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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我自己对长征的认识和了解的一些情况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大家都知道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谱写的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也是一座让中国人民应该世代铭记的历史丰碑。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惊天动地的伟大壮举和宝贵的精神财富，长征将永远发人深省、催人奋进。
       关于长征，说实话也不太好讲。长征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情，所以我不准备很详细地把这个过程从头到尾叙述一遍，准备先着重介绍一下几个在长征中有争议的问题，有助于澄清一些认识。
       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没有任何争议，但是现在这个问题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理由是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并没有成为党内最高领导人，他只是被选为政治局常委，进入决策核心。军事上他也不是最高指挥者。遵义会议决定，由朱德、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会后在党内分工时，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之后又成立了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军事小组，又称“新三人团”，全权负责红军的军事指挥。毛泽东说，周恩来是团长。因此，有人认为，不能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我们的看法是，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这个提法是客观的、符合历史事实的。为什么呢？简单列举三个理由：
       第一，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两个重要决议，都肯定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中说：“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说：“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两个历史决议，都是在中央全会上举手通过的。党中央作出这样的结论，是根据客观历史实际得出的，态度是十分慎重的。中央批准发行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就采用了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表述。
       这是我们第一个理由，就是中央的决议都是作了充分的肯定，很多领导人都是亲身经历过这段过程的。
       第二个理由，我们说遵义会议主要解决的是军事路线的问题。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就是遵义会议的决议，完全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主张。聂荣臻说，遵义会议决议是以毛泽东在会上的发言为基础形成的。会议通过这个决议，采纳了毛泽东的军事主张，也就是把毛泽东的军事主张以党的决议的形式确定为党的军事路线，这比名义上的职务安排更加重要。而且，遵义会议后，党和红军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都是在毛泽东主导下形成的。当时，打破国民党围追堵截关系到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而党的负责人张闻天不熟悉军事；周恩来是军事指挥上的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他非常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所以重大决策都是以毛泽东的意见为主导形成的，这是客观的历史事实。
       第三个理由，大量的史料，特别是亲身参加过这次会议的人的回忆，都肯定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比如陈云1935年10月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时就说，遵义会议上，“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向共产国际汇报的时候肯定要真实反映情况。张闻天自己都说：“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说明张闻天自己都承认毛泽东是领导中心。有关材料反映，当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时，起草组同志把形成的决议草案送给邓小平同志审看。当时，草案在表述遵义会议时，考虑到毛泽东没有名义上的最高职务，写的是这次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邓小平看了后说，这个事情他清楚，还是把“实际上”三个字勾掉好。邓小平说，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那个时候行军，他和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来，要等各个部队的电报，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据这些电报来确定红军的行动。在重要问题上，大都是毛泽东出主意，其他的同志表示同意的。尽管名义上毛泽东没有当什么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这些同志确实照顾大局，确实有党性原则，只要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都一致支持，坚决执行。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最后形成的决议就是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根据这几点理由，我们认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领导地位，是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是正确的。
       南下与北上之争
       第二个问题，关于南下与北上之争的性质问题怎么认识。
       南下与北上之争，是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党内发生的一场斗争。当时中央提出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以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张国焘不同意，要南下。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中央在1935年9月12日召开俄界会议作过结论。俄界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这个决定里说，“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也就是说，中央俄界会议认为，南下北上之争是原则分歧。对此，以前没有不同意见。20世纪80年代以后也有人提出，大家都是战略转移、战略退却，只不过你想退到北方去，我想退到南方去，就是战略退却的方向不同，只是一个意见的分歧。
       原则分歧和意见之争性质是有区别的。
