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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七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十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的闭幕式上有两个讲话。第一个讲话的是著名的生物史学家伊芙琳·福克斯·凯勒，第二个是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的所长克里斯托弗·卡伦。
       凯勒教授谈到了生物学和分子基因学的新发展。她将人类基因图谱描述为过时的生物学的终点。因为这种老套的分子生物学将注意力放在有机体的局部，而不是放在有机过程内在的动态关系上。老的生物学把注意力放在“基因”上，把它看作一个有结构的物体。新的“系统生物学”继承了人类基因图谱的生物学，但是更重视允许基因信息表达的细胞动力学。凯勒认为新的系统生物学现在正以一种不同以往的方式看待自己的任务：生物学家们现在必须懂得关系、过程、时间性、翻译、复杂性、沟通、网络运作和流动性。但是她也指出生物科学没有语言学、哲学、文化的工具来做这项工作。在她讲话的后半部分，她强调“文化比较”也许是必需的，可以帮助新的系统生物学发展出一种适当的语言。
       随后的克里斯托弗·卡伦的讲话回顾了李约瑟的生活和工作。他说李约瑟坚持用一种宽泛的比较的方法来理解世界科学，对二十世纪的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我们这些研究中国本土科学的人知道，李约瑟一些关于中国科学的哲学基础的写作现在仍然是用英语写得最优美也最有说服力的。但是他的作品——许多是关于中国数学、天文、医学以及相应的自然哲学的敏锐研究——通常并不为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西方自然科学的哲学家们所阅读。甚而，科学家们自己也从来不读。所以凯勒指出新的系统生物学家们迄今还没有发展出一个关于过程和时间性、关系和网络运作的语言，她说得没错。对于可以在东亚历史中找到的关于自然的语言，西方生物学科学家们一直系统性地无知。这是一个遗憾。
       那么，我们这些了解中医历史与实践的人，可以做些什么来弥补这种令人痛心的无知呢？中医的全球化是否可以扩展到临床实践以外，与更加理论化的和已经获得高度评价的知识形式对话？所有受教育的人是否可以开始在中医中找到灵感？中医能否不但帮助人们调理他们的疑难病症，还开始帮助他们思考？
       人类学比较
       六十多年前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埃文思-普里查德说，“人类学只有一个方法，即比较法。同时那又是不可能的”。从那以后，人类学家们在许多层面作了各式各样的比较，尽管事实上“比较是不可能的”。他们比较了各种形式的理性，亲属关系的准则，烹饪、卫生和工匠的技术，交换的系统，宗教的符号象征体系，自然的概念等等。他们还比较了不同地域的文化。以“高度文明”的中国的后代的眼光看来，这些比较也许有点荒谬：你怎能把一个自诩有“几千年历史”的深远文字文化的符号象征体系，与中非的一个“文盲”歌手或一个讲故事的人相提并论？怎能把一个现代城市中的高科技医院的治疗实践与那些南美农村泥瓦房里的“巫师”治病相比？然而，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些比较法奇怪或者令人惊讶？在社会学领域我们觉得应当只比较处于所谓同样的“复杂性程度”的单元。“中国”和“欧洲”的比较可能有效，但不能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农村比较。北京可以和上海比较但不能和甘肃的一个县城比较。现代的和现代的比较，原始的和原始的比较；而在现代和原始社会之间进行比较只会产出一种进化论语言：看看我们现代人已经走了多远！
