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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长书]镂金的衫袖
作者:永 宁

《读书》 2005年 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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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眼看到金箔贴饰的古代服装实物,这一刻让人目眩。大约三年前,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一次大型展览上,新疆尉犁县营盘十五号墓男性墓主的一身殓服完整地亮相,其上点点闪耀的金箔,使很多人都猝然遭遇了目眩的时刻。墓主淡黄绢袍的前胸装饰用小片金箔贴出穹形纹样;足上的绢袜,也饰以金箔贴成的花纹,昔日的高贵与荣耀,就在点点金光中沉默地凯旋,一下逼近到我们面前。
       实际上,在新疆尉犁县营盘古墓群的其他墓葬中,同样出土有金箔贴饰的服饰,如M14墓出土的贴金绮袍残片、贴金衣背残片、贴金绮裙下摆残片、贴金衣褶残片,M17墓出土的贴金绮夹襦等等。经专家研究,这些墓葬及其随葬物品的年代,被定在东汉到魏晋这一时段。这让人联想到,中国历史文献中关于服装上以贴金做装饰的记载,大致上也是出现在同一时期。
       比较明显的例子,如《南史·萧正德传》中记载,梁武帝时,四大恶少之一董暹有“金帖织成战袄,直七百万”。此外,南齐东昏侯萧宝卷骑马出行的时候,总是戴“金薄帽”(《南史·齐本纪》)。金箔,在当时的文献中一般写作“金薄”。这一时期,人们对于金箔的认识,以及对金箔制造技术的掌握,显示在晋人陆《邺中记》(《四库全书》版《说郛》卷五十九)对石虎仪仗的描写中:
       石季龙作“云母五明金薄莫难扇”。(《四库全书》所收《十六国春秋》中,此句后有云:“此一扇之名也。”)薄,打纯金如蝉翼,二面采(彩)漆,画列仙、奇鸟、异兽;其五明方中,辟方三寸或五寸,随扇大小,云母帖其中,细缕缝其际,虽掩尽而彩色明澈,看之如金可取,故名“莫难”也。季龙出时,以扇挟乘舆。
       这是一种工艺很复杂的仪仗扇:把黄金打成薄如蝉翼的“金薄”,也就是金箔。然后,在金箔两面都用彩漆画上当时最时兴的神仙、仙境题材,做成一张金箔的扇面。再把扇面划分成三寸或五寸大小的一个个小格,用透明的云母片一一贴上去,直至云母把整个扇面覆盖。最后,用细缕——应该就是黄金的细丝——填充云母片之间的缝隙。这样,虽然画着彩画的金箔上面覆盖了一层云母的保护层,但是,通过透明的云母,人们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扇面,给人的幻觉,似乎那彩画的金箔触手可及,这也就是其“莫难”一名的由来。石虎出行的时候,就由侍从们高举着这样辉煌的金扇,随行在乘舆两侧。
       新疆出土的汉晋时代服饰上的点点金箔,让我们知道,用“纯金”“打”成“如蝉翼”一样轻薄的金箔,在石虎的时代,肯定不是什么太稀罕的事情。实物与文献互相印证,恰恰清楚证明了当时金箔打制技术的成熟水平。技术的成熟,当然是金箔进入人们日常生活的前提。当时,人们的首饰、衣服、鞋以及居室布置,都用金箔加以装饰。如东汉繁钦《定情诗》:
       何以结相于?金薄画搔头。
       西晋张华《轻薄篇》:
       足下金薄履,手中双莫邪。
       陆《邺中记》:
       (石虎)帐顶上安金莲花,中悬金薄织成碗囊。
       营盘古墓出土实物,展示了这一时期在服饰上运用金箔的具体工艺:
       M14:8-1,贴金衣襟。……用粘合剂将切好的小三角形金箔(底边宽0.35—0.4、高0.45厘米)粘贴在各个布片上,每片粘15枚,上下相错排列成三角形。……在绢条和加缝的布片斜缘上贴连续的圆形金箔(每枚0.4—0.5厘米),形成连珠纹。大部分金箔在出土时已脱落。(《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一九九五年发掘简报》,《文物》二○○二年六期,30页)
