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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振兴催生第四经济增长极
       
       2006年，东北区域经济板块内发生了很多大事，东北地区振兴规划编制完成，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政府立法协作框架协议签署，伊春国有林权改革试点启动，辽宁省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公布，沈阳沈北新区成立……这些事件无不表明：振兴东北战略正在向纵深推进，各项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
       对东北地区来说，如果说《东北地区振兴规划》的编制勾勒了“十一五”乃至更长时期东北区域经济发展蓝图，沈阳沈北新区的成立则成为今年东北振兴战略的标志性事件，表明了东北振兴已找准突破点，开始采取实质性动作，积极纳入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规划中提出东北振兴的总体目标是：经过10年到15年的努力，将东北地区建设成为综合经济发展水平居全国前列、体制机制完善、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经济增长区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装备制造业基地，国家新型原材料和能源基地，国家粮食和农牧业生产基地，国家重要的技术研发与创新基地，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区，实现东北地区的全面振兴。
       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副主任宋晓梧2006年11月14日在首部“东北蓝皮书”——《2006年：中国东北地区发展报告》发布会上称，随着东北振兴战略的实施，东北地区经济开始复苏，东北的经济发展速度、投资、对外开放、利用外资数额、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的纯收入等方面，增长速度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一地区已经具备中国第四大经济增长极的比较优势和条件。“东北地区有望崛起成为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之后的中国第四经济增长极。”他说。而沈北新区成为获国务院批准成立的第四个国家级新区，使宋晓梧的说法有了更加让人相信的理由。
       沈北新区作为振兴东北的桥头堡，已赫然跃入世人视野。2006年11月22日，在沈北新区成立庆祝大会暨揭牌仪式上，沈阳市委常委、沈北新区区委书记王世伟说，国家批准成立上海浦东新区是为了率先实现东部现代化，批准成立天津滨海新区是为了环渤海地区实现现代化，批准成立郑州郑东新区，则是为了让其在中部崛起中起到作用。沈北新区的获批，是为了让其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起到探索和示范作用。经过专家论证，沈北新区要起到五个作用，即：成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革开放的试验区；成为和谐社会构建的先行区；成为产业创新的先导区；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示范区；成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重要增长区。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沈北新区开始发力，东北有望成为中国第四经济增长极，但是，东北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三大经济区的事实短期内不会发生大的改变。宋晓梧指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工作只能说开局良好，后面的任务还很重，转变不是三五年就能够取得成效的，产业结构调整仍是东北振兴的核心问题。
       滨海新区引领北方经济发展
       
       盘点2006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大事件，天津滨海新区被列入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无疑是其中最受瞩目的一件。2006年3月份，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被正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布局。2006年6月6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从地方战略上升到国家战略，被认为是中国经济第三只引擎的天津滨海新区，终于在备受关注中开动马力起跑，并担负起引领环渤海地区乃至中国北方经济加速度发展的新使命。