       这种复杂性程度的概念依然支配着大量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思维，但是最近几十年文化人类学已经不太倚重于它。部分原因在于文化人类学理论的变化，尤其在美国，自一九七○年代，就有了语言学的转向。以生物学的进化论看来，所有人类都同样赋有人的特征，我们可以注意各种社会群体的语言、思维和文化生活而不必考虑这些群体是否更加发达或不发达。一些数目最小的人群，尽管没有他们自己书写的历史，他们的语言所显示的结构上的复杂性却远远超越了英语或汉语（纳瓦霍是一个经典的例子）。有些人群制作数目相对较少但相对轻便的工具，他们有着大量关于自身所处环境中的动植物的知识。一些没有文字的群体在他们标准化的表演形式中有着大量的历史故事（印度吠陀人很长时间采用口传的方式）。当我们比较语言、知识或叙事时，人都是人，比较的基点与“复杂性程度”无关。无论何处，社会生活都是复杂的。
       比较与中医
       现在想想中国医学与西方生物医学都是以怎样的方式作了比较。哪个系统更“复杂”？当然这两种医疗实践形式在技术层面似乎不可比：二十世纪的西医发展出了大范围的工业诊断和治疗技术，将其对身体的感知推到分子水平，并学会了在视力不及的地方以分子生物学和纳米技术进行干预。二十世纪中医有什么典型技术呢？我只能想到一种真正中心的技术：写作。临床看来，在中医大部分的历史中，它的长处正是在于写在纸上的笔记和印在书籍中的讨论，它们或出售或在私人圈子中流传。以“技术发展水平”为基准的比较将中医改革家们推到一个死角：如果进步是以技术发展衡量，中医一定是极端落后的。它惟一向前的出路就是尽快采用一种以中医方式诊断和治病的高科技（西医式）的机器。当然我们已经看到这样的一些机器：脉诊仪、电针、计算机模式的辨证论治等等。不过，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中医专门的工业技术可以真正取代中医的传统方法。
       当然有些人反对只有技术才能衡量一个社会或医学体系的发展程度的想法。一些人指出中医已有包括方剂、治法、病案经验以及理论争论在内的庞大文献，提议应该认为中医是以其自己的方式而高度发展的。中医也是“现代医学”，不过是一种不同的现代。其他人强调老中医们所体现出的对临床技术的精深掌握，在一定意义上已经太先进以至于不能再退而倚靠那些标准化机器提供的不可靠、不灵活的信息。在这样的情况下，比较的范围最终被缩窄了：临床有效性成为这个还是那个医学更加高人一等的主要标准。否则这两个体系就可能在认识论上是并行不悖的，但本质上相当不同。
       那么，还有必要认为它们是两个体系么？人们不断在把中医与西医作比较，并在此过程中两者皆被看得比它们自身更加分离、自主，也更同质。中医不一定就是经验性的，西医也不一定就是科学性的。对某些疾病，二者可能都会（或不会）“治本”。西医也包括一些（像中医一样）完全属于临床的专长并以身体的功能生命为中心。只要病人预期它们有效，这两个治疗的方法就都会有效。同时，中医又在不断地围绕着西医的疾病分类学来组织自己并越来越依赖西医的诊断和治疗技术。随着这样的“科学化”过程的进行，我们还能从哪一点把“中医”作为一个分离的“体系”来谈？
       另一些形式的比较
       在我开头提到的讲话中，凯勒教授将比较的基础转到了形而上学和语言的层面。她的观点是，生物学缺乏一个正确的语言表达方法和一套有用的概念来表达它刚刚开始在基因动力学中瞥见的能动理论。这种观察问题的层面的转移（从事实、方法和技术转到哲学和语言）使得她能够转向东亚的语言学和哲学资源寻求灵感。她这一策略的结果之一就是表明，对于科学的未来，东亚思想也许比西方的科学思想更有希望。卡伦教授的讲话更是提醒我们，李约瑟已经对不断进行的中国知识体系与西方科学的比较——一种狭隘的在进步/进化观点下的比较——做了干预，他坚持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有一个长期的科技革新的历史。换句话说，李约瑟通过拓宽科学的定义改变了比较的基础。对他和他的合作者来说，科学不能只参考局限的欧洲的地方知识发展来定义。
