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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文家兼时评家鄢烈山先生《“向县长送钱是惯例”的拐点意义》被《杂文月刊·选刊版》刊在2007年第10期首页。读后，确实“令稍有廉耻和正义感的中国人都难以心平气和”。然而我想。你“不逆来顺受地容忍”着，又能怎么样呢?
       一些贪官污吏在屡屡把手伸向社会时有被捉的情势下。他们看好了党政机关内部各部门和直属公务人员。除过丑恶至极的买官卖官复燃蔓延外，对部门及个人办公经费和薪水津贴的克扣与盘剥也是时有发生的。鄢文所论山西和顺县机关各部局为了争取应拨的办公经费而“无一免俗”地向县长送钱确实是惊世骇俗的一大丑闻。但在我泱涣大国，也绝不止此一地一县一人。鄢先生的文笔尖锐泼辣，批判议论又入木三分、深中肯綮，但也未必就能触动得了官场既深且厚的制度弊端和贪官污吏们的丑恶灵魂。这里，套用先生文中一句，我不奇怪，也不震惊。鄢先生知道的、评论的只是已曝光落马的一个县长“一支笔”批钱捞钱的个例，而笔者多年来所见到的、接触的却是一直未曾曝光落马反而步步高升包括数任财政局长在内的“一支笔”捞钱的众多丑生相。
       原先，我所在的部门是个清水衙门，手中无权，为了讨要工作经费。确比攀登蜀道还难。部里几名正副部长拿上申请报告轮番儿向财政局跑，然大多时候却是连本是同僚的财政局长的面都见不上，偶尔堵住了，也是热脸碰上冷屁股——“没钱”。找主管县长吧，那脸更难看。话更难听。记得一次我犯急顶了一句，“咱县财政收入不是在全市名列前茅么?全县30多万人口，按上级规定‘每人1角钱’预算经费，全年也应拨款3万多元吧!”而他们却冷冰冰地说，“我们县财政搞的是零预算。”而上级和书记却不管这些，总是要求声势大一些，场面壮观一些。政绩显著一些。后来，我调到一个牌子更大水更清的机关工作，这个机关经费是借每年年初“两会”的名义成倍地加大会议经费预算，一旦经人大通过。红头文件加上办公室女主任的八面玲珑，方能、从财政局拿回三折六扣后的款项，然后再千方百计地节减，才可维持一年的工作经费。再后来。我因腾位离岗，一次与原监察局长和信访局长闲聊，听监察局长说他每次去财政局要经费，总是一手拿申请报告。一手掂着厚厚一沓举报材料，半正经半开玩笑地对财政局长说：“老弟。最近又有不少人写材料反映你受贿包二奶，的事儿，可得收敛些呀!”财政局长忙陪笑脸，便知趣地在报告上签了字；而本无多少权的信访局长却透露了他讨经费时则采取三、七分成法。每申请一次经费，就先送给财政局局长十分之三。长此以往，讨拨两便，心照不寅。机关里除过“纱帽发放”部门之外。大多都是用的如此“妙法”。反正都是财政的钱，一送一拨，中饱了权力者的私囊，损害了纳税人的利益。
       另外，除完全赞同鄢文观点外，我还想再多说的是：县长“财政一支笔”是与书记“纱帽一把手”相对应的。如果俩人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做事为民或者势均力敌同流合污沆瀣一气祸国殃民，书记享受的政治待遇，县长也能得到大半；县长得到的好处，书记也少不了一份。一旦闹僵，就会像某大学书记告校长，结果俩妞全暴露，双双入囹圄；而一方强势，另一方弱势，则会出现弱肉强食、鸠占鹊巢的现象。比如我们原来的书记比较正直，行政也较规矩。但干了不足三年，未满一届硬是让手段多多的县长拉拢了一帮子给挤走了。而那个县长当了书记后。便与昨日哥儿们相称的副县长今天之县长明争暗斗起来。时过不久。书记就把汽车出租公司的一哥们调进机关，提为财政局长，把一股长提为教育局长，并以直管的组织部副部长兼任人事局长。一次三要害部门易人，就让那个县长目瞪口呆，只好找门子平调到市直机关去了。后任的几位书记，学有榜样，每当上任伊始，首先换的就是财政局长莫属了，什么小白脸秘书、乡镇干部、学校教师，虽都对如何理财一窍不通。但因是书记的亲信，“不行也行!”这就是很不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唯权与钱是举”在官场的彰显。还可从腐败落马的县委书记李铁成、林龙飞、张改萍、杜欣以及与崔县长同为山西省的翼城县先县长后书记武保安之妻所言。当书记与当县长就是不一样，当县长数年弄的钱还没有当书记8个月弄的钱多云云。
       话扯远了，似离开了原文原意。财政腐败，固是丑闻，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固极重要。但与买官卖官之丑恶，官帽发放体制改革比较起来，毕竟后者紧迫于前者。重要于前者，全局于前者。历来的腐败都是权钱交易，以权捞钱，以钱谋权，那个崔保红县长何尝不是如此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