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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关于严修的历史定位存在诸多模糊认识，对其生平资料的读解也常常显得支离零碎，以至于在后人眼中缺乏应有的完整性。李冬君博士的近作《中国私学百年祭——严修新私学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系年》一书，在一个比较宏大的背景上记述了严修一生的方方面面，参照十多年前出版的《严修年谱》，人们对这位“南开校父”的生平“本事”终于有了较为真切的了解。
       天津老城西北角有个文昌宫，其西侧不远处即是严翰林胡同，此地坐落着一片大院套小院、合计约百余间屋舍的大宅院，它的主人便是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办者严修先生（一八六○——一九二九）。如今严家老宅在城市改造中已不复存在，其原址方位大致在现今清真南大寺以北、铃铛阁中学以东，即新辟芥园道的东口。在这车水马龙的通衢大道上，人们何曾想到：此处竟是南开学校百年历程的发轫地所在。
       就教育背景而言，严修与封建王朝时代应试求官的士大夫并无二致，饱读圣贤经典，沉浸科考之中，年仅二十四岁便登上科举顶巅，进入翰林院。他受益于来津主持问津书院的“清流”领袖张佩纶，并由此结识李鸿章和张之洞。青年严修显然更倾心于抱持“经世致用”之学的张南皮，这与他作为盐商家子弟追求实用价值的求知取向不无关联。与众不同的是，严修在应试科举的同时，尚有一条求知“副线”：对于算学兴趣浓厚。早年他师从陈奉周学习算学，“平日于代数、几何致力最深”，后来任职翰林院仍旧兴味不减，以至于出任贵州学政期间竟将算学题列入书院考题之中，曾求助湖广总督张之洞推荐算学讲师到黔执教，任满归途中又在沪上选购《五纬捷算》、《圆锥曲线说》等相关书册。其偏重“实学”的自觉，较之甲午战后风气大开士大夫整体“学术转型”，明显提早了十多年。在贵州学政任所，严修跟从祁祖彝学习英文，大约十年之后任职学部期间，仍每日与陈宝泉等坚持习读英文不辍。他的趋新倾向，还体现在戊戌前为其长子智崇开列“中西合璧”的学习方案上，其中颇敢舍弃：“训诂之学，金石之学，校勘之学，虽不学可也；骈文，古近体诗，不学可也；极而言之，时文、试帖、律赋，不学亦可也；字则小楷最为切用，求速求匀，而能事毕矣，篆隶不学亦可也。”一个翰林出身的文教高官对国学采取如此“放达”的态度，至为少见。
       除了洋洋大观的严氏日记和一些唱和酬酢的诗词之外，严修绝少有著作行世。他中年时发过这样的感慨：“好争者必不直，好盟者必不信，好怒者必不威，好察者必不智，好服药者必不寿，好著书者必不通。”洞明世事使他“轻著述而重躬行”，择取“毕竟须回实处去做”的路径，与一般文人的崇尚虚文显有不同。世人知晓严修其人，除创办南开学校“事功”外，恐怕就是戊戌变法前夕上书光绪倡开“经济特科”的那份奏折了。严修生平曾两次冒险上奏，奏开经济特科乃其一，摄政王载沣开缺袁世凯之后抗疏劝留乃其二。两次封奏意义不同，却展现了严修不轻易外露的硬气和锋芒。当年在张佩纶的调教下，他曾经写下“男儿胆气须磨练，要向风波险处行”这样刚健的诗句用以自励。