       很长一段时期内，在中国经济的区域结构中，已经形成了广东和上海两大区域经济中心，辐射和带动了华南和华东地区的经济发展。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却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具有强大辐射力的经济中心城市，这使得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南快北慢”的格局。而天津滨海新区被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使天津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北方经济的增长极，同时跃升为环渤海地区和北方地区经济发展的“龙头”。
       随着天津滨海新区作为北方经济增长极的形成，环渤海地区乃至北方经济加速度发展的局面已悄然形成。“南快北慢”的局面开始发生变化。
       天津滨海新区“龙头”地位逐渐凸显，加上其辐射及带动面主要是西北和华北地区，资源丰富，市场广阔，环渤海区域经济的飞速发展已成多方一致的预期。然而，目前该区域内京津冀、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三足鼎立”的格局在一段时期内不会发生大改变，环渤海区域合作仍然任重道远。
       2006年4月，在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的环渤海区域发展研讨会上，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孟平表示，环渤海经济圈还停留在地理概念上，没有实质性进展。他说，京津冀地区的辐射半径还没有到达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对京津冀地区的辐射相对更弱，区域内的合作还停留在计划经济下的协作，而不是市场竞争形成的产业分工。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区域经济室主任魏后凯也分析说，环渤海经济圈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主要是因为该区域的京津冀、辽东南、山东半岛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自身便可构成独立的经济圈。三大板块产业分布同构性很强，产业发展定位冲突。
       对环渤海区域的合作，天津滨海新区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恺认为，首先要实现京津经济的联合和互补，利用京津整体力量逐步带动河北发展，在京津冀实现一体化后，进一步增强与山东和辽宁等地区的互动与协作，实现环渤海地区的一体化，从而带动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
       西南地区寻求开放与合作
       “长江三峡”、“丽江古城”、“川滇藏香格里拉生态区”、“乌江画廊”……西南秀丽的山水风光令人向往，也蕴藏着旅游业发展的无穷潜力。2006年“十一”黄金周期间，云南旅游日均收入创下近亿元的数字让大家惊叹不已。因此，在西南六省市区域经济协调会上，打造无障碍旅游区和大西南旅游经济圈，建立绿色旅游通道，推进跨区域旅游资源共享等成为西南六省、市的共识。
       事实上，不仅仅是旅游带动了西南的发展，长江三峡成功蓄水、“成渝经济区”概念从地方课题升级为国家课题并被列入国家“十一五”规划、第三届东盟博览会的召开等为西南经济提供了发展的机遇，也促进了各省区改善当前投资环境，更有效地开放市场，搭建合作的良好平台。
       世行评估报告认为，以成都为核心的平原经济圈已成为外商投资中国内陆的首选地区，投资环境接近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水平。专家也预测，作为中国重要经济区的成渝板块2010年GDP将达到1.4万多亿元，是目前的两倍。由此看来，劳动力成本低、城市化发展潜力大、农业生产条件好的成渝经济区将成为投资商“逐鹿的战场”。
       2006年10月27日，三峡库区传来消息称，提前一年实现156米蓄水目标，三峡工程防洪、发电、通航功能开始全面发挥综合效益。这意味着世界特大水利工程开始为人们送来“光明”，永久船闸通航将改善长江航运条件，解荆江之危。到三峡工程2008年提前全线竣工时，水位将抬高到海拔175米高程，发电水力、防洪手段都将随之提升，三千米高峡平湖的神秘风光将吸引更多游人前往。
       第三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大的亮点是中国对东盟投资踊跃，共签订中国对东盟投资合作项目40个，总投资25．6亿美元。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我国参与建立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区，也是亚洲和发展中国家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有地缘优势的云南、广西一些企业已经嗅到其中巨大的商机，并从中尝到了甜头。但重要的是，企业只有把握并弄清楚优惠政策细则，才能真正享受自由贸易区带来的便利。这需要政府和企业双方的共同努力。
       
       西南六省区市2006年还签订了《关于共同构建统一开放市场的协议》。据此协议，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将在整个西南地区得到推广，农产品运输在区内高速公路上免交通行费。同时消除市场壁垒，建立企业信用共享机制；开放建筑和房地产开发市场，促进企业承包跨区合作；建立部门和行业对口合作制度；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和推进重大项目合作协商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西南地区的经济才能真正在WTO的范围内得到可持续发展。
