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的史学家和政治家，总以“王道”与“霸道”为几千年中国封建朝代的政治体制、社会管理归类、把脉。
开明之君，有开明的思想。善于怀柔之策，稳定社会，安抚百姓，出现一些澄明之世，自然是“王道”。反之。则是“霸道”。儒家知识分子视“王道”统治为最高理想：追求王道治世应是儒家学说的核心价值体系。
这么一说，“王道”似乎深、大，且高、远。比之老虎吃天，请问从何处下手?
清代著名学者顾炎武在《
日知录》里，一语惊天：“王道之大，始于闺门。”
何谓“闺门”?
所谓“闺门”，是指内室之门：再缩小一点，指的是女子居室之门，或夫妻私室之门。
这便怪了!治理国家的大事，何以始于“闺门”?始于那些男男女女、欢欢爱爱、吃吃喝喝、拉拉撒撒的事吗?
这话猛一看，让人不敢确信。若如此，是否会把大事说小了?把正事说俗了?把重事说轻了?
闺门之事，岂有大事!无非是续草结舍、婚丧嫁娶、油盐酱醋、长亲子孝，上下和睦、安居乐业。这么说吧：一地鸡毛!
顾炎武并不回避此说，进而解释道：“妻子合、兄弟和、而父母顺，道之迩也卑也。”
“道之连也卑也。”也就是说治国之道，虽然高、大、深、远，却也亲近，就在身边；也卑下，如“一地鸡毛”。眼可以看到，手可以触到，心可以感到。比如“闺门”内外的琐事。
这么一解，心中竟豁然开朗了，先前许多不明白的道理，立时便洞悉了。
《
诗经》三百零五篇，或风、或雅、或颂，有写征战的，有写服役的，有写立朝的。有写祭祀的，言国家大事者，比比皆是，为什么却选了《关雎》一篇为开门之诗?《关雎》所言，不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而且，又是一首失恋之诗：“求之不得，辗转反侧。”当然，终局是大团圆：“琴瑟友之”，“钟鼓乐之”。
其实，《关雎》选为首篇，可以看出古儒视婚姻感情生活之重要，以之为人伦之首，应不为过。没有婚姻，何来父母，何来子女?子嗣不续，何采社会发展。
《
诗经》里《桃夭》一篇，对于男衬女婚媾，反复祝福：“宜其室家”、“宜其家室”、“宜其家人”。而这一切，又都衬之以灼灼桃花，硕大桃实和茂盛桃枝。热烈、鲜艳、亮丽!“家室”如此之重，应为人类共同理想。
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即所谓社会组织的细胞。“家和万事兴”。“万事”自然包括了国事、天下事，但这一切都建筑在“家”上，且应是和睦和顺之家。
这些道理并不深奥，但实践起来，却不易。我们写文章、搞宣传，对于“道之迩也卑也”，总难理解。一说理都是远道理、大道理。
“改革开放”，已成为我们认识和理论社会生活的一道分水岭。在此之前，敷十年，我们的口号用大寨人的话说叫“先治坡后冶窝”。“窝”是贫困简陋居室之谓也。那些年，我常去一些农村，许多家庭徒然四壁、衣难蔽体、食不果腹，墙壁上的灯龛里，却恭恭敬敬地摆放着“红宝书”。主人往往目不识丁，却会半通不通地背诵些关于天下、关于未来、关于世界、关于“解放全人类”的伟大“语录”。
说到居室，农村房子简陋破败，较之城里市民住房，或还宽敞些。市民有的家庭，数代同室，一帘隔床；有的床贴墙挂着，如火车上的卧铺，晚上放床睡觉，白天收起行人。
说到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总以“革命”二字一言以蔽之。简到不能再简，陋到不能再陋。那时，大道理有时是恐吓，说：搞不好就会吃二遍苦。有人提出质疑：还能更比现在苦吗’
改革开放之后，社会机制变了。人们的观念变了，政策和宣传方略也变了：不问姓“社”姓“资”，“发展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些口号，深入人心。
社会的发展把民生放在了首位，民生的变化亦充分显示出“王道之大”的道理。有一句话充满人情味：以人为本。百姓的事情无小事。
住房的改革是基于脱贫致富。现在农民住高楼大厦已不算新鲜事。近些年，先是在江南看到那些华丽宽敞的新房，取代了茅屋草舍；渐次。北方农村也新房鳞次栉比，二层楼、三层楼取代了土墙瓦舍。室与家，舒坦了，明亮了，其间储满了欢乐和希望。
城里人的住房，也不用说，有的人有了第二套房，有的还住上剐墅。这一切都是以前不敢想的。但是，也有为房价高涨而犯愁的；有为一套经济适用房的排号，而不惜彻夜露宿街头排队的。民众生活的喜与愁，应是照耀政府官员案头的光与影。
只看衣食住行，便可以了解如夸的社会发展状况。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与否，应是衡量一个社会治理水平的第一标志。
“王道之大。始于闺门”。顾炎武是个明白人，今日之社会，可以为他的理论作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