       这些观点都对一个仍然很有权力的东西比较模式——有时称其为东方主义——做出了干预。东方主义的比较——总是一个巨大的高度概括的“东方”与一个巨大的高度概括的“西方”的比较——是完全全球化的；我们发现它们在中国的使用频率和我们在欧美使用的频率一样高。如许多批判的学者所言，这些东方主义的比较最终会离开与“东方”相连的传统与实践而使之显得能力不够。凯勒和卡伦教授都寻求削弱主流东方主义学家们以欧洲中心主义看待中国的科学，并为比较找一个合适的基础，在此之上中国传统的优势也许会更明显也更受到重视。我们必须记住的是，即便中医以各种形式迅速地流传到其他国家，还是免不了被以一种东方主义的眼光看待。草药和针灸在国外太容易被看作“东方”精巧、神秘、宇宙符号体系的范例。换句话说，迷人但与切合实际、实用的科学发展无关。
       我想另提出一些比较方法，希望它们不那么容易走向过于简单化和本质化的东方主义。我首先以无论如何比较总是在发生为前提，然后探询怎样能够使比较这一过程更有创意也更促进中医的发展？因篇幅有限，在这里只探讨两种可能：一个是关于病人的需求和欲望；另一个是关于手艺，或者说通过实践掌握知识。
       医学人类学与病人观点
       中医在美国被划为“补充和替代医学”。生物医学是官方支持的主流，但美国人也找中医和其他非生物医学的疗法看病。他们寻求“替代医学”的原因很多，不是所有的都有道理。但是他们的原因和他们作为消费者的选择已经成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医学社会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开始认识到，补充和替代的医疗服务代表着美国经济中“健康部分”的迅速增长。越来越多的钱花在针灸、按摩和草药上，还有脊柱按摩疗法、顺势疗法以及自然疗法等等。
       医学人类学家一直以来就对患者对医学的观点很感兴趣。他们已经开始不仅在美国也在全世界调查那些选择补充和替代医疗的人们的动机和经验。他们已经表明，人们更多是在西医治疗失败的时候寻求替代医疗；所以，中医在中国已经为人熟知的状况与美国和其他地方是类似的：一些人认为中医尤其擅长治疗慢性病和疑难病的症状从而最终达到治愈。
       这些转投中医的病人——有时处于绝望之中——也作比较。他们相信中医比生物医学“更有整体性”，或者更“自然”，或者更“重视精神”。（必须指出我不大同意这种把中医特点本质化的观点，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他们对这些词的使用在英语里的含义和中文是相当不同的。）而且，病人也将他们自己对生物医学的技术及其（如他们所说）“非人性”的不满带到他们与某位针灸师或按摩师的经验中来，并且——尤其如果他们的状况改善了——他们会用词语来形容他们所感受到的不同。换句话说，他们是在症状和体现的自身经验这一层面，比较中医和其他治疗方法（不止是生物医学）的。
       尽管看到在美国的中医实践中存在一些文化误解，我还是觉得应当认真对待非中国人的中医病人的经验，他们是中医的全球化的一个方面。显然，针灸、按摩和草药在美国人、非洲人、英国人和俄罗斯人的身体上有确定的直接效果。这些效果与病人或大夫所使用的“文化词汇”毕竟无关。尽管医学人类学已经讨论了很多关于“信仰”的问题——“你信不信中医？”——要理解医疗效果，它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因素。针灸甚至可以在半信半疑中缓解疼痛，汤剂可以在人们甚至都不知道往下咽的是什么的时候改善（比如）消化。
       几年前医学人类学家经常使用“解释模式”的说法，比如，他们认为中医对中国人最有效，因为中医大夫的解释与中国病人的文化模式最为一致。他们假定，在医生与病人拥有相似解释模式的情况下（比如在前现代的中医实践中，或者在美国的诊室中有与我一样的大学教授寻求生物医学治疗），治疗总会更加有效。而且，病人往往会找与其解释模式相同的大夫看病。最近许多研究已经表明这种常识性的研究方法并不如听起来那样有效。我们认识到我们并不太理解病人和医生关系的解释模式，而且实际上在他们的观点中没有最初所想的那么多的一致。还有，如果确有解释的一致，那更多是来自临床的会面而非先验的存在。
