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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自由.倾向.公正
作者:高默波

《读书》 2003年 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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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美英澳盎格鲁—撒克逊三国对伊拉克入侵战争中最令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入侵当局?穴包括入侵之国的政府和联军指挥部?雪对世界媒体的导向和控制的策略与方法。其中最有效的方法应该是让记者随军行动,与美军士兵生活在一起。香港的《明报》把这称为“着床从军”。虽然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可以使其天马行空似地独往独来,但美英当局非常明白赢得世界舆论的重要性。可以说,现在世界上惟一可以制衡第一超级强权的就是世界舆论这个第二超级强权。
       人们一般都认为,在西方的民主自由国家,比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等,新闻媒体不但是不受政府控制的,而且是起着监督政府、暴露社会黑暗作用的。必须承认,西方发达国家的确有自由的传统,西方媒体受政府控制的程度确实很低。虽然这跟民主没有必然的直接联系,但是如果因此就下结论说西方媒体没有倾向性,会客观地监督自己的政府和主持国内和国际正义,那就过于简单了。西方民主的基础和结构的内涵是容许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表党派在规则规范内争夺。水门事件和克林顿被揪都是党派斗争的结果。这跟监督政府和主持正义没有关系。就连美国媒体对越南战争中美国军队的暴行的揭露也不是因为美国媒体有什么良知发现和主持正义。虽然个别有良知的记者总是有的,但从整体上来说,美国媒体反越战的报道的最根本原因是美国内部对越战是否有益于美国的信念动摇了。美国军队没有打下去的信心,因为他们在使用了当时世界上除原子弹以外所有的先进武器后还是不能取胜。美国各党派几乎一致地认识到,越战再打下去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这样美国媒体才打开了批评越战的大门。
       不管有意识的自律还是无意的行动,美国媒体在大方向上是与政府保持一致的,在对外政策上尤其如此。这里有多种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美国政府跟大财团和公司?穴包括媒体公司?雪 在政治经济结构上的一致性和互补性。另一个原因是,任何国家的媒体都有一个国家利益的问题。作为一个媒体单位,甚至作为一个记者,你能说你可以不为你的国家利益服务吗?在这次伊拉克战争中,一位美国名记者就因为在接受伊拉克一方采访时说了两句批评美国政府的话而被公司解职,理由是他的话危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个记者还不得不公开道歉。
       另一个例子也很有意思。大家知道美国宪法有个著名的《第一修正案》,是为了保护言论自由的。可是在“九一一”事件后,美国的新闻界不得不在爱国和《第一修正案》之间选择前者。美国三大电视公司之一的美国广播公司总裁大卫·韦斯廷就不得不这样。二○○一年十一月他在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发表演讲后有个学生提了个问题:将五角大楼作为恐怖活动攻击目标是否合理?言下之意是,既然恐怖与反恐怖是一场战争,五角大楼作为军事目标应该是合理的。这位总裁先言之凿凿地回答说,我们新闻记者应该忠于自己的职责,不应该替美国公众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的话一公开立刻激起轩然大波,在线民意调查显示,美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希望他立刻辞职。总裁先生只好发表书面道歉声明说,我错了。“九一一”事件后,白宫和五角大楼不断呼吁媒体报道要明智,不要危及国家利益。有的新闻人员说,这事不同于报道克林顿性丑闻,我们要管好自己的嘴。
       漂亮的口号往往使天真的人们看不到赤裸裸的国家利益。现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不遗余力地鼓吹贸易、投资、技术、文化和学术思想的超越国家利益的全球化。这是因为他们在这些领域占领先地位,打破国界限制有利于他们的国家利益。如果他们真的是关心经济落后国家人们生活,如果他们真的是有普天下超国界的正义和平等的人权思想,这些国家的媒体就应该也鼓吹劳工的全球化,让贫穷国家的劳工进入他们的市场。美国、西欧和日本的农副产业既得到严格的关税保护又有慷慨的政策性补助。据一项统计,西欧的奶牛每头每天的补助高达三美元!这些国家的媒体鼓吹打破本国的关税保护和取消天文数字般的补助吗?既然任何媒体都要考虑国家利益,既然政府的国家利益和媒体公司的国家利益是大方向上一致的,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没有政府控制的媒体就一定会更客观而没有倾向性呢?
