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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哲学家法依兴格尔
作者:高山杉

《读书》 2005年 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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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德国哲学史上,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一段,向称难治。原因很简单,人物众多,学派林立,文献数量庞大,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交涉过多。不过,难治不等于不能治,关键是要找到一个突破点或者说典型人物。靠着这个点或者典型,我们也许能在无边的书海中寻出一条线索。从一般哲学史书里,我们都知道,十九世纪后半叶德国哲学的主流,主要是叔本华派、新康德派和实证主义,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从它们发展出逻辑实证论。那么,有没有一个上结叔本华派、新康德派和实证主义之终,下启逻辑实证论的人物呢?回答是有的,这个人叫法依兴格尔(Hans Vaihinger,1852—1933)。
       法依兴格尔一八五二年九月二十五日生于德国南部符腾堡公国的内伦(Nehren)。他的父亲是牧师,写过不少神学著作,其中一本专门评破施特劳斯的圣经批评学名著《耶稣传》。他的外曾祖父(姓Haug)在席勒家做过塾师,外祖父还是席勒的诗友。法依兴格尔十二岁时,离家进符腾堡公国首府斯图加特的文法学校(开普勒、谢林的母校),随一位叫绍尔(Saur)的教师读书。绍尔是个得风气之先的学人,曾跟随当时图宾根大学(施瓦本地区最古老的大学)梵语学名家冯·罗特(Rodolph von Roth)学梵文,读过梵文史诗《摩诃婆罗多》。在课堂上,他从《新约全书》和梵文史诗里找出相似的故事,具体演示比较宗教学和比较神话学,使学生眼界大开。有了这种经验,再加上当时图宾根一带流行的《圣经》批评学潜移默化的影响,法依兴格尔的思想逐渐远离了祖习的宗教和圣书。
       一八七○年秋,法依兴格尔入图宾根大学,在谢林、黑格尔、荷尔德林、鲍尔和施特劳斯曾经读过书的神学专修院注册为住宿生。苦读两年后,他因一篇哲学论文获得奖金,感觉哲学和自然科学更适合自己,于是搬出神学院改学哲学。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随着德国在“普法战争”中赢得胜利,政治经济获得发展,民族自信心得到提高,资产阶级的势力也有了进一步发展,思想界里逐渐兴起历史主义、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等“科学世界观”思潮。在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兴起发皇的时代,德国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偏偏还带着封建时代的特征,不利于这种“科学世界观”的发展。到了法依兴格尔上大学时,情况完全改变,哲学教授们多是带一些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色彩,兼治一门或数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在这样的环境下,法依兴格尔很自然地对数学、物理学、生理学和心理学花了很多精力去研究。他还去找冯·罗特教授学梵语,读比较语言学名家施莱歇尔(A. Schleicher)的《印度—日耳曼古今语比较文法》,接触到人文科学中的历史比较语文学派。他学术天分很高,学习比一般人刻苦,周围的老师们都很看好他,认为将来一定成材,必为德国哲学和科学增光。法依兴格尔自己也是慨然有通晓古今东西学术超越古先哲人之志。