       不过人类学中“信仰”或“解释模式”方法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局限性，那就是它没有考虑身体的生命。病人总在关注他们症状的改变和其他的身体经验。他们不但用治疗的合理性来衡量疗法是否有用，更要紧的是，他们会参照他们整体经验中的各种治疗效果来衡量。他们重视一种自己秘密的因果哲学，其中个人习惯如吃与喝、动与静，与药物和临诊同样重要。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比较中医和其他有效干预疾病的方法、场所不仅有临床和教科书，实验室和专家会诊；还有——也许更为常见——患者的身体。
       当我们想到中医的全球化时，把患者的身体看作比较的场所会有怎样的影响？首先，我们必须倾听病人的话。他们在中医里看到了怎样的特殊优势？我们是否有方法保存和发扬这些优势，即便它们显得“不科学”？比如最近《读书》杂志（二○○五年第九期）发表的一个关于中医的研讨会中，有一位发言人接受过中医治疗，他指出在他的经验中中医有下列优点：大夫重视病人自己主诉的症状，并且每次看病都配专门的药以配合他身体状况的变化。他认为这种实践把“人”放在医学实践的核心。可是，这些优势在依靠标准化的疾病分类和实验室检测结果优先分析病人症状的那种现代化中，正在被慢慢销蚀。然而，即使美国人也看得到，但也还经常选择中医的这些优势！
       第二，世界各地的人们在有过中医疗效的直接经验后，常常会在事后，在他们离开诊室以后，去学习中医的“解释模式”。在美国，我知道许多人接受中医治疗后有很好的经验，然后找我咨询他们可以读哪些有关的书籍。不幸的是，用英语出版的中医文献大多粗制滥造。而且读者们在学习“中国”的过程中往往带有太多个人主义和基督教的想法。不过一些有趣的新鲜想法还是会通过中医门诊这样的医学渠道潜入他们的思想。应当鼓励这样的过程；但我们必须更加努力生产出更好的翻译文献，更好地解释中医领域提供的真正的复杂性和深度。
       比较医疗艺术（和手艺）
       关于中医及其过去与未来的讨论总是把“科学”作为衡量中医的标准。一直存在着这样的假设，那就是任何有价值的医学一定是科学的。已经有人批评了这样的观点，但我很少看到除此以外其他的比较和标准化。中医总是不被称作“科学”就是“传统”。结果表明两个词都没有帮助这个领域前进多少。也许部分原因是“科学”在英语和汉语中都是很有权力的一个词。它的含义来自与“艺术”、“文化”或“人文”的对照。对方越强，科学的含义就越纯粹抽象。但如果科学绝对不是艺术、绝对不是文化、绝对与人文无关，那么我们就不知道科学家是何种奇怪的动物了。没有实践技巧（即艺术或手艺）、没有文化（即价值、趣味、语言）的人？这很难想像。
       将科学和科学家放回到他们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中，有个相对较新的领域——科学学正在做这项工作。下面我集中谈这项工作的一个方面，关于手艺的问题。
       设想一个手艺人——制陶者或木匠——的工作。对这位有技术的工人来说，他的作品来自许多事情的相互作用。我们至少可以拉出这样一个单子：落实设想和计划、做什么可行、材料的限度、由多年经验养成的习惯、忠实于师傅的方法、对质地的独特审美、集体搭造的工作条件，还有偶然和幸运。这个手艺人的工作会牵入他整个的身体，可能尤其是他的有多年经历、已经掌握了技术的双手。因此，一个好用好看的碗或凳子是多种因素汇聚的结果，大多因素还没有被理论化或是有意识地想过。如果作品好，手艺人会很高兴地把做出好作品的喜悦加在工作中。他自己不关心绝对真理、个人自由或社会革命。相反，他满足于服务、维护、提高生活。
       对我来说，这听来很像医学临床工作。也不仅仅是中医。西医有经验的大夫也有手艺人的双手和审美。临床大夫知晓哪些关键症状要警惕，怎样在每个病案收集的大量信息中分清主次，知道病人愿意做难受的测试或治疗的限度，还有很多。对于手艺人和临床大夫来说，甚至对在实验室做研究的科学家来说，很多集体性的标准不是来自科学研究而是来自周围同事的规范。更为重要的，在看病人和管理病案的日常工作中也有审美的价值观。有更好的和更坏的、更满意和不太满意的解决问题、处理诊疗工作的方法。因此，我想临床医学的实践工作为比较中医和其他形式的知识和治疗提供了另一个基础。