       许多人毫不迟疑地认为,在美国这样的民主自由国家里至高无上的新闻自由会使人们全面了解世界上事情的真相。有一个例子证明这种想法是天真的。不论是在伊拉克战争前还是战后,美国都没有发现伊拉克与“九一一”事件有什么关联,可是有则民意测验表明,美国有60%以上的人觉得伊拉克对那次事件有责任。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完全是美国舆论导向的结果。这种导向是循序渐进的、微妙的和间接的,以至于你很难说有什么偏离了他们的所谓新闻道德。有的导向就赤裸裸了。比如传播全球的那个伊拉克人民欢呼美军拉倒萨达姆雕像的镜头就是导演出来的。镜头中几个欢呼的人是从反萨的流放人士中拉来的。对那个倒霉的几乎是童子军的美国少年女兵的所谓英勇抢救也是导演出来的。其实在美军找到她之前伊拉克医务人员就已经开车送她归队,美军的扫射又使他们返回医院。
       《纽约时报》一直以客观公正的权威自居。美国甚至世界的许多媒体都以《纽约时报》的新闻导向为指南。但《纽约时报》的误导也是有目共睹的。从台湾地区移民到美国的华裔美国科学家李文和间谍案就是由这家报纸炒起的。李文和被指控为中国提供了原子武器的最机密情报。在李文和被无罪释放后,《纽约时报》只羞羞答答地做了小小的纠正。但是有多少人会去注意那不是头版头条的纠正呢?由于媒体的炒作,“华裔不可靠”的印象就潜入人们的下意识中,而这样的误导是无损于《纽约时报》声誉的。
       但有一桩丑闻倒是使《纽约时报》有伤体面。由于别人揭发,该报发现,属下一名姓布莱尔的记者所发的七十三篇报道中至少有三十六篇是根据主题编造、剽窃和抄袭的。在这丑闻之后,该报一名执行编辑和总编被撤职。为了保卫西方媒体的崇高道德领地,现居美国的原中国记者曹长青撰文争辩说,《纽约时报》的失足的根本原因是它的左派态度。把《纽约时报》算作左派是很有意思的。这说明在当今右派一手遮天的世界,什么都可被打成左派。曹先生为什么这么说呢?根源是这名姓布莱尔的记者是个黑人。按照曹先生的解释,这位黑人记者没有学位,没有水平,没有职业道德。他之所以被雇用是因为《纽约时报》实施了政策性照顾,也就是优先黑人以照顾弱者的左派政策。
       首先得说的是,有没有学位并不能作为有没有水平的标准。这个布莱尔能够不做采访地撰文并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说明他很有水平。该报的水准那么高,应该有一整套的审稿、核实和编辑规则。这个记者能够不被识破,说明他达到了该报的标准。逻辑的结论是,要么这位记者的水平高,要么《纽约时报》的水平低。如果是前者,《纽约时报》雇用布莱尔就不是政策性照顾。如果是后者,那我们该怎么看美国媒体之冠的《纽约时报》呢?再看职业道德问题。其实曹长青先生有一件事没讲到。至于是不知情还是知而不说只有他自己知道了。这件事是,布莱尔的问题只是《纽约时报》丑闻的开始。最终导致总编被撤是另一名记者布莱格先生。布莱格是《纽约时报》的资深老记者,曾得过普利策奖,他也是该报总编的朋友,不过两人都不是黑人。这位布先生是因为把一位见习生采访和写成的新闻据为己有被读者揭发出来,而且还不只这一例。这位老先生不但不认错,反而在接受《华盛顿邮报》的采访时说,他的所作所为在《纽约时报》是普通的多数人都做的事。他还说,全国大多数的记者都这样,即抓住新闻主题后让别人去做故事。这下得罪了所有的同行同事。在这种情况下,《纽约时报》的老板才不得不把总编撤掉。