       可是,他却没有料到,由于用功过度,引起他从小就有的先天近视症恶化,一时间有失明的可能。终身读书治学的前景,这下子立刻就变得黯淡了。好在法依兴格尔为人性格爽朗,擅长体育,加上读书多,心思一贯灵活,所以眼病虽然来势很猛,还不至于立刻就能打倒他这种类型的人。但是,病毕竟是病,法依兴格尔不免产生悲观厌世之想。悲观的情绪使他一度终日与叔本华和冯·哈特曼(E. von Hartmann)的悲观哲学为伴。历史证明,在不同性格和经历的人身上,叔本华会发生不同的化学反应。他能影响哲学家梅兰德尔(Ph. Mainlander)自杀,也能教法依兴格尔选择继续活下去。法依兴格尔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人生既然已成悲观的定局,所以再悲观下去也没有用,还是向前看,就现有的一切做出安排,在无理无序的人生中,找出生活下去的理由。生活是一场不断的挫败,哲学的目的在于使生活能够继续下去,不管是悲观哲学还是乐观哲学。
       叔本华和冯·哈特曼悲观哲学的主要思想来源是康德哲学。十九世纪中后期,自然科学和历史语文科学发展很迅速,达尔文和赫胥黎的进化论,费希纳和冯特的实验心理学,法拉第、麦克斯韦和亥尔姆霍兹的物理学,施莱歇尔的比较语言学,是欧洲思想界真正的明星。与科学家的成绩相比,哲学家好像落后了很多。黑格尔学派的学说解释不了科学界的新东西,德国人又有回到康德哲学的趋势,因为至少康德比黑格尔重视知识论,尊重自然科学。这样一来,就逐渐酝酿出近代德国声势浩大的康德哲学复兴运动。哲学家、社会活动家朗格(F. A. Lange)是这个运动的先驱之一,在他身上法依兴格尔看到自己过去所有的兴趣(叔本华哲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宗教,还有社会问题)都集中到了一起。在一八七四到一八七五年冬,朗格的《唯物论史》第二版上、下卷出版。朗格在这本著作中以截断众流的勇气,建议当时的学者把精力放在康德讲理论哲学的《纯粹理性批判》上,因为“(康德)实践哲学全部,对于他同时人,虽有强力的影响,但在康德哲学中,是易变化易消灭的部分。……我们宁可在理论的理性批判中,寻求他所创始的大改革的全部意义”(《唯物论史》下册,李石岑、郭大力合译,民国二十五年,上海商务印书馆,2页)。法依兴格尔受叔本华和哈特曼的影响,本来是注重康德哲学中“行”的一面,看到朗格的建议后,他开始把注意力完全转向《纯粹理性批判》里讲“知”的理论哲学。
       与朗格主要是发挥康德哲学的微言大义不同,法依兴格尔受德国当时历史语文科学影响,一开始就把考订康德著作的版本和文字放在首要位置,同时兼顾义理的疏通和发挥。他过去读康德,可以说是一句一句读,现在则开始一字一字反复读。不久,他在老版本《未来形而上学导言》里,发现一处文字页码有“错置”。这个排印错误,自该书刊行以来从成千上万读者眼皮底下滑过。他还仿效德国十九世纪《圣经》批评学的精神和方法,考证《纯粹理性批判》一书是康德从他不同时期的手稿中匆忙拼缀而成的,后人利用严格的校勘批评方法,可以把这些手稿在成书前的样子一一复原出来,就像从《创世记》里筛出几种不同来源的古代闪族宗教传说一样。这是法依兴格尔用校勘、考据法研究康德最重要的几个收获。有位斯图加特出版商叫施佩曼(W. Spemann),是个对学术著作出版很有远见的“儒商”。一八八一年,德国上下纪念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版一百周年。施佩曼听知情人说起法依兴格尔对康德哲学很在行,就想和他签一份合同,为《纯粹理性批判》写一个注释。那时,法依兴格尔正在精读康德,就一口答应下来。很快,《〈纯粹理性批判〉大疏》的第一卷出版了。这本书让法依兴格尔在一八八四年当上了哈勒大学的特聘教授。他本来计划在哈勒写完其他几卷,可是由于讲课的任务繁重,再加上视力持续下降,这样断断续续地工作下来,直到八年以后才勉强出版了《大疏》第二卷。全书最后没有写完,已经出版的部分只注释了《纯粹理性批判》的《前言》、《导论》和第一章。可是,论内容的精博,在同类作品里,恐怕现在还没有能超过它的。书中引证了十八、十九两个世纪很多康德注释家(有的人名、书名我们一般人很少听到过)的说法,一字一句疏证康德原作,很像中国古代传统的“义疏”。国内老一代的有识之士猜测过,欧洲正统的言西方义理者也是守着考据家法,因为只有经过考据法的洗礼,才能知道某项义理的真边际、真性质(钱穆的文章《学术与心术》)。法依兴格尔的《大疏》,可以说是欧洲正统守考据家法言义理者的最好代表。实际上,近代西方“康德学”正宗,也就是训诂考据派。代表学人除法依兴格尔以外,还有厄德曼(Benno Erdmann)和阿狄克斯(Erich Adickes)。法依兴格尔联合诸人,办了一份《康德研究》(Kantstudien)杂志,以此为基础又创立康德学会。这个学会和这份杂志现在还有,一直是国际上研究康德哲学和一般哲学问题的重镇。
