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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住广州市番禺区珠江花园的曾先生，最近不是一般的烦。只因为工作的关系，家里墙上多贴了些励志格言，放了些成功学的书，就被警察连续抄了两次家，用警察的术语应该叫搜查。当然，搜查虽然有点手续不全，但也并非事出无因，原因很简单，最近番禺区正在开展严厉打击非法传销活动，曾先生所在的居委会发现他家“有情况”，于是报警，并反馈到区“打传办”，结果曾先生的家就遭了无妄之灾。
       中国人喜欢搞运动，无论什么事，只要是上面交代下来要办的，就发动群众搞运动，并为此设立专门机构，比如“打传办”，整顿治安更是如此，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让违法犯罪分子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依靠群众，首先要依靠居委会，居委会大妈，就是社区治安的眼睛，而且是火眼金睛，在这种眼睛面前，任你什么妖魔鬼怪都得现了原形。早先在北京，大妈们被尊称为小脚侦缉队，一人胳膊上戴着一个红袖标，蹲在街头严防死守，看见生人进来，死盯到底，可以一直跟到人家家去，非把串门的访客查个底掉而后止。没事还东家走，西家看，不请自来，居民家里有什么秘密，多半瞒不住。此次曾先生家里被抄，而且不止一次，就是遭遇了居委会大妈或者类似大妈的人刺探。这种事，如果放在平时也许不会被查抄，但是运动期间，办事的人神经都比较紧张，法律和政策尺度却要宽松得多，于是曾先生就倒霉了。
       我们的民族曾经经历过一个举国上下开展大运动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没的说，谁家有人挨了斗，抄家是难免的，别说专政工具可以抄，随便一个群众组织都可以抄。鄙人的家就被各色人等抄了个够，家里像点样的东西，不是抄没了，就是砸毁了。很有意思的是，那个时候，很多政府色彩的东西都被砸烂过，但居委会大妈却风吹不动，雨打不摇，成为大批判、大斗争的有力武器。好在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而且据说永远不会回来，现在我们国家要坚持依法治国，加强法制建设了，而且物权法也已经出台，十七大精神把尊重人权写入了党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运动能否歇歇？
       在任何社会，治安整治都是一项日常工作，无论治安秩序有多乱，害人的传销有多么猖獗，也大抵只能沿着法律规定整治，运动式地违法“严厉打击”，也许可以收效于一时，但对法治却是一种损害，从长期看，对社会秩序和治安有害无益。道理很简单，执法者违法，受伤害最大的是法律，而法律受损，社会秩序何从维持呢？
       一个人的家，是绝对的私域，我们不敢奢望“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境界，但至少法律上定位为居民自治组织的居委会，不能随意进来窥视和打探，警察也不应根据这种非法的打探而随意查抄，真要是怀疑，证据确凿，需要搜查，那么，拿手续来！
       一个公民，活在这个国度里，理所当然地拥有不受随意监视的权利。如果一个人连吃喝拉撒会朋友，甚至连做爱都有不相干的人知道得一清二楚，那么这个人跟囚犯又有多少区别呢？
       拜托，居委会大妈那双警惕的眼睛，还是收回家去看孙子吧！
       【杨孔翔荐自《南方都市报》2007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