       有人可能会问,你自己不是从西方的媒体得到这些真实的消息的吗?这不说明自由国家的媒体不隐瞒事实、是真实和客观的吗?而且每个记者每个媒体都有错误报道的时候,知错能改不就是对真实负责吗?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这里有两个要注意的问题:第一个是真理后果的问题。当一件导演的新闻头版头条播出之后它已经制造既成事实。后来的纠正没有全面的或太多的效果,因为纠正很少是用头版头条的。所以引不起一般人的注意。一般的人要么没时间要么没兴趣去跟踪和校对;第二个是谁纠正谁的问题。这次伊拉克战争的一些导演消息是由欧洲而不是由美国媒体揭露的。否则我们也许还被蒙在鼓里。另一个与中国有关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那就是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在北约轰炸南斯拉夫时被美军炸毁死人的事件。美国的媒介不但理所当然地认为是误炸,而且毫不迟疑地谴责中国人的愤怒情绪和抗议行为。当中国媒介头版头条播放家属痛哭死者镜头的时候,美国媒体把从打碎了玻璃的使馆窗口可以看到的美国驻中国大使的焦虑满脸的镜头放在头版头条。中国市民的游行一方面被说成是政府组织的,另一方面被类比于义和拳愚民。大概两年之后,一向持有严肃认真声誉的英国《观察家》报发表了经过长时间调查包括采访北约官员后的文章,下结论说中国使馆被炸是故意的行动。美国的媒体当然不会把这当大新闻。全世界最有影响、大名鼎鼎的《纽约时报》根本就不报道。
       有一个人和他的写作不但能使我们理解美国的民主性质也能帮助我们了解西方媒体现状。这人就是格列高·帕拉斯特?穴Greg Palast?雪。因为他在英国的《卫报》、《观察家》和英国广播公司上发表揭露美国的文章和报道,很多美国人就给他写电子邮件,骂他是“英国猪”。其实,他是美国人,因为在美国找不到空间才找英国的媒体。可是当他揭露英国执政党工党的内阁成员接受美国公司的行贿时,英国的《镜报》则骂他是个说谎的骗子。最近他把他的一些作品收集成册,取名为《金钱能买到的最好的民主》。这本书一出来就在美国成了畅销书。本书的第一章,也就是最使许多美国人恼火的一章?熏揭露布什家族是如何把美国总统的宝座盗走的。由于许多因篇幅所限在这里无法交代的机制和延续下来的规则的原因,二○○○年美国总统决胜的关键正好是布什弟弟做州长的佛罗利达州。而根据算票的结果共和党的布什?穴即州长的哥哥?雪仅仅比民主党的竞选人多五百三十七票。但这几百张票完全是偷来的。
       事情是这样的。在投票前,布什的州长弟弟利用选民登记的机会将五万七千七百名美国公民取消了投票资格。取消的名义是,这些人是犯罪分子所以不准参加选举。问题的关键是,这些被取消资格的五万多名人中大部分是黑人穷人。而根据过去的经验和民意测验,大多数的黑人穷人是会投民主党的票的。在这些被取消投票资格的人中,有许多是曾经有过犯罪记录,但已经服满刑期;所以按照法律规定是有资格投票的。也就是说,把他们取消是违法的。而另外很多人根本连犯罪记录都没有,他们被取消资格惟一的原因就是他们是黑人。请看布什弟弟这个州是怎么做手脚来达到他们政治目的的。在做选民资格登记时,他们用计算机根据种族来搜寻名单,如果有一个叫比尔·威特亭的黑人有犯罪记录,所有同名同姓的黑人全被刷掉。而同名同姓的白人选民资格就被保留下来。必需说明的是,这种在登记过程中公然用种族歧视的方法去淘汰有可能投民主党派选民的行动不是布什弟弟的州政府官员直接干的,而是通过一家私人公司干的。因为州政府把这项工作承包给一家私人公司。根据帕拉斯特的揭发,在承包的招标时,州政府没有把这项目包给更便宜的公司,而是包给一家价格高得惊人的公司。幕后是怎么回事只能靠大家的想像力了。政治与私人公司在这件事上的密切配合绝不是偶然和偶尔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结构就是两者利益的一致性。