       我简短提一个与中医无关的例子。我曾指导过一篇博士论文，其田野研究是关于美国一个很大的研究性医院的放射科的日常工作。做研究的博士生桑德斯（Barry Saunders）也是一个行医的大夫；他研究的放射科大夫们是他的同事，他也非常了解他们工作中的技术成分。他到各种会议上听他们关于X光、CT和核磁共振的讨论，他观察他们制作用于分析的胶片和电脑记录，他还跟他们一道出差到大型专业会议上去报告他们的临床研究（也跟他们一道买新仪器）。最终他同样把他们的工作看成一种手艺。即便放射医学被认为是最“智慧”或“智力”的专长之一，放射医学家们也很少为病人提供直接的临床服务，他们的工作还是远远超出了纯粹“科学”的领域。桑德斯认为放射医学家们“看”的方式是通过在专家群体中的实践发展出来的一种技术；它没怎么建立在科学研究之上而是建立在手艺的各种传统、大家同样对能看到什么的预计、临床上有用或没用的技术运用的经验，以及对使用的技术的迷信等等之上。于是，放射医学家们的日常生活，不是“科学性的医学”，而是一种高度发达的临床手艺。
       当然我们对日常的中医实践可以说同样的话。事实上，如果把中医和桑德斯对放射医学的解释放在一起，都作为临床手艺，我们就会对“科学”和“知识”有一个新的视角。桑德斯表明，在放射医学中必须做出的最关键的判断是一种“知识的实践”。在我第一本关于中医的书中，我也试着表现同样的事情。“知识的实践”在那本书里是用来描述中医临床的概念。这个概念用来表示知识不是空洞的，不是与人无关、抽象的堆积事实的图书馆；科学不是一个关于自然和稳定物体（如微生物和肾脏）的规律的档案馆，每当我们需要解释什么的时候就去翻一翻。相反，知识和科学是一项日常的劳作，事实不断被检验、使用、修改和生产。这个知识实践的日常劳作需要手艺：创造性、有经验的技巧、审美判断、尊重传统、愿意尝试新方法、注意手边的材料、愿意在既定条件下工作。其作品——不仅有诊断还有更健康的身体，不仅有病例报告还有可供他人使用的疗法——都是艺术作品，或至少是手艺。
       我尽力超出中医界的“科学”与“传统”之争来谈，建议大家重新注意比较的实践。在人类学上，我们坚持每次作比较的时候，都认为进行比较的双方具有相似的基础，这是明智的。我们需要从不那么高高在上的层面思考人们的行为、患病生命的日常生活和医疗工作。病人懂得——尽管有时不太能表达——治疗方法的相关优点；我们要倾听他们的意见并发展医学为他们服务。掌握临床艺术的大夫们懂得怎样把经验转为知识，把知识用于工作，而这些知识是远远超出课本和科学期刊的。现在是各种临床家们找出一种共同的手艺的语言来互相学习的时候了。
       我想全球化不会停止，而中医是它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提出了这个有些理想主义的建议。在欧洲和美国行医的中国的中医药大学的毕业生，同样被他们病人提出的翻译问题困扰着；中成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都可以买到;中国的中医学院里培训过的国际学者们在各自的国家研究着当地草药和治疗的实践;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用各种语言写中医;“传统中医”学校遍布“第一”世界，它们用外语生产着相当大量的教科书。——中医随处在与某某相比较。对于我们这些与中医的大本营如此地接近的人来说，必须干预这些比较的形式，尽可能保证它们确实符合中医这个复杂且不断变化的领域的持续发展。回到我在前面提过的问题，我们需要做的比较应该慎重地表达我们对语言和目标的周详思考。这种创新的比较应该更多地与现实而不是理想结合。该如何去做，所有的好大夫和好护士都知道。比较，也需要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