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玳玫《想象女性——海派小说（一八九二——一九四九）的叙事》（以下简称姚著）一书的出版表明，经过数代学者的阅读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仍有很大的阐释论域和很多的待发之覆。与传统审美的文学研究不同，此书以“女性形象”为线索考察海派小说中的文化想象；与流行的文化研究不同，它没有将文学视为文化的衍生物。作为一种叙事学研究，它讨论的是文学叙事如何参与现代文化的想象性建构这样一个问题，包括海派小说如何建构一系列独具意味的人物形象,经由文学图式试图拟构一种什么样的城市人生景观和两性关系,以及如何相应地建立自己的符号系统、文体策略和叙事模式等等。叙事是一种想象性的虚拟行为，也是一种建构性的主动行为，尽管海派小说从上海的里面、侧面或背面，从私人生活不起眼的角落着笔，专写城市人穿衣吃饭、消闲享乐、恩怨恧怼的细节，以此浮现城市平凡而血肉丰满的影面，但“从内在特征而言，海派小说不是以其文学风格而是以其叙事的价值立场、文化态度以及由这种立场和态度派生出来的文体策略和叙事模式，构成与其他小说不同的面貌。它的特征体现在它的文化和叙事的异样姿态上”。海派小说“受二十世纪上半叶上海时空环境的制约而在叙事立场和运作方式上明显地背离文学作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固有轨道。其被普遍认定的重利的商业性、趋俗的民间性、热衷于技法翻新的先锋性后面含有重构中国城市人生故事的策略意图”（5页）。
“叙事”是对经验与事态的组织、安排。作为结构主义兴起之后的人文学科方法论，“叙事学”与结构主义一样缺少历史与时间的维度，但叙事者总是生活于特定时空中的具体个人，前后相继，他（她）们之间仍然有一定的连续性（矫正、补充、加强、悖逆等）。姚著实际上是对海派女性叙事的再叙事：它在不同时期与不同的主流男性叙事“较劲”的过程中，想象了一系列不同的女性姿态，完成了从被叙述到自我叙述的转变。首先是清末《海上花列传》确立了海派小说的“女性”叙事形象。这部在传统言情小说中出现的狭邪小说承续又改造了《
红楼梦》的言情传统，描述十九世纪末浮沉于早期上海的一群妓女与嫖客的日常交往的事情，虽然它也以两性情爱为主旨内容，但又将所叙述的男女之事琐碎化、庸常化，在日常生活框架里建立起普通男女情性交往的叙事式样。“红楼之泽，自此而斩”，海派叙事，自此而始。辛亥时期的“鸳鸯蝴蝶派”以两性情爱和消遣性为两大特征确立了在海派小说的主流地位，形成了“妇女作为叙述的枢纽”的格局。以《恨海》和《玉梨魂》为例，它们直接以女性主人公的情感为引导而展开叙述，使女性情感言说在小说中占主导地位，“惟情至上”的女性主体形象最终成为鸳鸯蝴蝶派想象女性中的形象。在“个性解放”和“以人为本”的五四时期的时代主题之下，张资平的肉欲小说实现了五四小说与“鸳鸯蝴蝶派”小说之间的嫁接，其将性征突出、充满诱惑的女性形象和男性作为叙事主体的想象型叙事模式，使海派小说最终实现现代转型。二十年代中、后期，从“唯美”、“摩登”到施蛰存等新感觉派创作，形成“话语女性化”的新局面。最后是在战争背景下的四十年代，苏青、张爱玲等回归家庭日常生活，让女性在封闭、沦陷的社会环境所形成的庸化、家常的琐碎生活中扮演了时代的主角，最终完成了女性由“他者”写作向自主自为的创作意识和写作实践的转化和跨越。总之，海派“女性形象”是作家们重新安排出来的世界，这个世界有自己的图像、象征秩序和说法，它不是客观现实，而是对一种可能现实的想象。
姚著的再叙事不但新颖，而且合理入情，她确实把叙事学研究寓于文本细读之中，实现了诠释视野与作者视野的融合。全书既非老话新说更非新词游戏，没有方法与文本的分离。不过，阅读姚著，我想到的第一点是，这些被想象出来的女性基本上不是现代城市的劳动者或职业女性，她们不具有现代多数女性的生活环境和工作世界。在《海上花列传》中，是以欢场为环境的带有“公众人物”身份的女性;在“鸳蝴”小说中是新式的才子佳人，是“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在张资平的笔下是激情型、欲望型的女性尤物;在唯美/颓废和新感觉派的作家笔下，是上海浮幻声色中的摩登女性，是“美丽的野兽”、“亡我的恶魔”，刘呐鸥以月份广告牌上的美女为摹本写只有其表没有其里的摩登女郎，穆时英的女性是没有社会文化履历的人;张爱玲的故事发生在“那种中国式的老家庭，墓穴般的古宅，金字塔式的家庭成员等级关系构图，用老钟行老时间、与外界脱节的生活，单调的日子就如走了板的胡琴咿咿呀呀地拉着，拉不完生老病死的苍凉故事”(281页)。
这些人物当然并不外在于历史和现实，但她们确实只是女性的一小部分。想象女性而游离于多数女性的生活实践之外，这是需要解释的。无需女性主义立场就可以观察到，除了极少数的领域，人类的文化完全是男性的。男性创造了工业和艺术、科学与贸易、国家管理和宗教，因此它们不但具有男人的特征，而且在不断重复的施行过程中特别需要男人力量。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的研究发现：“盛行的劳动分工和劳动合作将这些工作同需要男人体力的其他工作因素联系在一起。由于这种历史的、尽管明显不是完全必要的关联，这些职业打上了纯粹男性文化劳动的标记。”“如果向女人开放所有的男性职业（它们具有客观专业化的特点），就给女人硬套上了分化的图式，在这个图式中，女人最深邃的本质力量根本无法表达，从而夺走了女人身上文化劳动的创造性。”（西美尔:《女性文化》，《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学林出版社二○○○年版）这就是说，只有在色情/娱乐业中，只有在日常家庭生活中，只有在具体的情欲、婚姻之中，女性才得以避开男性世界中的制度规范和工作伦理，集中感受并表达自己的性征和欲望。所以，当回归女性日常家庭生活的苏青叙写自食其力的独立女性，并“一步一步地由饮食男女的生活细节铺垫出来的事实:女性如何在家庭生活中活着，如何由一个内敛的家庭妇女磨炼成一个外露的职业女性”时，她不得不发现这些女性“最终又为职业女性的角色而深感失落这样一些事实”。女性的欲望只有在劳动世界之外才有可能，那么这种想象仍然把更大范围的生活空间留给了男性。