       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们的看法是，这场斗争绝不是简单的战略退却方向的意见之争，实质在于要不要坚持党的北上抗日战略方针。因为北上的战略方针是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上集体通过的，是党根据国内形势变化制定的正确方针，张国焘在会上举过手，会下又出尔反尔表示反对，这既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也是违背中央的正确战略方针的。因为北上抗日是当时大势所趋。
       其次，这场斗争关系到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的根本原则问题。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前，张国焘并不清楚中央红军的情况，他估计最少应该有10万人，当时在部队中提出“欢迎十万中央红军”的口号。周恩来回忆说，会师后张国焘问他，中央红军到底有多少人？周恩来告诉他说，我们在遵义时大约有3万人，现在也就是2万人左右了。张国焘一听脸色就变了。当时，张国焘手里握着8万重兵，而且兵强马壮。红四方面军从陕甘苏区撤出来以后没有什么大的损失，而中央红军经过9个月的转战，兵力损失很大。红四方面军衣装整齐统一，看上去精神抖擞；而中央红军长途跋涉，衣衫褴褛。张国焘心里就不平衡了，加上张国焘在党内的资历超过其他任何人。所以，他仗着自己枪多、兵多，就不愿意服从中央的领导和指挥，提出要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否则没法北上。中央为加强两个方面军会师后的统一指挥，决定增补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但他不满足，他要当军委主席。中央又任命他为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却企图改组中央，控制党的最高领导权。你什么意思？要用枪杆子指挥党，这肯定是不能被接受的。所以，这场斗争看上去是究竟是北上，还是南下，它的要害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
       
       斗争的再一个焦点是团结还是分裂，如果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按照中央的北上方针迅速北上夺取松潘，那么红军北上的时间会大大提前，艰辛程度会大大减轻，就不必过草地，损失那么大。张国焘坚持南下，事实上造成党和红军的分裂，给党造成巨大的损失，给红军造成巨大的损失。所以这场斗争不是一个简单的意见之争，是一个原则之争，路线之争。
       真正的两万五千里
       长征研究中，还有一些新出现的问题，比如二万五千里。中央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的问题，以前国内国外都没有人质疑。上世纪七十年代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后，对这个问题也没有提出过质疑。但是这个问题从2004年开始成为问题了。为什么呢？2003年底有两个英国小伙子重走长征路后，他们宣布说，根据他们用GPS精确计算的结果，红军长征的历程实际上不到官方宣传的2/3,只有三千七百英里，也就是六千多公里，一万两千多里。他们还说，如果要说两万五千里，那么是各路红军长征加起来的里程为两万五千里。他们这个言论一出来以后，国外一些媒体乘机渲染，说这两个人用他们的行动粉碎了中共二十世纪最大的谎言。也就是说，长征两万五千里是虚构出来的，根本没有那么多。这两个人本身并没有恶意，他们走长征路后对红军的艰苦斗争精神是肯定的，觉得红军很不容易。但是他们的这些言论在国外产生了负面影响。我们的一些媒体不了解情况也跟着说，在报道一些重走长征路的活动时说将严格按照中央红军的行军路线行走六千公里。这种说法是绝对错误的。
       两万五千里的概念是怎么来的？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改编的陕甘支队到达陕北。10月23日，陕甘支队在吴起镇召开干部大会总结长征。在这个总结大会上，毛泽东说，从瑞金算起，我们共走了十二个月零二天，共三百六十七天”，“已经走了二万五千里”。当时，部队组织部分同志撰写长征回忆，并对长征的里程进行了统计。根据统计，毛泽东于11月5日在军委直属部队讲话时，再次总结长征说，“我们走过了赣、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根据一军团的统计，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这确实是一次远征，一次名副其实的、前所未有的长征！”毛泽东是长征结束第四天，在干部大会上总结时说的，下面坐着的人都是亲身经历长征的人，可能是虚构的吗？
       1935年11月13号，中共中央对外发布宣言，名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其中明确说，红军“经过二万五千余里的长征，跨过了十一省的中国，以一年多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最后胜利的到达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准备对日作战。中共中央对外发布宣言时也用了这个数，应该是很慎重的。所以，二万五千里这个数字是毛泽东最先提出来，是在很正式的场合，对亲身经历过长征的人说的。而且毛泽东说的非常科学，他是根据红一军团的统计，说走得最远的部队走了二万五千里，并不是说所有的部队。当然，二万五千里的概念后来成为红军长征的代词了，但确实有部队走过两万五千里，可以作为代表。不过，走得最远的部队究竟是哪一支，由于具体材料没有保存下来，现在无法确认。现在唯一流传下来的材料是红一军团直属队的长征记录，根据这份记录，红一军团直属队长征中走了18095里。大家会说，也不到两万五千里啊。但是大家要明白，这只是一个单纯的行军里程，而且是机关的行军进程（直属队是由机关组成的），肯定比作战部队走路要少。为什么呢？作战部队要打仗消灭敌人的。在敌情不明、地形不熟悉的情况下，经常要穿插、迂回，可能要走一些曲折的路线。特别是作战部队中的前卫部队、侦察部队，担负探明敌情，开辟道路的任务，走的路就更多了。而且红军当时缺乏地图，走错路的情况也常发生。所以作战部队肯定比机关走得多。机关都走了18095里，那作战部队肯定走得更多。
       中央党史研究室曾经委托四川省测绘局专门进行测量，测量的结果还比这个数字多400里出来。所以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保留下来的红一军团直属队的材料是可信的。而且，红军在长征途中还担负着筹粮筹款和宣传群众的任务，发挥播种机、宣传队的作用。这些都是要通过走路来实现的。比如张闻天夫人刘英在回忆中说，到宿营地后，她们到下面的村子里去开展宣传工作，一来一回走了60里。像这样的里程都是不被计算在行军里程中的。老红军谢飞回忆，她们为了救护伤病员、安置伤病员来回奔波，她说，如果大部队走了二万五千里，她们至少走了三万五千里。所以，“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概念是不容置疑的。同时，对照这两个英国青年所走的路线，与保存下来红1军团行军路线，还可以发现，许多途经地点是不同的。为什么呢？70年过去了，地形地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路是后来重修的，而修路一般都是要截弯取直的。因此，用现在的“重走长征路”否定当年红军长征的二万五千里是不科学的。讲这个问题，是希望大家对两万五千里概念有正确的认识。实际上，各路红军长征的总里程达6.5万里。
       长征研究中有争议的问题很多，不可能一一介绍，就其中的几个问题，简单介绍一下看法。除了有争议的问题外，长征研究中还有一种值得关注的倾向。国外有少数人，企图通过否定红军长征的历史，进而否定我们党的历史，否定中国革命。这是值得我们警惕和关注的。我们认为，在史学研究中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可以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对包括红军长征在内的中国革命史进行多方面的探讨，也应该允许发表不同的学术观点。但是需要警惕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通过丑化、歪曲我们党和军队的历史，进而企图达到否定我们党、否定我们军队的目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从否定这些国家领导人的历史，否定这些国家共产党的历史开始，进而制造舆论、混淆视听、惑乱人心。这是一个应该值得深刻汲取的教训。
       （本文是作者在“光明讲坛”作的演讲。10月19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