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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五十年前，正是人鬼不分的时候，知识分子被打进十八层地狱，今天你斗我，明天我斗你，人人自危，防不胜防。整天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的心情之压抑和郁闷可想而知。可是，如果你有幸看到那时候流传下来的老照片，特别是一些宣传照片，简直是人人带笑，而且笑得开心，笑得爽朗，笑得就连旁观者也禁不住要心花怒放。如果没有文字解释，再过若干年，或者几百年以后，后人还真的以为我们曾经有过一个难得的盛世，在这个盛世里，我们是那么为之自豪。好在，这些事情过去的时间还不是很长，许多亲历者依然活在世上。因此，我们能够知道那笑容是绝对的表演。可是，这种笑容是怎样制造出来的，表演者又有过什么样的心路历程?他们表演时和表演后有着什么样的酸甜苦辣?近读高尔泰先生的《寻找家园》(花城出版社2004年版)，忽有所感，似乎从中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高尔泰是有名的画家，美学研究者。1957年，年仅21岁的高尔泰还是兰州的一个普通教师，他写的《论美》发表在北京《新建设》杂志上，引起了朱光潜、宗白华等众多学者的关注，几个月后，同样是这篇文章，让他被打成了右派，发配到酒泉的夹边沟农场进行劳动改造。1962年“释放后”。他进入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并在这里度过了“文革”的艰难岁月。如今，高尔泰旅居美国，成为内华达大学的访问学者。《寻找家园》是一本带有自传性质的散文集，其中有多篇文章记叙了他在夹边沟和敦煌文物研究所时的情况，这些文章曾以专栏的形式在《读书》杂志上发表过，结集以后，更显其完整，前后印证，勾勒出一个个生动的场景。
       书中有一篇文章叫《幸福的符号》，第一句话就是：“夹边沟人创造了一个幸福的符号：一种举世无双的笑和举世无双的跑步姿势”。单说这个“笑”，有一个不知什么名目的参观团要来夹边沟，农场领导指示要搞出个新面貌。韩干事主抓工地气氛，从打击抵触情绪入手，让劳教人员们白天互相监督，晚上揭发批判。于是，到了晚上，大家就听到了这样的指责，某某老是吊着个脸，你是对谁不满?某某一天到晚闷声不响，你打的什么鬼算盘?某某抬箩筐一步三摇，你是要给谁看?…-这样揭发下来以后，工地的气氛很快就变了，人人都在微笑，一天到晚地笑，随时随地笑。笑着抡镐，笑着使锨，笑着抬筐跑上坡，笑着下坡往回跑。边笑边跑边喊号子。读者朋友们可以自己想象这种场面是如何的尴尬和滑稽，明明心里苦涩得像盐碱地，你还得装出一副非常开心的样子，你的这种开心还要发自肺腑，不能有丝毫的破绽。其实，夹边沟只是整个国家的一个缩影而已，不仅在夹边沟，在任何地方，你都得做出这种样子来(我们看到的那些老照片即为明证)。否则，你就是怀有敌意，就是叛徒，就是坏分子。古代的皇帝，让某个大臣去死，不说要杀你，而说是“赐死”，被“赐死”的人还要跪地磕头，谢主隆恩。如果稍有不满的表示，就是对皇上不忠，人都死了，还有什么忠不忠的!忠又怎样，不忠又怎样?不过。为了让自己的一家老小免遭和自己一样的结局，他们只能装出一副情愿受罚的样子。心有所忌，才不得不这样。同样，高尔泰等“劳教分子”也是因巨大的恐惧才“笑着抡镐，笑着使锨”。恐惧感已经浸入他们的骨髓，一分一秒都疏忽不得，一个小小的疏忽都会置他们于死地。他们没有任何权利，连不笑的权利也没有。恶劣的“相互监督”制度把每个人都异化为告密者、损人自保者和窥人隐私的小人。“文革”开始后，高尔泰和他周围的同事都相互提防，有人晚上明明没有睡着，但也装得鼾声如雷，以显示自己心中坦荡：有人故意在梦中高呼革命口号，第二天又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探问别人的反应。更有意思的是，在学习王杰和焦裕禄的讨论会上，走家必须“感动”得哭出来。高尔泰蒙着脸，从手指缝里观察别人，发现有好几双晶莹的泪眼也在闪闪地窥探自己。
       人要活下去，自保是一种本能，以害人为自保也是一种本能。武则天时，“上头”鼓励告密，于是告密成风，但我们不能说，“告密”始自唐朝年间。一种丑陋的东西，要经过多少年才能消磨啊!因此，把争取不笑的权利作为一种努力目标是十分必要的。
       [程延升荐自《湘声报》2007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