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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主义和性别问题在学院内部的讨论中逐渐流行，每年文学和历史类的学位论文中就有许多例子。但钟雪萍在她的文章一开头就批评说：“在‘后妇女解放’的中国，跟妇女和性别有关的问题，在当下（男性）知识分子所关注的问题中，在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讨论中，基本上少有提及。至于‘女性主义’为何物，跟知识分子有何关联，就更在大多数现有思考的视野之外。由此反推，知识分子的自我想象，‘女性主义’与之似乎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其实正像她描述的那样，当女性主义和性别理论在部分学院知识分子中流传和发展之际，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却很少得到回应。经历过“五四”运动，经历过中国革命，中国女性的历史命运可谓天翻地覆，尽管人们对二十世纪中国妇女解放的历史不断反省和自我批评，但在“后妇女解放时代”的女性困境如此突出之际，这场运动、这个革命曾经给女性命运的改变创造的机遇却无法否定。不久前，我和几位在纺织工厂改制中失去工作的女工做过交谈，在她们的眼里，这个“后妇女解放”时代的女性危机无疑更为严重。
       《读书》杂志多年来一直积极支持有关女性主义和性别的讨论，上一期的《读书》杂志刊发了刘健芝、戴锦华和陈顺馨三位有关“全球千名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的文章，目的是将这场讨论从学院的理论批评转向更为广泛的社会问题。在这个所谓“后妇女解放”时代，这些女性主义者力图通过彰显千千万万普通女性的故事来重新提供我们对于和平、暴力和生活的理解。因此，这个活动的真正意义从一开始就不是“得奖”，而是通过这个事件呈现当代日常生活中的真正的和平力量。如果把对千千万万妇女及其代表的真实的生活的肯定，扭曲成为对一次“评奖活动”的“高度评价”，就完全丧失了这个活动的真正意义。
       有趣的是：在围绕这个活动的各种评说之中，我们听不到关于女性命运的关注，看不到对于诺贝尔和平奖及其结果的讨论。在上一期的编辑手记中，我说过我尊敬马丁·路德·金，我尊敬图图和曼德拉，我尊敬特蕾莎修女。然而，当一个发动了战争的国家的领导人在无法打赢这场战争而不得不停火的情况下竟然获得了和平奖，这到底是对和平的确认，还是对和平的讽刺？巴拉迪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在近期没有围着美国的战争政策起舞，理应得到人们的支持；然而，这个机构对威胁今天整个世界和平的核秩序起到过多大的遏制作用？它可以核查伊拉克、朝鲜、伊朗的核设施，但能够核查垄断着核武库的霸权及其秩序吗？这个核查的程序对于这个霸权及其秩序构成了什么挑战吗？这不是要苛责国际原子能机构，这一切远远超出了它的能力。我要说的不过是：即使在称赞巴拉迪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工作的同时，也绝不应该忘记这个机构所置身的基本秩序。这个最不具有“幻想性的”现实及其秩序和程序不是具有真正的幻想性质吗？也正由于此，那个被责备为“超级幻想”的活动所要呈现的千千万万普通妇女及其代表的世界，那个在平凡的工作中显示出的“和平”的意义，难道不是比那些吵吵嚷嚷的声音所要维护的“现实及其秩序”更具有“现实性”吗？
       在对什么是“现实”，什么是“幻想”的理解上，这些批判的女性主义者与那些批评她们为“超级幻想”的人站在两个世界里。在妇女解放问题上如此，在别的问题上也相似。当我们从王绍光对医疗改革的失败的具体分析中，重新看到了二十世纪中国那些被无数聪明人讥笑和讽刺的历史经验的重要价值之时，难道不正是如此吗？
       我们需要的是重新理解我们自身历史和现实的另一种目光、另一种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