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榴树上结樱桃》显然是一个风趣的书名。翻开这部小说阅读几页，人们立即开始进入某种温和的戏谑风格。这不是写作《午后的诗学》的李洱，也不是写作《花腔》的李洱。《午后的诗学》之中的俏皮和幽默包含了“知识分子”对于博学的夸耀;《花腔》的大量口语将内在紧张性隐伏于矛盾重重的往事叙述之下。《石榴树上结樱桃》真正地放松下来。这部小说的故事讲得神闲气定，举重若轻，一副游刃有余的架势。放松的重要标志是，叙述之中人为的、矫揉造作的斧凿痕迹愈来愈少。
这无疑表明了李洱的才华，同时还表明了李洱对于乡村生活的稔熟。分析显示，这部小说的多数局部不是靠气势如虹的情节驱动，而是由众多细节一波一波地推演。人们可以用“乡土中国”、“现代性”、“民主实践”以及别的一些大词谈论这部小说的主题，然而，重要的是，李洱为这些大词补充了细腻的日常纹理。李洱在一篇报纸的专访之中提到，“叙述密度”是小说的必要品质，松松垮垮的小说无法卒读。显然，这种品质不仅取决于叙述语言的组织，同时取决于洞察叙述对象的深入程度。不难猜想，《石榴树上结樱桃》如此从容地将官庄村的日子针脚细密地铺开，李洱肯定拥有想象乡村生活的巨大库存。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李洱的官庄村已经与鲁迅的未庄或者沈从文的边城拉开了漫长的距离。《石榴树上结樱桃》展示的是现今的乡村政治，这些故事的脉络必须衔接于当代的政治文化。村民自治选举制度刚刚普及不久，主人公孔繁花谋求连任村长。这部小说的全部内容即是，孔繁花的竞选以及出其不意的败北。耐人寻味的是，现今的各种文化冲突并没有投射到这部小说之中，李洱给出的一个个细节趣味横生，同时又入情入理，一切都显得如此“熨帖”——的确，我想用的就是这个词。
显而易见，人们的语言空间业已是各种文化冲突的汇聚之所。通常，会议厅里的辞令无法通行于家庭餐桌，利用手机短信发送的“段子”和报纸第一版的社论不可通约。许多人不得不穿梭于众多隔绝的小型话语体系，一套又一套不同的语汇将自己装扮成毫无原则的语言变色龙。一个官员上午在麦克风前滔滔不绝地表白“一身正气，两袖清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晚间在宴席上与陪酒女郎打情骂俏，或者向下属索要贿赂;一个教师在课堂上再三叮嘱学生襟怀坦白，无私奉献，转过身来教诲自己的儿子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从“人之初，性本善”的传统训诫、MBA课程的案例分析到歌星演唱会上“粉丝”的尖叫或者街头嬉皮士们玩世不恭的腔调，从小公务员对于上司的恭维、商品广告的夸张许诺到含情脉脉的卡拉OK歌词或者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如此之多的话语体系竞相登场，发展自己的语言部落。令人惊异的是，这些话语体系背后的元叙事已经消失。破碎的语言空间无法有机地缀接和缝合，各种价值观念之上不存在一个统驭的基本原则。一种精神分裂式的症状开始在语言生活普遍出现。李洱曾经专注地考察这种分裂如何发生在知识分子群落。我在谈论李洱的小说《午后的诗学》时说过:他发现知识分子“逐渐对于高悬于头颅上方的种种大字眼——例如真理、理性、历史、思想、信念，还有诗——失去了信任，他们已经无法从这些大字眼之中赢得生活的动力”， “他们嘴里的诗句或者名言已经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断了联系。从尼采到马拉美，他们仍然旁征博引，左右逢源，但是，按照李洱自己的解释，他们的灵魂已经进入缄默状态。这是一种骨子里面的贫乏。这时，柏拉图的格言或者海德格尔的观点仅仅是调侃情敌的论据，雄辩滔滔、巧舌如簧不过是说服某一个权威的评委给自己的妻子打上更高的分数——知识只是世俗生活之中某种得心应手的工具。换言之，这些知识分子不再是真理的求索者，不再是孜孜不倦的思想者；他们浮游在种种观点的碎片之间，成为东拉西扯地卖弄嘴皮或者文笔的人。”当然，仅仅将这种状况命名为“后现代”无济于事。现今的问题毋宁是――这种分裂还有没有可能重新聚合为卢卡奇所谓的“总体”？