       简报中尚有多处关于贴金衣饰的介绍,其手法都是一致的:把很多剪切成小片几何形的金箔贴到衣料面上,组合在一起,形成几何形状的复合图案。在看到这样的工艺手法之后,汉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些文学描写,就变得容易理解了,如南朝沈约《少年新婚为之咏》中所道:“罗金薄厕,云鬓花钗举。”
       “厕”,在汉代,常用于漆器、金属工艺中,如《西京杂记》中的例子:“天子笔管,以错宝为跗……以杂宝为匣,厕以玉璧翠羽,皆直百金。”(“天子笔”)“杂厕五色琉璃为剑匣。”(“剑光射人”)“武帝为七宝床、杂宝案、厕宝屏风、列宝帐。”(“四宝宫”)“皆以杂宝厕错翳障。”(“日射百雉”)在这些描写中,“厕”和“错”,都是指当时奢侈品上流行的装饰手法:把金、银、宝石、羽毛等切成小片、长条或细丝,利用粘合剂固定在器物表面上,形成“拼嵌”、“镶嵌”的花纹。但是,在丝罗的衣料上如何进行“镶嵌”?本来让后人很困惑。营盘古墓贴金服饰实物的出土,让我们明白,沈约诗中所云“金薄厕”,显然是借用金银宝石镶嵌工艺的词汇,来形容服饰上独特的装饰手法:把极薄的金箔切碎成圆、方、三角等形状的小片,或细长的窄条,有规律地在丝绸衣服上拼贴成花纹。M17墓出土的贴金绮女夹襦,恰恰是在下摆上有一道贴金黄绢缘边,可以作为“罗金薄厕”这一诗句的视觉注脚。
       同样,《西京杂记》中,记载赵合德呈送给赵飞燕的礼物,有“金错绣裆”,也是借用当时金属镶嵌工艺的习惯用词“错”,转而形容金箔贴饰服装的做法。裆,应该是“裆”的简称,意为坎肩儿、背心。因此,“金错绣裆”,就是赵合德送给赵飞燕的一件贴金绣花坎肩儿。
       不过,非常有意义的是,在汉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并不满足于借用“厕”、“错”等漆器、金属工艺中的传统术语。对于剪刻金箔以贴饰服装这一手法,出现了专业称呼。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四库全书》版《说郛》卷五十九)中有云:
       正月七日……或镂金薄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
       这里,金箔加以刻、剪等处理,制成小片图案,被称为“镂”。庾信《春赋》中恰恰谈道:
       镂薄窄衫袖,穿珠帖领巾。
       “镂薄”者,镂刻金箔成纹,以便贴饰在衫袖上,正好与下句的“穿珠”相对。另外,《三国志·夏侯玄传》有云:
       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从大将军以上,皆得服绫锦、罗绮、纨素、金银饰镂之物,自是以下,杂采之服,通于贱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整句话都是在谈论服饰的奢靡,“金银饰镂”是作为衣料的一种,与绫锦等罗列在一起,“服……金银饰镂之物”,也就是说,“金银饰镂之物”是用来穿在身上的。结合“镂薄窄衫袖”一句的语意,以及新疆出土贴金衣物的实物参考,可以认为,用金箔、银箔刻成的小片图案来贴饰服装,对于这一行当,当时比较专业的称呼是“镂薄”、“金银饰镂”。换句话说,在那时,“镂”如果与金银箔或服饰联系在一起时,就不是指金作、木作中的雕镂、镂刻之意,而是指“金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贴金”。如此,则《晋书·石季龙载记》中所言:“季龙常以女骑一千为卤簿,皆著紫纶巾、熟锦裤、金银镂带、五文织成靴。”其中“金银镂带”一项,就是指在腰带的皮或丝面上加以贴金、贴银装饰。
