论走到哪里，复旦学子都会感到它如烟非烟，似雾非雾，若隐若现，在耳畔飘动，在心中鸣响。
       这是一首《卿云歌》。相传舜把王位让给禹时，他即率百工相和而歌，象征着吉祥、谦让、平和，并且祈福如日月光华，周而复始，生生不息。
       旦复旦兮，太阳从大地喷薄而出，霞光万道，蓬勃向上，是何等美妙的大自然景观。复旦先人，寻章摘句，给学校取名“复旦”，文脉是何等的深厚，胸怀又是何等的壮阔。
       百年岁月,文脉旺盛,绵延不断,不改姓,不更名,不变色,在今日中国之高等学府中,唯有复旦。
       归真返璞，复旦校庆又回到历史的真实：九月二十四日。这样的历史回归，有着耐人寻味的意思。一百年前的九月，清朝政府下诏，废除科举，兴办学堂。这就意味着一个有一千三百年历史的科举制度，在一纸诏书下退出历史舞台。从此中国知识分子通向仕途的天梯倒塌。历史给复旦以礼遇，它应运而生，唱出了“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新的卿云歌，开启了中国知识分子摆脱庙堂羁绊、铸造独立人格、走向独立自主之路。
       复旦人对待人文传统的理念：可以花钱置地盖房，但买不来人文传统
       复旦百年校庆，讨论最多的是关于“复旦精神”或“复旦传统”的问题了。我们在复旦采访，听到的也是这样的话题。有些老师跟我们说过这样的话：有钱可以买地，可以造房，但是一个大学的优良传统是买不来的。
       的确是这样。走进复旦校园，看到的是盖的大楼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高。别处的高架桥都是腾空而起，是名副其实的“高架”，而复旦门前的“高架”却潜入地下，校门前平坦安静，校园内外也焕然一新了……
       这一切固然使复旦人引以为愉快,但他们执着寻找追求的还是复旦之精神。
       复旦精神——独立，宽容，开明，自主，自治。
       复旦精神——有容乃大，兼收并蓄，多元，自在。
       复旦精神——自信，务实，创造，争取一流，追求卓越。
       复旦精神——随时欢迎新事物、掌握新事物的新姿态，时代精神。
       还可以说出很多，在这里我们就不一一记录了。
       背江面海，又依托江南的灵秀之地，造就了复旦的多姿多态。多难用一句话来概括出复旦精神啊。
       复旦的初创可谓是淋欧风美雨，但民族文化仍然是它的精神支柱，又以人文科学为立校之本，形成了复旦的人文精神。复旦百年，复旦人所寻找的正是这种人文精神。
       
       “四世同堂”与“物理系模式”
       在数学界，恐怕没有人不知道复旦大学数学系的“四世同堂”。这是一种现象。如今，人们把这个现象概括为“苏步青效应”。苏步青在生前有没有承认“效应”的说法，我们没去考证，但他说过这样的话：“发现一个人才，又把他培养成杰出人才，其成就不小于重大的发现。”
       在不同的场合，苏步青讲述巴罗发现和培养牛顿的佳话。巴罗是剑桥大学当时唯一的数学讲座首任教授。在任六年后，他发现牛顿的才能超过自己，主动让位给二十多岁的牛顿继任。“苏步青效应”也有着这样的精神。苏步青还在浙江大学任教时就“发现”了谷超豪。谷超豪又“发现”了李大潜，李大潜又发现俞文 、陈恕行，“文革”后又培养出了洪家兴。这样就出现了苏步青、谷超豪、胡和生、李大潜、洪家兴四代五院士的奇葩。这个奇葩是生存在“近亲繁殖”的土壤中的。
       科学研究是反近亲繁殖的。但是“苏步青效应”为什么能取得复旦数学系的繁荣？有人回答说：这归功于苏步青主持的Seminar。
       Seminar是讨论会，是苏步青从浙江大学移植到复旦大学这块土壤中的。开始的时候，只在他的数学领地进行讨论，有的是小班级的课堂讨论，有的是年级讨论。讨论会上，大家都要思考，都要发言，都要提问题，撞击出思想的火花。这是活跃学术研究气氛、提高教学水准、培养师资力量的一个好的方法。通过讨论会，苏步青能发现学生和青年教师学习研究的情况，帮助他们找准研究方向，围绕研究的主干线进行学习、研究和思考。数学系群星璀灿，不仅有谷超豪、胡和生、李大潜，还有夏道行、谭永基、忻元龙、洪家兴、朱传琪等。
       参加数学系讨论会的并不只限于数学系学生，物理系有关专业同学也参加。学术讨论会这种形式不但出现在数学系,就是在复旦大学全校的各个系科，都已成为一个传统，每年校庆时举办全校学术报告会，检阅教学及科研成果。
       复旦大学培养人才和研究体系是多元式的，“苏步青效应”只是其中的一种，各个系都有自己的特色。在谢希德的影响下，物理系走的是另一条路子，可以说是“物理系模式”吧。
       在物理系，我们访问了王迅。我们把王迅的“院士”及其他头衔都作了省略，只称他“老师”，这是他最欢喜的。这也许是物理系的传统，谢希德生前，最欢喜别人称她“谢先生”，在中国物理学界，只要提到“谢先生”，大家都知道是谢希德。