       高投资拉动西北地区还能走多远？
       广袤的西北地区，2006年呈现出不少鲜活的景象。第一列进藏火车连接贯通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被称之为中国经济“西向发展”的大通道，为沿途各省经贸交流带来的便利自不必言说，西部丝绸之路的复兴指日可待。伴随下一步青藏铁路支线向边境地区的延伸，该地区在“南亚陆路大通道”上也将占得先机。
       青海的高原特色产业、甘肃的“西北商品集散地”和“西部加工业大本营”、陕西的高科技和人才资源、新疆的煤、油、气资源等各具特色。这些优势借助便捷的铁路纽带产生合力而集聚，西北经济区的交流与合作将推陈出新。各大城市之间及其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也此起彼伏。首当其冲的是新疆，依靠区外大型企业的拉动，发展与中亚、西亚、南亚等国家深层次的经贸合作。内蒙古也拓展俄罗斯及欧盟市场，寻求开辟中国西部出口商品最便捷的“陆路通道”。
       最引人注目的是依靠高强度投资拉动的西北地区经济高增长。除青海、宁夏外，西北其他省区的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均保持在20%以上，其中陕西、内蒙古甚至达到30%以上，经济增长速度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巨额投资的拉动下，这些地区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虽然有了很大改观，但并没有带来相关产业的发展，迄今为止，投资的增长仍是拉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尽管商务部采取措施推进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但可以看到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并没有实现。这表明西部经济的发展，走的仍然是高消耗、高成本、高速度、低效率的路子。尤其在西北各省更为明显，仅仅依靠简单的能源输送，除了在石油、天然气、煤的开采以及部分农副产品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外，具有竞争优势的特色产业还未真正发展起来。
       西北各省(区)、市投资强度与投资贡献率并不对称。内蒙古、陕西的投资对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还不足50%，青海、宁夏介于50%至60%之间，甘肃、新疆介于60%至100%之间。各省(区)、市资本平均收益率，整体上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宁夏第二产业消费的能源数量占终端消费数量的比重接近90%，其中电石、电解铝等高耗能工业又占能源消费的50%以上。用如此大的投入换取如此低的发展速度，显然很不值得。
       从另外的角度来看，高投资固然可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但这种状况的长期持续，必然会制约消费水平的提高，最终也会制约西部经济的增长。显而易见，继续通过扩大投资规模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目标越来越不现实，西部经济增长更应该使结构优化，把投资规模扩张推动型的经济增长转为投资结构优化型的经济增长。
       
       盘点自身劣势 中部六省分兵突围
       中部地区的发展再次引起广泛的关注，原因是“中部塌陷”。
       2007年1月10日发布的《中部地区发展蓝皮书》显示，2005年，中部15.4%的GDP增长速度，不但远低于珠三角的35.3%，也显著落后于环渤海的22.7%。中部六省发现，在与东部的发展差距愈发拉大的同时，西部经过这几年的大开发，在很多方面也开始赶超中部。这让刚刚“团结起来”的中部六省很沮丧。
       细心的人不难发现，“中部崛起”是国家各项区域政策中，最后一个提出的战略。在“两个三角”、西部开发、环渤海、东北振兴战略之后，中部战略并不抢眼；更有悲观者认为，某种程度上，中部已经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在如此背景下，脱胎于中部六省社科院系统的蓝皮书，试图在分析自身经济短板的基础上，寻找良策，谋求突围。
       六省盘点各自劣势
       在中部六省中，河南、安徽、湖南、江西都是农业大省。
       河南是全国乡村数量最多，农村人口数量最大的省份，农业从业人口占到总人口的64%，最近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不足5%。“不少产粮大县同时也是扶贫开发重点县，20年前就存在的‘粮食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的窘况依然如故。” 河南省社科院副院长喻新安举商丘为例，该市所辖6县均是国家商品粮基地县，每年提供的商品粮达到7.5亿公斤，然而在全省109个县市综合实力排名中，商丘有5个县位列后10名中。