       十九世纪末任教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俄国(生于俄国,祖上有德国和瑞典血统)哲学家科培尔(Raphael von Koeber),在他的《哲学要领》(下田次郎笔述,蔡元培译,商务印书馆,光绪二十九年初版)里,曾把朗格和法依兴格尔放在一起赞扬:“新康德派主义之代表者,著《唯物论历史》之兰格(按即朗格)也。此书甚佳,而不宜于初学,以读者须预知哲学界邪正之别者也。其中叙原子论之派别,为警策之部分。兰格者,新康德派之巨子也。又有法亨该尔(按即法依兴格尔),亦巨子之一。二君皆博于学者也。法亨该尔于康德之书及其历史,知之最详。《纯粹理批判》一书(按此处译文似有误,原文好像应该是指《大疏》),即其所印行也。彼可为康德派之言语学者(按即所谓语文考据家,西文philologist)。其他若朋那·爱特盟(按即上文提到与法依兴格尔共创康德学会的厄德曼)者,亦得列于新康德派之中。”(《蔡元培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一九八四年,206页)从科培尔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到法依兴格尔的名字早在一九○三年,也就是《哲学要领》初版时的光绪二十九年(1903)就传入中国了。这也是目前我在中文旧书里能找到的最早提到法依兴格尔的地方。
       鲁一士和科培尔在自己的学生面前提到他的时候,法依兴格尔主要还是被看成一个康德专家,这是因为他当时还没有发表自己那本哲学名著《假如哲学》(Die Philosophie des Als-Ob,Leipzig:Meiner,1911)。所谓“假如”,就是德文的“als ob”,英文里大家熟知的“as if”(好像、仿佛)。分开来说,“假”字译“if”,“如”字译“as”,合起来称作“假如”。张东荪《新哲学论丛》等书,李石岑的《西洋哲学史》和《哲学概论》,还有方东美的《科学、哲学与人生》,把它译成“宛若哲学”,瞿菊农的《现代哲学》,以及他与张君劢合作编译的《杜里舒讲演集》,则有“若然哲学”的译法,徐梵澄《〈苏鲁支语录〉重版缀言》中作“如是哲学”,现在还有译为“仿佛哲学”、“好似哲学”的。这些译法都不错。“假如”是钱钟书的译法(小品文《说“回家”》),目的在与“真如”对举,可以让人联想到中文佛经的译语。从大学毕业,到成立康德学会,大约三十五年间,法依兴格尔都在为写这本书收集资料打草稿。一九○六年,他的视力已经接近失明,就从哈勒大学提前退休。他后来回顾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说,我剩下的视力正好够我发表《假如哲学》用。一九一一年春天一过,《假如哲学》全书出版,当年博学的康德学家,这下又成了有独创性的哲学家。《假如哲学》很受欢迎,光德文原本前后就印了很多版。英国哲学家奥各登(C. K. Ogden),译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后,又译出法依兴格尔的《假如哲学》(The Philosophy of “As If”, New York: Harcourt Brace,1924),大有助于它的流通。英译本前面还附有法依兴格尔写的长篇学术自传。《假如哲学》全书分三大部分,前两部分论理,横论“假如哲学”全部体系,第三部分说事,专从哲学史上挑出几位有代表性的学者,叙述他们对“假如”问题的讨论。在这第三部分里,法依兴格尔谈到了康德、朗格和尼采。说起来法依兴格尔还是德国正统学院派哲学家里最早研究尼采的学者之一。