       王迅告诉我们：在复旦物理系，每个教授和副教授都有自己的研究方向和课题，他们之间组成了一个互相独立又密切合作的群体，教师之间在学术上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大家都是平等的。这种“物理系模式”的形成是许多资深教师和青年骨干多年来改变理念的努力结果。
       现在在科研上，很强调培养“领军人物”。搞“学术梯队”和大兵团作战的模式，这对许多大科学和大工程来说是绝对必要和有效的，但不能绝对化用于所有的科学研究。特别是，搞基础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科学家个人的智慧甚至灵感。所以物理系不搞“宝塔式”的梯队结构，不能让一个教授带领几个副教授，下面再有几个讲师和助教，形成一个个“山头”，最后束缚了那些副教授和讲师们自由发展的空间，也容易造成“山头”之间争资源、抢学生、互不相让的矛盾。物理系70多个教师中有3个长江学者、7个“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他们之间很融洽。整个系的教师中间形成了一种非常团结和谐的氛围，这是物理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科学研究无禁区，
       学术创新是灵魂
       科学研究中的人文精神，越来越为科学家所重视。其实，科学中的人文精神是一直存在的。许多有成就的科学家都有这样的体验，只不过以往没去发掘，没去思索，没人提倡罢了。
       谈家桢在燕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就推崇摩尔根的学说,特别执着于瓢虫的研究。同学们向他打趣,说:“你是想做中国的摩尔根吧。”果然，他的学术论文《异色瓢虫鞘翅色斑的遗传》经导师李汝祺推荐,寄往大洋彼岸摩尔根实验室,这篇用英文写的论文,受到摩尔根的赏识。1934年他来到美国,成为摩尔根的“入室弟子”。
       解放之前，谈家桢所取得的研究成就已经奠定了他在国际遗传学界的地位。但解放之后，由于全盘学苏联，李森科学派霸占了中国讲坛。作为摩尔根学派的代表人物谈家桢，自然是首当其冲，被剥夺了讲授遗传学的权利，开始翻译《生物学引论》，讲授达尔文进化论。
       1956年春天，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8月，在青岛召开了后来在中国遗传学史上颇负盛名的遗传学会议。毛泽东对这次会议特别关注。谈家桢特别兴奋，他要为摩尔根学派争生存权，在座谈会上发言。座谈会后，谈家桢意犹未尽，1957年4月11日，也就是反右派的前夕，他又在《文汇报》发表题为《我对遗传学中进行百家争鸣的看法》的文章，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纯科学性的不同见解，是人民内部非对抗性的矛盾；青岛遗传学会议后，遗传学的学术研究比以前活跃；不应当采取要么全盘否定要么全盘肯定的方式来解决遗传科学的问题；科学要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也要发展。可谓是独立思考的勇者之言。
       
       青岛会议之后,经陆定一引荐,毛泽东方知道中国有一个真正的遗传学家——摩尔根的弟子谈家桢。得到毛泽东的关注,谈家桢不但在反右派斗争中平安无事，还于1958年在复旦大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遗传学专业。1961年,又在贯彻“双百方针”的气氛中,建立了以摩尔根遗传学原理为指导的遗传学研究所。
       谈家桢能冲破禁区，是一种学术勇气；苏德隆的实事求是，同样是一种学术勇气。
       苏德隆曾就读国立上海医学院，因成绩优异，医学院授予他金质奖章一枚。他考取赴美进修卫生学和流行病学的奖学金，获硕士学位；以后又转赴英国牛津大学，师从发现青霉素的诺贝尔奖得主弗莱明教授，获博士学位。他是我国流行病学的奠基人。
       1956年，毛泽东横渡长江，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水调歌头·游泳》，一时广为传诵。1957年初夏，毛泽东来上海时，也想过把游泳的瘾，来一次“百里浦江”横渡。苏德隆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向毛泽东进言：“黄浦江水中分离出了伤寒菌，请不要在黄浦江中游泳。”其时，有关部门正在制定“发展农业纲要”，在“纲要”的草案中提出“五年内消灭血吸虫”。毛泽东征求意见时，问苏德隆：“五年的时间够不够，行不行？”苏德隆说：“不行。”毛泽东又问：“七年时间呢？”苏德隆说：“不行。”毛泽东再问：“九年的时间呢？”苏德隆仍然摇头：“不行。”《农业纲要》发表时，消灭血吸虫的时间已经“放宽”到了十二年，苏德隆却不依不饶，继续进谏：十二年的时间也不够。