       排除黑人选票的另一个手脚是操纵投票机。这种投票机的设计很巧妙。如果一张选票不符合程序,比方说不清楚或是同时投了两个候选人,投票机会拒绝接受,于是投票人就得重来。可是如果你不启动这个拒绝接受的机制,投票机就会接受不符合程序的选票,可是到算票的时候这不符合程序的选票就算废票。于是做手脚的办法就是在黑人居民多的选区不启动拒绝接受的机制。结果呢,在白人多的选区,每百张选票只有一张是作废的。而在黑人多的选区,有八分之一的选票是作废的。在现任总统布什弟弟的佛罗利达州,有十七万九千八百五十五张选票是作废的!帕拉斯特对该州各县选区的废票作了统计:一个黑人居民占百分之五十二的县选区有百分之十二的选票作废。一个黑人居民占百分之二十六的县选区只有百分之七的选票作废。而那些黑人居民只占不超过百分之四的县选区只有百分之一到三的选票作废。既然黑人倾向于投民主党的票,黑人选票作废越多对共和党当然越好。
       美国的主流媒体不惜重金调查克林顿跟一个见习生的性关系问题,但在一个既关乎民主程序腐败又关乎种族歧视的重大新闻事件上,不但不下功夫去调查,也不报道帕拉斯特的调查结果。只有叫《国家》和《沙龙》的非主流、发行量很少的媒体做了报道。《华盛顿邮报》等选举结束六个月后才做了报道。更有意思的是,由《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媒体在选举结束后还煞有介事地用重金聘请芝加哥大学的国家民意研究中心组成调查团专为二○○○年的选举做调查。媒体有几个月不愿透露调查结果。最后在选举一年以后,美国的主流大媒体一致以头版头条新闻宣称:不管怎么样,布什都是会被选上的。芝加哥大学的国家民意研究中心的专家可没这么说,帕拉斯特的不可反驳的调查结果更不能使人得出这个结论。但美国民主的神圣性可是要保护的。
       下面我再讨论西方自由民主体制下主流媒体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大家都知道英国科学家大卫·凯利自杀的消息。其实他是不是自杀也是值得调查的。事情的起因是他被指控向英国广播公司透露了以安东尼·布莱尔为首相的政府如何利用情报机关的信息来支持英国参加美国的伊拉克战争。这位科学家到底向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位记者说了什么我们还不知道。根据这位记者报道,布莱尔政府故意夸大和歪曲情报机关提供的信息来欺骗议会和国民。这件事无论怎么说都是对英国政府不利的。可英国广播公司却是英国政府所有,用中国流行的语言来说,就是国营的。它的最高级经理人员是由政府任命和撤换的,它的经费靠政府拨款。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跟自己的政府老板唱对台戏呢?按许多人所理解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英国广播公司应该跟着政府的屁股转;而那些管理和财金都与政府没直接关系的私营媒体会毫无顾虑地批评政府。为什么我们看到是相反的现象呢?或者虽不是完全相反但至少有很多与以上所说逻辑不一致的现象呢?