美国思想史家布林顿(Crane Brinton)曾经模仿实用主义三祖之一詹姆士(William James)的观点,把早期尼采研究者分为“软心肠”和“硬心肠”两类,法依兴格尔因其《哲学家尼采论》(Nietzsche als Philosoph, Berlin:Reuther & Reichard,1902)一书对尼采所做平实系统的介绍,被归入“软心肠”中的教授学院派(Nietzsch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p.186—187)。顺便提一句,徐梵澄在《〈苏鲁支语录〉重版缀言》里,也曾引用《哲学家尼采论》。
       “假如哲学”提出前,“假如”问题早为欧洲学者注意。“假如”最明显的例子,是科学里的“架空构造”,或称“拟构”(拉丁语的“fictio”),比如几何学里没有大小、宽窄、厚薄的点、线、面,微积分里的无限小,牛顿力学里面可以“隔山打牛”的“万有引力”,物理学家迈耶(Robert Maier)提出的“能量守恒”,古生物学里的“原人”,比较语言学里的“原始印欧语”等等。它们在现实中找不到,在直观上构造不出来,在概念上自相矛盾。粗大可见的物体,以“假想观慧”(借用佛教《大乘阿毗达磨集论》内语)渐次除析,至不可分析的边际,假说为原子。这样不可分析的微粒,是化学成立的根据。在研究生理学和心理学方面的问题时,由于身心现象复杂浑沌,为研究顺利进行,解决认知现象的难题起见,学者们不得不对人和动物的身心组织大加斧削,使之模型化,重点突出。于是,从心理学和生理学实验室里,就爬出了一些怪物,比如亥尔姆霍兹“通身是眼”的虚拟人,和额间仅有一目的独眼怪。靠它们帮助,学者们就能解释很复杂的身心现象。“社会契约论”也是拟构,在“约”定“俗”成之时,卢梭不在现场见证,可是启蒙运动的兴起和法国大革命的成功,靠的就是它。基督教里童贞女玛丽亚受孕的学说,虽似荒诞无凭,却感化了欧洲道德生活近两千年。这些拟构是人们在明知其不真的情况下,为了在浑沌复杂的世界中找到方向,方便思考、行动、叙述和运算而权宜假立的。借助它们,我们能“以虚御实”,“以无厚入有间”,产生可以眼见,可以身触的效果。比如数学里“负1的平方根”,是个自相矛盾的概念,在任何可能的世界里,它在直观上都构造不出来。可是,这个看似不合理的概念又很有用。如果我们虚设它,用它做换算的工具,就能弄活许多运算,得出合理的结论。人应付生活的挑战,如果只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会困乏而死。为了求得较高级的发展,在以实御实之外,还得来点儿“空城计”,学会以虚御实,而“虚”就是“假如”。我们明知这些“假如”不真,还得硬信其真,或者说自愿接受其真,否则人生也好,生命也罢,死板一块,生气损绝。硬信其真,可以说是一种“自骗”,只是这个“骗”乃是“真骗”,在被骗者身上能生起积极的实际效力,所以说到底还是不骗(张东荪:《多元认识论重述》,载《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抽印本,129页)。“假如”的妙用就在这里。
       法依兴格尔说,因为“假如哲学”能讲通这些“假如”,说明它们在哲学、科学、社会、法律、经济、艺术甚至宗教里的作用,以及人虽“自骗”,却能自知被骗的道理,所以说到底它还是一种“真如哲学”。假如哲学讲“拟构”,谈“假如”,把概念看作应付现实的工具,而非反映实在的镜子或图片,这就很接近美国实用主义的看法。来华演说的生机主义哲学家杜里舒(Hans Driesch),曾说法依兴格尔“自云其书(《假如哲学》)脱稿于一八八八年,至一九一一年始出版,故自其立意言之,可谓在詹氏(按指詹姆士)之前,自其发表言之,则在詹氏之后矣”(张君劢、瞿菊农译述《杜里舒讲演集》第四期第十六讲和第十期第二十三讲)。法依兴格尔自己爱把“假如哲学”称作“实证唯心主义”或“唯心实证主义”。他继承的是贝克莱、休谟、康德、叔本华和朗格的法统,是一个坚定的唯心识论者,以为“外境非有,事皆唯识”。英人马咭(Bryan Magee)在其巨作《叔本华哲学论丛》(The Philosophy of Schope-nhauer,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3)里,曾以叔本华哲学比配唯识,又于论叔本华后学一章之中,以五页的篇幅介绍法依兴格尔“假如哲学”,其中所露消息,很值得我们玩味。与马赫和阿芬纳留斯的实证主义相比,法依兴格尔立说实较圆融。马赫一派完全取消形而上学,包括肯定外境实有的唯物论,法依兴格尔却以为从究竟处来看,当然是一切唯心唯识,不过从世俗立场上来说,外境也好,上帝也罢,都是人类从事科学研究,应付世界人生有用的“假如”,不妨留下来一直陪我们做伴。
