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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任何一个国家的版图上，都找不到像北京、天津这样比肩而立的“超级双城”。这两座同样拥有上千万人口的城市仅仅相隔137公里，但很多时候让人感觉很遥远。
       天津最早建制可以追溯到金代设立直沽寨，从此开始扮演京师粮道守卫者的角色，直至明朝设立卫城。天津因北京而设，因北京而发展，也因距北京太近失去了很多机遇。纷杂的历史纠葛，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一个是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首都，一个是商贸和航运中心，两座城市的功能定位截然不同，似乎没有互为对手的理由。但在市场利益的诱惑面前，京津不可避免地一次又一次正面碰撞。天津有摩托罗拉，北京有诺基亚；北京有中关村，天津也响亮地喊出“把高科技产业打造成支柱产业”的口号。与长三角、珠三角借助分工明细的产业链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京津在咫尺之内打造了两条结构雷同的产业链。
       进入21世纪以来，要求京津合作的呼声越来越大，两地官员也开始频繁接触。两个巨人互相伸出了手，究竟是握手还是掰腕？至少目前还没有太明朗答案。有专家曾这样打过比方：如果把中国比喻成一个巨人，他的头是京津冀地区，他的两条腿分别是长三角、珠三角。京津两强在中国经济的地位可见一斑。环渤海经济圈这个设想自提出以来仿佛“高开低走”的股票，轰轰烈烈的开场白过后便悄无声息。没有人怀疑这支“潜力股”的美好明天，怒其不争的却大有人在。普遍的看法是，环渤海经济圈纸上谈兵远过于实践，京津两强难辞其咎。
       “主辅”与“双核”的地位之争
       与上海在长三角一枝独秀、广州和深圳在珠三角错位发展不同的是京津在环渤海经济圈内的定位一直处于争论之中，大体上有三派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主辅”结构，即以北京作为区域首位城市和单级中心，沿主要交通干线呈放射状向外扩张，而天津是北京城市职能向外扩散最主要的接收地。第二种意见是“双核”结构，认为京津是产业结构互补、产业协作平等的关系，北京应充分发挥科技、文化、信息中心的职能，而天津在港口运输、加工制造等领域“挑大梁”。第三种意见回避了谁主谁次的争执，强调京津应通过市场调节、行政干预等手段实现一体化，本质在于两市合并。
       从表面上看，这些只是专家的口舌之争，但其背后或多或少反映了两地政府的意见，也代表了两地不同的利益追求。后来，清华大学吴良镛院士提出了建设“大北京”构想，既突出了北京的诸多国家中心功能和世界城市的定位，同时明确提出京津“双核”作为主轴，根据需要疏散大城市的功能。这个方案因兼顾了各方利益而被广泛接受，并且得到国家有关部委的认可。
       2005年5月，出席“京津科技合作座谈会”的两地专家呼吁停止无谓的“名份之争”，使京津合作尽快迈入正轨。他们一致地认为，北京、天津没有主辅之分，只有分工之别，两地应本着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配置统一规划、基础设施共享共用、经济政策协调统一”的目标。
       经济结构趋同引发产业之争
       一个是典型的消费型城市，一个是港口和商贸中心，历史上的京津互相依存，和睦相处。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加快工业化进程，陆续新建了一批大型重化工业，天津的经济地位渐降。与天津争夺资金、项目时，作为首都的北京明显占据上风，两地综合实力的差距也越拉越大。到2003年，北京的生产总值已超过天津1000亿元。产业结构雷同，必然导致京津竞争多于合作。通过对统计资料进行测算，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国平发现，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京津两地产业趋同矛盾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有加剧的趋势。1990年，京津两地的主导产业只有一项雷同，但到2002年，两地7项主导产业中居然有4项雷同，其中第一支柱产业均是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更令人费解的是，京津两地在制定未来发展规划中，都提出要把电子信息、生物技术与现代医药、新能源、环境保护、新材料以及现代制造业、现代农业等作为产业发展重点。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专题研究报告认为，两大都市比肩而立，产业结构雷同，产业规划又如此相近，注定会刺激过度竞争，消减双方开展互补性合作的愿望，并加剧两地的区域壁垒。报告直白地指出，如果不靠政府干预，京津合作只能是一句空谈。
       京津的产业之争还延伸到了其他领域。2005年初，国家有关部门曾决定在南北方分设两个全国性的产权交易中心。面对这块诱人的蛋糕，京津自然都难以割舍。舆论普遍认为，南方中心非上海莫属，北方中心则由北京、天津“二选一”。在媒体纷纷发布天津胜出的消息后，成立不久的北京产权交易中心戏剧性地与天津、上海一起成为全国三大产权交易中心。一位产权专家告诉记者，由于众多中央直属大企业的注册地在北京，其产权交易势必也会在北京完成。搭上“末班车”的北京，将天津挤到了“有名无实”的尴尬境地。
       京津双赢还有多远
       尽管京津合作存在“先天不足”，但面对长三角、珠三角飞速发展的巨大压力，两地除了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外，并没有更多的路可选。专家认为，如果合作顺利，京津会形成“1+1>2”的一体化模式，将对整个环渤海经济圈产生示范和辐射效应。
       南开大学逄锦聚、周立群等专家认为，京津应把交通一体化作为经济一体化的突破口，首先将两地的空间布局联成一片，构造京津都市圈，促进京津塘高速公路沿线的中关村、津港保税区等八大产业基地开展合作。他们还建议两地政府制定政策，鼓励企业通过生产、销售协议形成契约式联合，进行跨市生产经营和改组，不涉及资产、产权交易，也不改变现有的地方财政体制，以回避敏感的地方利益之争。京津两地的汽车、钢铁、电子工业、化工等大型企业如果能充分合作，不仅会诞生一批“巨无霸”集团，而且生产、运营成本也会大大降低。
       北京大学李国平教授认为，北京的土地、用水、用电等生产成本明显高于天津，不适合发展石油、化工、冶金等传统工业，在有条件的前提下应适当向天津等地转移。对电子信息、医药、汽车等两地共有的优势产业，不能简单地因为趋同而限制任何一方发展，而应该通过产业内跨区域协作做大做强，最终实现规模经济。
       专家们还对京津未来的城市功能和区域角色作了描绘：北京依托科技、教育优势，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天津充分利用北京的科技成果提升传统工业的竞争力。北京依托首都优势，强化其知识、信息、技术产业服务功能。天津依托港口优势，强化为现代物流、资本流、人流服务的功能，两地互补形成功能齐全的第三产业服务体系。
       北京决策咨询中心主任钮德明是京津两强合作的积极鼓动者。他说，京津拥有国内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特殊优势，特别是知识经济起点较高。如果城市功能定位明确，产业布局合理，并能协调好双方的利益关系，从长远看京津地区完全有可能成为我国经济结构最先进、最能体现社会发展潮流的现代化城市地区。
       在北京市近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京津冀合作是必不可少的用语。天津更是明确提出，向北京“靠近”。大蛋糕往往无从下口。除了签订几份不痛不痒的合作意向，两地鲜有大动作。没有人怀疑京津两强合作双赢的结局，但这个理论上的结局究竟有多遥远，几乎无人能预见。
       (2005年11月25日 新华网北京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