这个意义上，《石榴树上结樱桃》给我带来了另一种奇怪的感觉。尽管这部小说所容纳的话语成分十分繁杂，但是，分裂并没有成为明显的表征。《石榴树上结樱桃》内部仿佛出现了一个奇特的平台，各种话语成分都在这个平台上各司其职地安然运转。从“日落西山红霞飞”、GDP增长百分之十五、台湾海峡局势到“鸡巴问题”，从先进文化的涵义、“人心都是肉长的”、女权主义动态到孔夫子的“克己复礼”；从手机、信息、高速公路、“犯上作乱，欠揍”到把“welcome”听成了骂娘的“我靠”；从张冠李戴的刘德华语录、卧龙先生的《空城记》、官场经验交流到马克思的生日考证，这些语言碎片交叉在官庄村上空，有条不紊，各得其所。荤的，素的，黑道，白道，高头讲章、窃窃私语，一大批南腔北调产生了某种奇特的统一。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这种统一如何形成的？
首先，完整的故事提供了统一的骨架。村长竞选，计划外怀孕，出逃与围捕，各色人等粉墨登场，合纵连横企图收揽权力核心。《石榴树上结樱桃》基本上保持了孔繁花的视点，纷杂的人事纠葛仿佛都在掌控之中。李洱对于故事的调度不露声色，以至于那个谦恭的孟小红突然成为通吃一切的大牌时，读者与孔繁花一样大惊失色。当然，这不是生硬的情节逆转。重新阅读可以察觉，蛛丝马迹如此之多，只不过一叶障目的孔繁花视而不见罢了。这一切无不表明，李洱成竹在胸。从丰盛的细节到出人意表的结局，故事的缰绳始终牢牢地拽在他的手中。如此强劲的故事逻辑全面地驯服了活跃于官庄村的各种话语成分，有效地遏制了它们的分裂倾向。
另一个驯服官庄村各种话语成分的因素是美学风格。《石榴树上结樱桃》自始至终是一出轻喜剧。这部小说的叙述者人情练达，脸上挂着悲悯的微笑。他多半置身局外，叙述者与故事的距离即是幽默与调侃的空间。由于叙述者的智慧，种种矛盾的价值观念并没有迎面相撞，以至于不得不分出个青红皂白。相反，它们被巧妙地处理成一系列喜剧式的修辞，例如轻微的反讽，滑稽的大词小用，机智的油腔滑调，无伤大雅的夸张，适度的装疯卖傻，如此等等。这时，开怀一笑就可以将严重的问题暂时搁下。也许，小说之中的“颠倒话”是一个足够说明问题的例子：“颠倒话，话颠倒，石榴树上结樱桃，兔子枕着狗大腿，老鼠叼个花狸猫”——尽管这种歌谣的内容明显悖谬，但是，谁还会在笑过之后迂呆地给予理性的批判？如果理性无法解决元叙事问题，喜剧的确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至少，笑声有助于缓解精神分裂症产生的忧郁之情。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日常知识的证明——经验告诉人们，各种话语成分背后存在“生活的统一”。乡村的生活氛围大度地兼容众多迥然相异的词汇。现今的乡村干部必须抡得动十八般兵器，正经的时候像个训练有素的理论家，转过身就能拉下脸骂娘;即使为了一个正当的目的，威胁、利诱、哄骗仍然是一些不可或缺的手段。乡村的行政机器开动的时候，各种话语成分都可能成为支持运转的能量。李洱洞悉这部机器的一切秘密。没有离谱的情节，没有失真的场景，他的讲述丝丝入扣，同时又分寸得当——“熨帖”首先是一个现实主义意义上的肯定。
然而，另一个意义上，“熨帖”会不会也可能成为问题的所在？
《石榴树上结樱桃》并不是所谓的“乡村政治闹剧”。人们没有理由想象一种正版的政治:无私的，理性的，清洁的，计算机般精确的;所有的人都在专注地阅读决议和一丝不苟地投票。必须认识到，乡村政治的常态更多地体现为赤裸裸的利益争夺，琐碎的纠纷，权力的角逐将分散在微观的日常管理职能之中。站在猪圈里打手机商议村委会主任的人选，这是乡土气十足的民主形式。然而，一个小谋略，一个小诡计，接下来又是一个小绊子，这就够了吗？当然，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出乎意料的故事结局肯定有令人一震之效。然而，这仅仅是情节的震撼而没有造就内心的震撼。