       另一个农业大省江西则对自己“立足农业、主攻工业”的战略进行了反思。数据表明，在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上，该省农业占42%，比全国平均水平要高13.5个百分点；在粮食和油料产量上，该省处于全国中下游水平，低于中部的河南、湖南、湖北、安徽等省；而其他农产品产量的排名，在全国也大多比较靠后。江西方面据此认为，过去冠以“农业大省”的称号对本省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是一个错误导向。
       在谋求崛起的战略选择上，尽管中部六省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发展工业，然而事实上，各省又面临着诸多困境。
       “尽管河南一些企业在全国具有很高知名度，但是河南的经济结构依然是以高耗能、高污染的重工业为主。”喻新安抱怨说，河南每增加单位GDP所产生的废水排放量是发达国家的5倍，二氧化硫的排放量是发达国家的7.6倍；河南用了比广东多一倍的建设用地，却只创造出了广东一半多的GDP，效益也只有广东的三分之一。
       长期以来，安徽都是以“粮食和能源原材料”两大基地为目标来进行建设。“然而事实上，东部地区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产业资金利润率，是中部地区重工业资金利润率的3.7倍；同时，由于国家的政策倾斜，东部地区上缴的税收却只相当于中部的1/2。” 安徽省社科院乡镇经济所副所长谢培秀说，“尽管近年来原材料价格有所上涨，但这种区际间贸易格局不利的情况并未扭转，这给安徽加速采掘及原材料工业的发展投下阴影。”
       工业一直是湖南的薄弱环节，2005年，湖南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增加值均居中部第3位，但是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却居中部六省最末位。湖南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约为20：40：40，与中部其他省份比较，第一产业比重最高，第二产业最低。湖南省社科院王晓天副院长据此认为，该省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初始阶段，在调整产业结构过程中，大力推行新型的工业化属当务之急。
       山西的发展劣势在于国企比重大，改革滞后，这让一度具备传统优势的山西机械装备产业，遇到了来自国内其他城市强有力的竞争。尽管山西在煤炭和资源产业上具备了超强的实力，但二十多年来超高速发展所造成的环境和生态的压力，隐患很大。
       无疑，在中部六省中，湖北借助天然的地缘优势，希望当仁不让地成为中部崛起的领军者。然而湖北课题组对其自身的评价为，经济大而不强，产业缺乏竞争力。困扰湖北的，还有该省的四个怪圈，即贫困恶性循环、城乡二元结构、产业低水平扩张和区域经济自我封闭循环。
       中部分兵突围？
       与中国其他经济区域内部成员间通过产业链条进行内部分工与合作的情形相比，中部各省的经济特点趋同，发展水平相近，这直接导致深处中国腹地的六省之间，无论在区域经济协作上，还是在区域经济整体联动上，都缺乏足够的传统和理由。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位于湖北的二汽使用的钢铁，来自于上海的宝钢，而不是省内的武钢。持续多年的这种错位，屡次被湖北的经济专家诟病为自身的协作意识不够。
       
       尽管已经祭起“中部崛起”的大旗多时，但中部各省事实上并未“抱成一团”，而是呈现出一种“分兵突围”的态势。
       安徽根据自己靠近长三角的独特优势，提出了“东向战略”；江西、湖南由于靠近珠三角，眼睛向南，江西甚至提出了“对接长珠闽，融入全球化”的战略；山西则倾向于“近接西部”，而河南更愿意把自己融入“环渤海”。
       唯独一个“不东不西、不南不北”的湖北，乐意独撑中部崛起的旗帜。“事实上，就算未必存在一个整体意义上的中部经济区，也并不意味着中部六省要像往日一样进行单兵作战，各自为政。”蓝皮书主编、湖北省社科院院长赵凌云指出：中部要充分考虑协作的意识，六省的经济特点，关键在于“基”加“桥”的作用。“基”就是“基地”，中部六省是全国性的粮食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桥”是指全国的交通枢纽。中部要突围，关键就是把这两个方面的文章做足。
       根据中部六省的实际，如何提高农产品的加工力度，提高能源原材料产品的附加值，是中部崛起的要害问题。赵凌云认为，在农产品深加工方面，河南做出了表率，而中部其他省份这方面就没有做好；此外，中部要构建起贯通东南西北的立体交通体系和现代的物流体系，这是中部地区的“区域责任”。
       区域发展的实质，是区域的一体化，而区域一体化的实质，是体制的一体化。国家发改委地区司司长范恒山就此指出，中部六省要避免实际上的“东不承，西不就”。
       赵凌云先生认为，省情类似，具有同样区域责任的中部，应该考虑建立一个合作机制，这个机制未必是紧密型的，但大家要联合起来呼应中央的政策。在他看来，较为理想的就是，中部各省要改变现在的明争暗斗、都想当头儿的局面，建立起一个联盟或者协会性质的机构，联合起来呼吁、承接中央的政策。
       长三角升级 在阵痛中转型
       今年各媒体报道最多的、最热门、最引起老百姓关注的经济新闻无疑要算是“涨声”一片：汽油价、天然气价、水价、房价……每一次涨价都要引起强烈的反响。百姓关注的是涨价后自己生活支出的增加，而对于企业来说，涨价就意味着成本增加，利润稀释。而这对于正处于转型期的长三角企业来说又是一次“阵痛”。