       他是有资格说这番话的。1949年，上海解放后，驻沪部队遭受血吸虫侵袭，苏德隆向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了自己对防治血吸虫病的看法和建议。建议得到了采纳，兵团成立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委任他为副秘书长。帮助解放军摆脱血吸虫病的威胁后，苏德隆全力投入了更大的防治工程，历时三十五个春秋。
       在科研中的人文精神，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闻玉梅也有着这样的思路，她说，病人把生命交到你的手里，医生这个职业很神圣，责任重大。老师不仅教医学、医术，更教怎样做医生。时隔半个多世纪，她的老师林飞卿的话还如烙印般深刻鲜明地留在她脑中：“病人是人，不是你学习知识的工具，你看的是病人，不是病。”细微见精神，她的老师教她：“听诊器放到病人胸口之前要先在自己手心焐热，听完之后，要负责把病人的衣服扣子扣好；摸肝脏时，不许生硬地按动，要把手放在病人腹上，随着他的呼吸去自然地感觉。”现在，她不仅发扬了在医疗中的对病人关怀的人文精神，还以此传授给她的学生。
       
       人文精神需要培植与呵护
       采访即将结束，我们访问了秦绍德。他是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复旦师生中那根人文精神的余脉能不能得到弘扬，党委的领导是至关重要的，历任党委书记李正文、杨西文、王零、夏征农、盛华、林克、钱冬生、程天权等都高度重视。
       谈到复旦的人文精神传统，或者说复旦精神，秦绍德认为有以下突出的几点：
       一、复旦历来是海纳百川，兼容并包。复旦人很少排外，非常宽容，善于收纳。1952年院系调整，来自19个学校的各个系科连同教授、学者并到复旦工作，工作开展得非常好，从未出现“老复旦人”、“新复旦人”的分别。2000年复旦和上医合并，充分注意保留上医的传统，不搞“伤筋动骨”的迁校,校志分开编写,校友会另行组织,充分尊重它的历史情结。这就好比中文系，当时名家荟萃、各有流派，但相安无事,赵景琛唱他的昆曲,乐嗣炳收集他的小报,朱东润研究他的古汉语。
       二、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保护少数。对于新流派、新思想、新说法，复旦人是见怪不怪，不急于表态。所以新学说和新学科在这里能得到发展和壮大的空间。比如20年代郭任远在复旦搞的心理生理学派，再如50年代谈家桢敢于打破当时生物界独尊苏联“米丘林”学派的局面，用“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科学精神，主张摩尔根遗传学派。当然他当时是受围攻的，但是复旦保护他，后来毛泽东知道此事，也支持了他。还有蒋孔阳的美学学派，当时学术界对于美学已有定论，但他独创复旦学派的美学，也存在下来，站住了脚。另外可举的例子很多，如新闻学的王中、政治学的王沪宁等等。这种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气氛，是学科建设、学术发展的土壤。
       谈到现今复旦学生的面貌，秦绍德说，学生喜欢复旦，很大一个原因是复旦里面有各式各样的讲座，比尔·盖茨、戴尔、索罗斯都来过。但是复旦不捧名人，接待有规格，但绝不夸张过分，演讲完毕，让学生自由提问，交流、碰撞得非常好。现在社会上有人说：复旦大学是上海的“阿拉”学校，意思是招收的都是上海人。这与实际情况不符。虽然地处上海，但这里一半以上是全国各地考来的学生，南腔北调都有。现在在复旦的外国留学生有四千多人，其中一半是来读汉语的，收在国际交流学院，还有一半是来复旦读专业学位的，他们就被“撒”入各个系科，跟班就读，一视同仁。
       谈到如何继续弘扬人文精神，秦绍德说，办好文科各系对此非常重要。现在复旦文科有全国重点学科12个，甲骨文、铭文方面的一流专家裘锡圭先生也于近日正式落户复旦，并且带来了他的一支队伍。裘先生来的原因一是因为他是1956年复旦的毕业生，此行叶落归根；二是以前多次来复旦，感到复旦的学术环境的确好。复旦作为坐镇一方的精神圣地，它不但要保留人文精神，还要向社会起辐射作用。
       秦绍德最后说：人文精神是需要培植、需要呵护的，现在复旦变大了，更要有人文关怀，探讨、研究人文精神怎么延伸过来、涵盖过来的问题。
       （摘自9月24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