       一八九八年之于严修，是个充满转折又预示着新机的关键年份。因奏开“经济特科”而开罪于自己的恩师和翰林院顶头上司徐桐，事实上断送了他前期的京官生涯；其兄的中年早逝，使严修不得不收缩“外务”转向营家置业，他后来面对不少高官显位的机遇却显得“意兴阑珊”，实在是难以割舍“故园瓜好”。即使出任学部侍郎之初，令他最感忧虑的仍是津地工厂和学校能否运作如常。看来，实业（事业）关怀乃平衡入仕诱惑的有效抗体。同年六月间，在好友徐世昌的引介下，严修在天津小站结识了在此练兵的袁世凯、段祺瑞等一批新进军人，彼此印象颇佳，日后随着北洋系军人的政治崛起，严氏在北方的兴学活动得到这个实力集团的鼎力相助，甚至不妨说，直隶教育的勃兴本身即是北洋“政绩”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年冬，严家私塾开馆，严修为其子弟们聘请的“新学”教师乃张伯苓，这位北洋水师学堂毕业的前海军士官在此教授英语、理化知识以及健身怡情的体育游戏。严、张联手合作，为此后创设北方名校奠定了根基。这一年，严修三十九岁，张伯苓二十二岁
       严修的两次日本之行，即其所谓的“两度瀛山采药归”，无疑为他其后的兴学活动提供了参照和动力。上世纪初，先进人士纷纷东渡“取经”，清廷新政更明确要求文教官员必须赴日本考察之后方能履职。吴汝纶接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未及上任，先赴日本考察，即是显例。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九○二年秋严修偕同两个儿子自费东游，一则亲送二子留日入学，二则考察东瀛学校制度和设施。此次东游的前半段，主要凭借私人关照，而后半程则受到日本外务省的官方礼遇和安排。一路参观日人的各级各类学校，其收获和感慨自不必说，本国求新过程中的诸多困惑竟也在游访间获致释然：一日游关西寺院，闻钟声悠扬，观众僧诵经，因而顿悟：“讲学问不必废词章，讲教化不必废僧道”，新与旧并非水火不容。访晤早稻田大学创办人大隈重信，询以“智日进则德日退，然乎？”答曰：“大不然，是固兼进，无退之理。”严修深感“与己意极合”。东游归来，严修与林墨青、王寅皆等津门士绅掀起了一个兴学高潮，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他们集资将会文、问津两个书院改建为民立第一、第二小学，又应天津知府的要求，废庙兴学，建起官立学校多处，其中城厢内外的城隍庙、营务处、盐关厅、育德庵、放生院和药王庙等处均建起新式学堂。严家老宅更增设了蒙养学塾和女子学馆。一时间，津门兴学之风颇盛。
       此时正奋力推进“新政”的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袁世凯，恳请严修出任直省学校司（后改称学务处）督办。袁氏尝自述：一生事功乃练兵、兴学二项，练兵，世凯自任之；兴学，则以范孙先生任之。严修此次也是当仁不让，毫无推脱之意，慨然应允，所提惟一条件，乃是再去日本考察教育，于是便有了一九○四年夏季的二度东游。此次赴日，张伯苓随行，其考察的细致程度似较上一次为甚，目的性也更加具体。严修拜访文学博士井上哲次郎，受访者的一席话令严、张二人印象深刻：明治维新诸贤之所以能横空出世，实得益于日本的教育实效，而日本教育之发展，尤得益于德川幕府后几百年的重教启智之功。在东京，严修与留日学生杨度、范源濂、曹汝霖等人曾有“清风亭聚会”，范源濂日后在学部及筹办南开大学过程中成为严修的重要合作伙伴。考察归来，严修更加坚定了“兴学为地方要政，实与钱谷、刑名并重”的信念，大力推广日本的教育经验，在直隶各地广设劝学所，加大师范教育的覆盖面，注重提高教育层次。同年十月十七日，严修将严氏家馆与另一大盐商王奎章、王益孙的“王馆”合并，建成私立中学堂，后定名为敬业中学堂，聘张伯苓为学堂监督（校长），其日常经费由严、王两家平均负担。严修晚年撰《自订年谱》记载此事道：“改家塾英文馆为敬业中学堂。”此时，严家的商务经营也颇为顺遂，在严修好友宋则久的帮助下，严修的次子智怡创办了天津造胰公司，此前严家在滦州煤矿、启新洋灰公司和北京电车公司等均持有股份。