       至晚在三国时期,服装贴金工艺就成了独立的行当,拥有专门的工艺名称,这应该说明,贴金服饰在当时是何等的成熟,何等的受欢迎。直到南朝末期,陈后主即位之初,还曾专门下诏,将这一工艺列在禁绝之列:
       镂金银薄、庶物化生、土木人、彩华之属,及布帛短狭轻疏者,并伤财废业,尤成蠹患……并皆禁绝。(《南史·陈本纪》)
       朝廷要专门发布诏令加以禁绝,正可以看出贴金银工艺在当时的红火程度。实际上,对于这样的贴金衣料,三国时,夏侯玄就建议朝廷一定要严加限制,可是,一直到南朝末年,朝廷换了好几代,同样的努力却还在继续着,只能说明贴金服饰太受欢迎,根本不可能杜绝。
       《全三国文》中载魏文帝曹丕《诏群臣》文,其中谈道:
       前后每得蜀锦,殊不相似,比适可讶,而鲜卑尚复不爱也。自吾所织如意虎头连璧锦,亦有金薄、蜀薄,来至洛邑,皆下恶,是为下工之物,皆有虚名。
       因为已经事过境迁,我们不太清楚作者当初发话时的具体语境,文中这一段话就显得不太好理解,揣其大意,是在批评蜀锦、蜀地的工艺品质量不行,作为一种反证,证明曹魏等于“中国”,等于正统。其中要注意的是“自吾所织如意虎头连璧锦,亦有金薄、蜀薄”一句。史书记载,从东汉以来,陈留襄邑就以生产一种特殊的“织成锦”而闻名,据说到了“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东汉王充《论衡·程材篇》)的地步。那时,朝廷仪式上公侯百官的礼服衣料都是在襄邑定制,其中,如“虎贲将虎文裤,……虎贲武骑冠,虎文单衣。襄邑岁献织成虎文云”(《后汉书·舆服志》)。曹丕说“像咱们这儿织的如意虎头连璧锦……”“虎头”、“连璧”显然是指锦的纹样,似乎与东汉以来的“织成虎文”传统纹饰有传承关系。更重要的是,营盘墓地M8墓出土的锦枕面,织有“安乐如意长寿无极”的字样,而一九五九年新疆出土的彩锦女袍也织有“万世如意”的字样。根据《邺中记》等书对于锦名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按那时的习惯,“如意虎头连璧锦”一名中,起头的“如意”二字,乃是指锦中织有带这两个字的吉语。因此,这是一种在虎头、连璧纹中夹织有“如意”吉语的彩锦,是当时最贵重的“织成锦”,只有襄邑才能生产。
       但是,在这一最珍贵、最本土的高级面料上,“亦有金薄、蜀薄”,其意思似乎是,对这种贵重的“织成锦”再加以“镂薄”,贴上金箔的小片花纹。“蜀薄”不知何意,从曹丕刚批判过蜀锦的情况来看,也许是指蜀地加工的金银箔。推测这段话的意思,仿佛是说,蜀锦中就流行“镂薄”,由此,才有接着一句的“咱们这儿织的如意虎头连璧锦,也带有金箔、蜀箔”。似乎,当时生产的锦,包括最为贵重的织成锦,都流行在锦面上加贴金箔,也就是在织锦上进行“镂薄”,把贴金锦作为最终的出品、作为一个特殊品种,推销四方。《太平御览》卷三五九“兵部”“防汗”条记载:“《魏百官名》曰:黄地金镂织成锦障泥一具,又织成防汗一具。”(中华书局一九六○年版,1651页)“黄地金镂织成锦”一词,显示三国时期确实流行“镂金薄”的织成锦;陆《邺中记》也提到,十六国时,石虎的豪华大帐“悬金薄织成碗囊”;《南史·萧正德传》中“金帖织成战袄,直七百万”的记载,则显示如此极端奢侈的衣料直到南朝也还存在。不过,据曹丕说来,这一特殊品种质量不太过关,不知此话是出于政治立场的判断,还是确实反映了事实。据考古发掘简报介绍,营盘古墓出土的“镂薄”服饰,普遍有金箔脱落的现象。不过,在经历了一千多年的考验之后,居然还能有部分金箔贴牢在丝织品上,这才更叫人惊奇。
       不管曹丕有什么样的观点,从文献与实物都可以看出,从东汉以来,中国内地与遥远的西域一样,非常时兴“金银饰镂”的时装。《邺中记》中有一条说,石虎在进行大朝会的时候,“两阁上窗幌,宫人数千陪列看坐,悉服饰金银熠熠”。新疆出土的贴金或说“镂薄”衣服实物,使得这一记述重新变得令人信服起来。至少,动笔写下这样一条文字的人,在当时,是以他亲眼所看到的贵族服饰上闪闪的金箔、银箔为依据,而构造出如此华美灿烂的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