       一九一九年,法依兴格尔与人合办《哲学年报》,做“假如哲学”的机关报,集合哲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一批志同道合的学人,把“假如哲学”的方法运用到各个领域,形成声势不小的“假如哲学运动”。《哲学年报》后来被维也纳学派接手过去,改成了他们的机关报《认识》。就连维也纳学派标榜的“逻辑实证论”一词,据他们内部元老透露,最初还是法依兴格尔用过的(Ph. Frank, Modern Science and its philosoph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1,pp.43—44,note30)。总的来说,法依兴格尔的“假如哲学”,上承贝克莱、休谟、康德、孔德和穆勒,下启现代维也纳学派逻辑实证论“科学世界观”(W. T. Stace, Religion and the Modern Mind, J. B. Lippencourt Company, 1952)。所以,新老两派之间发生的杂志的接手,派名的沿用,在这个学术背景下来看,可以说是偶然中的必然。法依兴格尔一向尊重英、法两国的学术,像歌德、叔本华、尼采以及逻辑实证论者一样,是德国民族性的批评者。他写过小册子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生前最后数年,又与海德格尔一类德国学院派主流哲学家鼓吹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复兴做过斗争(H.Sluga, Heidegger’s Crisis.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in Nazi German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 pp.83—84)。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八日,法依兴格尔于纳粹上台时在哈勒去世。
       法依兴格尔的假如哲学,在世界观上是科学式的,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是实用主义的,在文化观上是世界主义的,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的,在人生观上是悲观主义的,其学术风格已经脱出德国哲学主流,颇具一种世界性格。在德国哲学史上,它可能要算是一种异例,可是在世界哲学史上,却延续和继承了一种正例或常例者亦未可知也。好些年前,我因为看康德,发现欧美学人论《纯粹理性批判》,必溯源到法依兴格尔的《大疏》,借此机会又了解到他还有一本《假如哲学》。我最初读到的,还是张东荪收藏的《假如哲学》的英译本。后来有时间浏览民国时期哲学旧书刊,我发现提过法依兴格尔的人还真不少,除了张东荪之外,尚有张颐、张君劢、瞿菊农、李石岑、黄忏华、方东美、徐梵澄、贺麟和唐君毅诸人。专门哲学书刊之外,赵元任的早年自传,钱锺书谈艺的杂文和札记,也引到法依兴格尔。这些人里面,张颐是在德国亲眼见过法依兴格尔并且有过一些交往的,而张东荪和钱锺书提到法依兴格尔的次数最多。张东荪当年大概就是捧着我面前摆着的这个英译本,写下了他著作中那些谈“假如哲学”的文字吧。几年前,我听说法依兴格尔的后人出版了介绍他的专著,由此可见其人其学还没有被人遗忘。我这篇文章根据平时浏览中西文书籍所得札记匆匆连缀成篇,不敢说能写出了法依兴格尔生平学术的全貌,但愿在学说宗旨上没有曲解他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