       在教育史上，严修可谓中国近代认真借鉴日本经验的代表性人物。他两次东游的一个附带收获，是聘订了一批日本教习来华执教。他参与改建的天津民立第一小学的教员中日本教习竟有七人之多；严家创设保姆讲习所，聘请日人大野铃子担任主讲；严修在直隶学务处创办《学务报》和《直隶教育杂志》，由学务处顾问渡边龙圣及三名日本教习和两名中国官员合作编刊；直隶各地建立劝学所的实施方案也是由渡边等人制定。当时，对于支付重金聘请日本教习曾经有种种非议，严修的态度十分明确：“教员用东人需费诚巨，然不如是，则内容仍不可问；且不如是，则永无可以不用东人之日。故此费不能惜也。”同时，他选送近百名官绅青年进入东京弘文学院、经纬学堂等校学习法政、师范、印刷等课业，其中包括李琴湘、郑菊如、陈宝泉等人。严修后来主政晚清学部，部内留日归来者明显居于多数。事实上，直到民国初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制定各项新教育法规时，仍然大量借用日本现行规章，据蒋维乔忆述：不少民初教育法规甚至照抄日本的现行文本。可知，中国新教育的“仿日”阶段是一个必经过程，毕竟也是间接学习西方的可贵努力。直至“五四”前夕，严修到欧洲游历，面对大英帝国的数百年国力积累，他仍然坚持认为：欧洲之程度，我国数十年内，恐无赶及之望，“果欲学步他人，只可仍从日本入手，否则一片空论而已”。
       严修锐意兴办学校，不可避免地与传统科举发生碰撞。一九○五年科举制度寿终正寝，系由袁世凯、张之洞等地方大员联名会奏所致，而袁氏作为发起者，其近侧的严修、卢靖（木斋）等人持“科举不废学校不兴”主张，终于促动袁氏约同江、楚诸督入奏。科举罢后成立学部，统管全国学务，严修被委以左侍郎（先为右侍郎）之职。此举可视为朝廷对严修兴学业绩的肯定，也缘于袁世凯此时势焰正炽。并无办学经历的荣庆，因籍属蒙古八旗，又与袁世凯交好，出任学部尚书。在张之洞入京以军机大臣“兼管学部”之前，严修实际上主持日常部务，故有学部“凡百设施，十九出公（严修）意而不见其迹”之说。不过，严修内心对学部差使却感到苦闷，到此任职一年时他在日记里写道：“夜半醒有所感触，辗转不能寐。不能退，不能遂，如之何？如之何？”其后又在家信中感叹：“余尝思虱处其间，不如在家自办学堂之为愈耳。”张之洞的到来，似乎给严修的“苦境”带来某些转机，严氏日记一九○七年最末一日载曰：“是日张相所论各事多合余意，……其言之有序，不胜悦服。”不过，实际情形则更为复杂。
       清末学部实乃“新政”期间兴学模范省直、鄂人员和经验的汇合之所，亦是袁世凯、张之洞两位封疆大吏权势平衡消长的外在显现，袁、张入值军机后，分别兼领外务部和学部，已成晚清的擎天二柱。张之洞兼理学部期间，整顿学务，强调质量，保存国粹，奖励出身，扩充京师大学堂等举措，未必尽合严修的主张和心思。他与张氏赏识的学部参事罗振玉在若干“技术细节”上意见歧异发生争执，如国子监的存废，太学旧址改师范学堂抑或继续讲习国学，各省提学使之资格限定等。罗氏惊讶于严修出身翰林却“思想新异”，折射出直、鄂两地虽同办新学然观念内蕴尚有分别。诚如论者所言：“直隶经验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严修等人的观念主张，与张之洞亲手培植的湖北模式相比，直隶更多实干家的作风和世界眼光，而较少儒学名臣的传统理念。”