       产业升级时不我待
       据资料显示，2006年上半年，江苏省工业生产成本总体上升了29.8%；而上海市的油价、工业原材料都涨速不小。而目前长三角地区的经济结构仍以制造业为主要支撑，产品大部分都是技术成熟、供大于求型，价格上涨的空间不大。“低成本、低技术、低价格、低利润、低端市场”是大部分企业的现状，对高成本的消化能力极其有限。
       除原材料涨价的因素，长三角的环境压力开始显现。长三角已成为中国酸雨多发区和水环境严重污染区域，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越发突出。同时，当前长三角的经济发展依然靠数量取胜，市场容量不够，出口贸易摩擦在不断增多。种种迹象显示，长三角产业升级已刻不容缓。
       长三角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低成本的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所带来的成本和价格优势；在国家宏观调控、资源约束日益突显等发生变化而导致制造成本上升时，区域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受到不利影响。长三角的产业升级就是要扭转从前以低级制造业，如纺织、皮革、水泥、钢铁等为经济主体，向高附加值产业，如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主体的经济转移。同时经济增长也要摆脱从前以高固定投资为经济增长点的增长模式。
       企业升级艰难跋涉
       产业升级，就是企业要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来提高效率。而技术人才是产业升级首先需要的。而人才的短缺，特别是技术人才的短缺正成为长三角产业升级的桎梏。
       今年长三角“技工荒”已成为区域内重点新闻。统计显示，长三角80%以上企业招工都要求有初中以上学历，近半数企业以初级技工为最低要求。
       技工是企业在转型中提升产品质量的重要环节。企业能否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必须依靠高技术的工人。长三角很多城市已意识到这点，上海市政府提出，从今年起，上海城市教育费附加用于中等职业教育的比例从22%提高到30%，此后，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同时设立区县职业教育专项经费。
       创新是企业转型的另一重要支撑，而创新需要的则是高级研发人才。2006年7月下旬，同济大学浙江学院落户嘉兴，并成为近年来该市引进的第三所“大院名校”。此前入驻的清华长三角研究院、中科院嘉兴应用技术研究与转化中心，已在当地推进实施集中培训。种种现象表明，长三角对产业升级中人才的分量看得越来越重。
       政府“导演”群策群力
       产业升级，企业是主角，然而作为“导演”——政府，应该在企业转型过程中担负更重要的指导与帮扶作用。
       2006年苏沪浙三地的统计报告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个新词——“有效投资”，它指的是产出效益较高的投资，相对于无效和低效投资而言。
       2006年上半年，江苏省制造业完成投资1307.47亿元，增长46.4%，其中科技含量较高的专用设备、电气机械和通信计算机电子设备等分别增长72.4%、86.6%和63.1%。与此同时，钢铁、水泥等国家重点调控行业投资继续降温，钢铁行业投资只增长6.2%，水泥行业投资下降了15.1%。
       “有效投资”已经显现出长三角各当地政府开始将资金导向高效益产业，而不是盲目扩产上马快，能短期出效益的低级加工制造业。
       从前，长三角各地政府都是“自立门户”，相互之间的“港口大战”、“招商大战”、“机场大战”屡屡上演。各城市之间还要彼此提防“挖墙脚”、“下绊子”的事情层出不穷，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日益严重。2006年10月，中国第一个区域性科技设备共享平台在长三角地区基本建成。长三角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协作共用网已经开通，充分利用长三角各城市丰富的科学仪器资源，在区域内为各种产业研发提供检测、测试、加工等专业技术服务。这可以减少长三角各城市在科研设备上的重复投资，避免资源浪费，降低区域内整体科技创新的成本。
       因此，区域间的政府合作有利于打破行政区界限，统筹规划和积极提高本区的制造业，重点实现汽车、电站和精密机械设备、家电和现代通信设备等制造行业的合理分工和优势的有效互补。把微观活力与宏观效率结合起来，提升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缩短与国际先进之间的距离。
       总体来说，长三角已走在升级的大路上。长三角的企业与政府都已将产业升级，企业转型作为经济发展的风向标。然而，我们也要看到，长三角在升级过程中面临着很多束缚，像人才、技术、资金的短缺都不是朝夕能解决的。人才的培养需要时间，研发的投入需要长时间资金的支持，各地政府间的统筹合作还有待探索。因此，在一段时间内，长三角还不得不忍受产业升级带来的“阵痛”。但只要长三角升级的步伐不停，“破茧成蝶”的长三角经济将迎来新的一次飞跃。
       （2006年12月29日《中国经济时报》/2007年1月15日《经济观察报》/1月5日《中国产经新闻报》，作者系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