       实际上,英国广播公司常常受到历届政府的指责,说它有违反国家利益和反政府政策的偏见报道。澳大利亚国家广播公司也常常遭到同样的指责。就拿最近伊拉克战争报道来说,澳大利亚的电讯部长指责澳大利亚国家广播公司有反美偏见。并威胁说,如不改正就削减经费。这位部长还提交了一封投诉信,在信中列出了六十多条澳大利亚国家广播公司在报道中有反美偏见的例子。澳大利亚国家广播公司的投诉处理办公室在对这封信的指控做了调查后得出结论说,除了其中的两处稍有根据外其余的都是毫无根据的胡乱指控。但是政府并不就此罢休,说是要组成独立的无澳大利亚国家广播公司人员参加的调查组。
       美国没有国营公司的媒体,所以没有这种现象。这是否可以解释为什么主流美国媒体的高度一致呢?澳大利亚有很多私营媒体,其中没有一个私营媒体受到政府的指责。这是为什么?当然我们可以说,私营媒体政府管不着。但政府还是可以写投诉信的。任何个人都可以向任何公司投诉,为什么政府不能?问题是,政府要么对私营公司很满意,要么不会或不敢得罪。这两者都与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有关。政府对私营公司不会或不敢得罪,因为是这些公司为他们竞选活动捐款使他们上台。政治家们连拍马屁还来不及呢,怎敢得罪?况且,你要不要靠这些媒体树立你的形象?由于种种原因,私营商业媒体的观(听)众总是比国营媒体多得多。其中一个原因是私营媒体有许多打打闹闹、叫叫笑笑的轻松或是色情和暴力的节目,而国营媒体却需提供严肃的记录或分析节目。前者观(听)众多而后者少。哪位政治家不想观(听)众多的媒体为你说好话?最近在澳大利亚发生的另一件事也能说明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澳大利亚劳工党有两位议员公开批评以色列,其中一位甚至说,以色列现总理沙龙是杀人犯,是战犯。澳大利亚的犹太居民组织有人宣告说,如果劳工党不马上制止这种现象,犹太裔工商业界和个人将停止向劳工党捐款。劳工党的领袖马上出来发话,说该党对以色列的态度和政策不变,我们要对以色列进行访问进行解释等等。
       另外重要的一点是,政府很少有必要抱怨私营媒体。为什么政府会对私营媒体满意呢?这就是上面我提到的资本家与政府利益的一致。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组成和法律的实施就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作为私营媒体老板的资本家为什么要与政府作对?澳大利亚的私营媒体在这次伊拉克战争中基本上是支持澳大利亚政府和美国的。全世界的媒体大王之一,拥有美国国籍的澳大利亚人默多克在伊拉克战前发话说他支持美国入侵伊拉克。从那以后,他所拥有的全世界一百六十多个媒体没有一个是反战的。
       那么为什么国营媒体却不怕批评政府?穴当然是有选择的批评?雪呢?其实提出批评的是各位记者,但管理阶层是很难任意解雇记者的。首先,最高级的由政府任命的管理人员,即使是紧跟政府的也难于插手人事,因为他们并不直接经手记者的雇用;第二,西方国家一般都有劳工法,有工会,随便解雇一名记者可能会引起法律诉讼。第三,西方新闻宗旨并由此写成的媒体公司指南里有新闻自由和独立之条文和传统。尽管每个媒体都有倾向性都可以不独立,虽然事实上不可能公正不倚和独立,但抽象的共识是存在的。所以一旦某个人和媒体受到攻击时这些条文和传统还是可以用来保护自己。第四,因为国营媒体是靠纳税人的钱来办的,它一遇到政府攻击时就能得到很多观(听)众的支持和保护。政府本身的运作就是靠纳税人的钱来支撑的,所以国营媒体在解雇管理人员和削减经费上不是一不满意马上就可办得到。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国营并不等于政府控制,私营也不一定会有利于媒体的独立和自由。至少在西方先进国家不是那么简单。在政府为资本家服务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倒是国营的媒体能发表一些不同的声音。以上的分析还证明,一国的媒体都是为本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当然,即使在一个国家内,对什么是国家利益,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和事件上有不同的看法和理解。英国广播公司和澳大利亚国家广播公司会说,他们有时发表不协调于政府的声音正是因为他们认为那样做是符合国家利益的。但是没有一家媒体不但说到而且能做到“服务于全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