       在学部任职的同时，严修对“敬业中学堂”等自办学校始终投入精力和财力予以扶植。一九○六年间，乡绅郑菊如将津城西南“南开洼”十余亩空地捐赠给敬业中学用作新校址，严修与王益孙、徐世昌、卢木斋诸人共捐银二万六千两建筑新校舍。一年多以后校舍建成，因学生日增甚感教室逼仄的中学堂始搬离严宅，迁入新址，学校随之更名为南开中学堂（亦称南开学校）。其日常经费仍主要由严、王两家担负，此后出任东三省总督的徐世昌每月亦捐助常年经费二百两。南开学校计划兴建礼堂，袁世凯闻讯慨然捐资一万元，礼堂建成，即名曰“慰亭（袁的表字）堂”。南开学校在北方特有的社会土壤和人文环境里艰难而迅速地成长起来，以致被今天的人们赞誉为“私立办学之楷范”。而其中严修和他的具有特殊身份的朋友们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可惜人们常常有意无意地漠视或支离这些史实。
       严修的离开学部，与袁世凯的“落难”有直接关联，甚至不妨说严修是与袁氏共进退。一九○八年冬，光绪、慈禧几乎一日之内相继“龙（慈）驭上宾”，清廷权柄落入摄政王载沣之手，其首要之举便是将权重势大的袁世凯开缺回籍。据载：袁氏“奉旨日，仓皇出都，旧识无敢与通音讯者，惟学部侍郎严范孙独抗疏，讼言进退大臣，应请明示功罪，不宜轻于斥弃等语”。而袁氏黯然离京的寥寥送行者中更有严侍郎的身影，载沣对这位“袁党”智囊人物当然不会轻易放过。此后不久，即以严修引见廷试留学生“奏对错误，殊乖体制”为由，给以“罚俸半年”的处分。严修隐忍迁延多时，待张之洞病逝后痛感“学部已无可作为”，遂请假归里，结束了后期京官生涯。返津当天，他便来到南开学校，与张伯苓谈话至子夜时分。无官一身轻的严修此时刚好是“知天命之年”，此后便再未出仕。
       清末立宪运动风云迭起，严修认定君主立宪乃最合国情的政体。然而世事偏偏跳跃式发展，武昌城头的枪声将国人带进了共和时代。严修与晚清大学士李鸿藻之子李符曾、李石曾兄弟多有来往，此时李作为北方同盟会负责人，向严修引见刚刚出狱的汪精卫，希望借助严与已经复出的袁世凯的特殊关系，展开南北议和。严修于是为双方穿针引线。袁世凯此次出山，再次显现了中国政治的波谲云诡。袁氏先后以度支（财政）大臣、南北议和大臣、直隶总督、教育总长等要职频频请严修出仕襄助，却均被婉拒。北方一些政治势力也曾有意拥严修为直隶督都宣布独立，严修同样拒绝为他人所利用。有一段时间天津局势不稳，严修作为津门巨绅竟每日赴天仙茶园看戏，地方民心得以安定。足见，当年严修在天津地位之重要。民国肇始，袁氏作为大总统，其权势如日中天。严修一如既往地与袁保持私谊，却严守“不涉公务”的底线。他于民国元年暑期携妻带子第三次举家东游，返国后不长时间，又劝说袁氏送子弟出洋留学，并亲自陪送至欧洲腹地，勾留近一年之久。此类举动，看似闲适无忧，实则意在缓解和摆脱来自权力核心的纠缠。
       还在清末最后几年，天津长芦盐商的经营状况大不如前，严家亏空严重负债累累，辛亥年初不得不合并或停办一些文教设施，对南开中学的捐款也一度中止；同年底王益孙家族亦停止了捐助。一时间，私立南开学校面临生存危机。幸亏直隶提学使傅增湘果断决定将长芦学堂、客籍学堂两校并入南开学校，使得办学经费每月增银八千两。严修的姻亲华氏家族也援之以手，紧急捐银一千两给南开。严修和张伯苓也出台灵活措施，特设优待名额若干，招收富商子弟，以扩大捐助来源。从而使得已有学生五百人规模的南开学校能够维持和发展。严家则适时调整投资方向，合理调度资金，渐渐从低谷中恢复过来。随着南开中学十年办学经验的积累，筹办大学日益提上日程。一九一五年春，严修偕张伯苓先后走访参观京津两地的北京大学、清华学校、北洋大学、汇文大学及工业专门学校、法政学堂、师范学校等机构，考察大学的基本情况，借鉴各校经验，为筹建南开学校大学部进行准备。由于最初两次试办不成功，严、张和范源濂等人商议远走大洋彼岸向美国教育模式取经问道，如此动作也颇为吻合中国高等教育大变革前夕的思想价值趋向。一九一七年始，张伯苓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师从著名学者杜威等人研修教育学，为期一年；翌年，严修与范源濂等联袂而至，共同感受新大陆的教育理念和办学经验，流行美国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潮与严修长久以来对于教育的理解颇多暗合之处。他们结伴返国之后，期待中的南开大学随之也就呼之欲出了。