与此相关的第二点（也许可以算作与作者的讨论）是姚著通过对海派小说女性形象的研究，意在探讨海派小说如何参与中国现代性建构。通过借用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两个概念，姚著认为“民初以降的海派文化建构，是从‘生活方式’构建入手的。它经由各类物质途径而呈现城市的新景观，进而引出‘我们应该怎样生活’一类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与海派文化是通过两条不同的构建途径，从两个侧面，同时向中国现代化目标推进的。如果说，‘民族/国家’论说是基于对一个新民族、新国家的呼唤，想象并试图创造一个新中国，那么，生活方式的叙述，则是基于对新生活的虚拟，想象并试图推出所谓的‘现代夫妻’、‘现代家庭’、‘现代女性’”（95页）。海派小说的女性叙事体现了某种现代性意图是肯定的，但这与吉登斯的“生活政治”似乎还不是一个概念。
在吉登斯看来，“解放政治”是一种力图将个体和群体从对其生活机遇有不良影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行动，它力图打破过去的枷锁，也力图克服某些个人或群体想支配另一些个人或群体的非合法性统治，它所关心的是减少或是消灭剥削、不平等和压迫，相应地产生了正义、平等和参与等必须履行的责任。而“生活政治”则假定（一定水平的）解放就是从传统的僵化中以及从等级统治的状况中解放出来，所以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就成了具有潜在激进后果的政治行为。吉登斯认为:“生活政治并不主要关涉为了使我们做出选择而使我们获得自由的那些条件:这只是一种选择的政治。解放政治是一种生活机遇的政治，而生活政治便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生活政治”也即认同政治，它赋予那些受现代性的核心机制所压制的道德和存在问题以重要性，比如学生运动、妇女运动以及自我与身体、生殖、生态、全球系统等问题都是生活政治的主要论题。“生活政治”意义上的政治既是指国家的政府领域中的决策过程，也指用以解决趣味对立和价值观抵触上的争论和冲突的任何决策方式。所以，第一，“解放政治”以“人的解放”为目标，它并不具有什么“内容”，只不过反映了现代性的特征倾向，即把先前决定人的生活的社会与自然世界置于人的控制之下，而“生活政治是一种由反思而调动起来的秩序，这就是晚期现代性的系统，它在个体与集体的层面上都已极端地改变了社会活动的存在性参量”（《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一九九八年版）。显然，“生活政治”并非是与“解放政治”并列的现代政治，而是源于“现代性内在参照系统的延伸”，简单地说，“解放政治”先行而“生活政治”后继。事实上，吉登斯的“晚期现代性”的具体内涵就是一般所谓的“后现代”。海派女性形象的政治意义似乎只有在晚期现代性或后现代性中才成为主题。第二，虽然后现代政治关注日常生活实践，主张在生活风格、话语、躯体、性、交往等方面进行革命，但其目的却在于推翻特殊机构中的权力与等级，将个人从社会压迫和统治之下解放出来，解放受到资产阶级社会现实性原则压制的创造性精神，而这显然不只是在生活领域的事情。在《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年版）中，吉登斯特别强调:“生活政治不是（或不仅仅是）个人生活的政治;涉及到的要素遍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包括的领域非常宽泛”，比如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劳动与经济活动，“生活政治涉及的是集体面临的挑战”。如此，则海派叙事由于其女性只是在现代性安排她们的生活环境之外提出自己的诉求，缺少广泛的社会实践的欲望，其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从这个意义上，姚著的细致分析和深切理解中缺乏一个批判性维度。而对于姚玳玫这样一个优秀的作者，读者是有权利这样期待的——我不认为这只是一个男性读者的期待。
二○○五年七月
（《想象女性——海派小说（一八九二——一九四九）的叙事》，姚玳玫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四年版，3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