对于官庄村的村民说来，孟小红当政也没有什么不妥。因为助手篡位，无法连任的孔繁花丧失的无非是签字报销发票的权力。这种小悲剧或者小失意甚至不会干扰《石榴树上结樱桃》的轻喜剧风格。那么，激越的声音在哪里？有没有可能触到生活深处的强烈搏动？各种话语成分的深刻矛盾会不会在某一天突然浮出地表，然后四分五裂？新的企望仍然存在吗？这些问题似乎仅仅是一些多余的奢想。的确，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持续，官庄村的生活没有什么内容可以提到历史的高度给予评说。
《石榴树上结樱桃》疑影重重，种种细节密不透风。但是，如果后撤一步，这部小说又会显得清浅明朗，轻快流畅。这里没有深不可测的渊薮，超出平均数的奇特人物，甚至也没有乡村故事之中常常冒出来的幽灵或者鬼魂。李洱的叙述挥洒自如，仿佛什么都逃不出作家的火眼金睛。然而，圆熟的叙述是否同时表明，作家并没有及时地发现可能打破生活现状的力量？正像人们在文学史上常常见到的那样，一个作家如果不是打着饱嗝对于生活现状表示心满意足，他必定会挖空心思地搜索各种反叛的能量，甚至不惜生硬地采用神话或者象征隐喻这些能量的存在。这并不是否定精致的表象描写，而是指出隐蔽在表象背后的另一些活跃因素。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张力，《
红楼梦》仍然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范例。如果仅仅是大观园的精雕细琢而没有太虚幻境的奇幻，这部小说的丰富性将大为削减。
毫无疑问，简单地将“熨帖”解释为对于《石榴树上结樱桃》的贬抑，那肯定错了。没有任何理由认为，细腻或者丝丝入扣是一种缺陷;也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只有莫言的奇诡或者阎连科的怪诞才有资格进入乡村的现实。无论如何，《石榴树上结樱桃》的轻喜剧风格炉火纯青。农民形象与喜剧之间的联系是一个源远流长的文学史谱系，李洱无疑是一个成功的继承者。我想提出的仅仅是问题的另一面——一种美学风格同时也可能成为另一种遮蔽。换言之，轻喜剧风格的机智和微妙会不会过多地吸引了李洱，以至于他没有腾出足够的心情对付另一些严峻的问题——例如，是不是需要以及如何打破乡村生活的现状？
《石榴树上结樱桃》之中有一个县长说，计划生育不仅是裤裆里的事，而是关系到国计民生、资源枯竭、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地球变暖等一系列问题。这是一个事实的陈述，同时还是一种喜剧色彩的赋予。然而，喜剧所引起的笑声是否可能掩埋事实内部的另一些因素——例如激烈的冲突、无告的泪水乃至暴力和血腥？同样，《石榴树上结樱桃》的故事内部隐藏了某些危险的岔路。孔繁花意识到，查账可能迅速地扼住对手的喉咙，这是一个尚未动用的秘密武器;另外，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河边的造纸厂都是一个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那么多孔繁花没有料到的权势人物——包括她妹妹——入股，这显示出经济利益能够多么轻易地瓦解乡村政治内部种种脆弱的联盟。总之，一旦利益开始介入，问题的严重性就会以几何级数增加。这些藏在阴影里的情节远比孔繁花与孟小红或者孟庆书的勾心斗角激烈。很大程度上，村民自治选举形式一开始就与利益的重新分配息息相关。如果作家仅仅徜徉在喜剧因素之间乐而忘返，这些方面的内容将被轻轻地放过。
这些问题将深刻地涉及文学形式与生活的关系。显然，通常的小说无法承受这些问题的分量。这已经充分证明了《石榴树上结樱桃》的成功。然而，如果李洱愿意向这些问题挑战，才华以及乡村生活的稔熟就不会再是成功的全部条件。李洱会想得更多。
（《石榴树上结樱桃》，李洱著，江苏文艺出版社二○○四年版，16.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