       南开的私立性质，决定了其经费的不确定性，这也就造成南开办学者不得不屡屡“折节化缘”的外在印象。清高的洁身自好无补于事功的拓展，看似低俗的奔走权门，换取的是成就教育的光耀亮色。一九一九年二月，严修与张伯苓、张彭春、华午晴和马千里商定筹备大学事宜。随后，严、张赴京与教育总长傅增湘、次长袁希涛等洽谈大学立案事由，又与北大校长蔡元培和胡适等教育界人士晤面，寻求同行支持。三月底，严修、范源濂、张伯苓合请交通银行董事长梁士诒、币制局总裁周自齐以及曹汝霖，集议募捐筹款的具体办法。此后，严修诸人便开始了行色匆匆的劝募之旅，由太原至南京，又从上海到杭州，一路下来，有收益也遭遇到尴尬。天津籍的江苏督军李纯（秀山）允捐二十万元（后又追加数十万元），江西督军陈光远捐助一万元，后来绥远都统蔡成勋认捐五千元，大总统徐世昌则以其在震义银行的存款票据八万元捐赠南开。这些与北洋系有关联的捐助者们，或出自桑梓之情，或缘于对范孙先生社会声望的敬重，当然也有某种“人脉”因素。北洋实力人物段祺瑞挫败张勋复辟“再造共和”之后，曾邀约严修出任参议院议长之职，虽未如愿，却也反映出严氏这位“北洋文宗”的特殊身份。需要稍加说明的是，严修的次子严智怡此时担任直隶省实业厅厅长，后又改任河北省教育厅长。
       南开学校大学部终于在同年九月间正式开学，南开中学在历经十五年办学风雨之后，终于有了与之相匹配的大学机构。不过，南开大学欲立稳脚跟还需假以时日，当时社会上的各种评论也并非都是正面。对此，严修适时地函嘱张伯苓校长：“他人反对我校，苟无正当理由，均可不必措意。若因言语失检，招人疑忌，则不可不自检。”张伯苓后来称严范孙先生为“南开校父”，除了孕育南开之功，显然还有更为深广的精神涵义。一九二三年，南开大学迁入天津八里台现址，严修邀请友人在此举办“城南诗社”聚会，放舟畅游，吟诗挥毫，雅集终日始散。随后的几年，继而创建南开女中，不久又有增设南开小学之议。年近古稀的严修又一次出面约请王心容、纪锦斋、金小泉、范竹斋等津籍富商聚会，共商劝募集资事项，南开小学随后得以成立。至此，南开学校在天津形成了自小学、中学到大学、女中的完整系列规模。
       晚年严修发起成立“崇化学会”，显露怀古迹象，又与康有为等旧时人物来往，遂身涉遗老之嫌。但敏锐的观察者注意到，他放手请梁启超讲学南开，却不肯给康氏一个到校演讲的机会。此一细节颇能说明严修内心的轻重之分。作为新旧过渡人物，他对“五四”激进思潮未必完全赞同，但对于白话与文言之争却持平和态度，不走偏锋。有趣的是，他对拼音字母持赞许态度，曾经热心支持王蕴山在津城各小学推行拼音字母教学，吴稚晖在《三十五年之音符运动》一文中称：“第一位实行宣传官话字母的，是天津严修。”
       可是一生痴迷于教育的严修，却难以参透新教育带来新困惑的迷局。他在直隶锐意兴学，晚年却发现，津城适龄儿童入学者乐观估计不过十之三四，与他早年仿行日本“强迫教育”的目标距离甚远。学校教育中，过于偏重西洋文化，教师与学生相互隔膜，追求功利而无心于学问，学校功能雷同而缺乏多种发展机遇等等，此类问题尽管“十余年来蓄之于心”，暮年严修对此却是无能为役了。
       （《中国私学百年祭——严修新私学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系年》，李冬君著，南开大学出版社二○○四年版，30.00元；《严修年谱》，齐鲁书社一九九○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