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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犁说，文运随时运而变。真是不错的。周作人的书，近年来越出越多就是一个证明。那如何看待知堂其人其文呢?近日读孙犁的《书衣文录》，见书中数次提及周作人，言辞峻切，情绪激动，先则否定其为人，继则否定其为文，启人思索，发人深省。
       孙犁作为亲历过八年抗战的一名老兵。饱尝铁蹄入侵，国破家亡之痛，对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汉奸，在情感上持有强烈的排斥感。他认为一个在国难当头，负于国家民族的人。是没有责任感，也没有操守的人。无论他在为人上如何标榜恬淡平和，在为文上如何标榜冲远清淡，那都是没有用的。都是虚假的，做作的。这样的人写出的所谓闲适文章，也是无聊的，没有价值的。
       在1974年11月23日《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书衣上，孙犁热情赞扬鲁迅先生一世，惟光惟热，光明照人，作烛自焚。而对因缘日妇、投靠敌人，得享高寿的周作人厌恶之极，说他自署“遐寿”，是恬不知耻，敢欺天道之不公，太无聊了。彻底否定其为人。
       在1987年1月3日《知堂书话》书衣上，孙犁一针见血地指出，周作人晚年多读乡贤之书，偏僻之书，琐碎小书，与青年时志趣迥异，虽众口一词说他读书多，也要加以分析。他评价周作人所作读书记，是无感情，无冷暖，无是非，无批评，平铺直叙，有首无尾，虽自我标榜为追求冲淡平和的境界。实是艺术上的另一种颓废，不足为法。否定其晚期为文。
       在1992年1月15日《知堂谈吃》书衣上，孙犁表述，人之所以否定周作人，非是不知其在文学和翻译方面的劳绩和价值，而是当敌人铁蹄入侵。民族处于危亡之际，他大节有亏，负于国家，负于民族，当了汉奸!汉奸能同情吗，能原谅吗?
       有人说，人归人，文归文。但孙犁认为，文章不能脱离历史制约而单独存在，它要伴随的东西很多。人之一生，行为主，文为次。言不由衷，其文必伪；言行不一，其人必伪。一个人的历史更是难以掩饰的：你的言论，有耳共听；你的行为，有目共睹，虽时过境迁，终有人会记得。文章著作，都要经过历史的判定与淘汰。要知人论世，论世知人。
       孙犁还阐明，作家的情操。决定其文章的高下。什么是情操?他充满感情地作了归结：“情操就是对时代献身的感情，是对个人意识的克制，是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是一种净化向上的力量。它不是天生的心理状态。是人生实践。道德修养的结果。”接着，孙犁生发道，先秦庄子、汉司马、晋嵇康、唐柳宋欧，这些古代作家，文章之所以好，不只在文字上，而且在情操上。悲愤的也好，抑郁的也好，超脱的也好。闲适的也好，凡是好的文章，都会给人以高尚情操的陶冶。他说，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表面看起来是超脱的，但仔细读起来，是深沉的，博大的，可以开扩，也可以感奋的。而周作人的文章，号称闲适，但很难想像，一个能写闲适文章的人，在实际行动上，又能一心情愿地去和入侵的敌人合作。甚至与敌人的特务周旋。因此，他的闲适超脱是虚伪的。他晚期的文章。既是无聊的，也是猥琐的。就其情操来说，既不能追踪张岱，也不能望背沈复，甚至比袁枚、李渔还要差。
       即便如此，孙犁也未因人废言，充分肯定周作人早期文学和翻译的成就。是相当公允的。通过孙犁对周作人的评价。带给我们很多启示。既有为人的，也有为文的，还有如何处理两者之间关系的，非常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