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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意识”是一个让人感觉非常“复杂”的词语。
       在上世纪那个讲究阶级斗争的年代，这个词语在不少时间和场合是一个让人战战兢兢、让人感到生硬冰冷的词语。那时的“政治意识”从一个侧面来说，更接近于一种“斗争意识”，“政治意识”在火爆的运动中禁锢了人们的头脑，很多时候只剩下“斗争”两字在指挥着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实行“阶级专政”，就像“砸烂狗头”这个现在看起来非常刺眼的词语，就是当时的现实写照。
       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在《另一种回忆录》中，通过收信这一平常的人际交往方式，对此曾有这样的细致描述：“大家也许认为，收到信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用不着大惊小怪。但是，对我这‘曾经沧海’的人来说却不是这样。我除了在‘文革’初期收到一些‘砸烂狗头’一类的信以外，几乎有五六年的时间，一封信也没有收到过。我已经变得不惯于收信，收信后不知所措了。”
       先生的话很形象，不是个中人，难解其中味。的确，在那时，没有人愿意在“政治意识”方面显示自己天生弱智，“不是我们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敌人”，简单而又简单的判断，非常流行。人人都有政治意识的时候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意识只是止于狂热而非理性的时候，常常意味着它的贬值和虚无。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在对“政治意识”恐惧了很长一段时间后，现在这个词语，反而成了人们比较爱说和爱听的东西。比如，有贪官落马的时候，人们会说他政治意识不强，抵御不了现实的诱惑，被腐蚀了；某人行政不作为的时候，人们同样会说他政治意识有问题，不够自律，是惰政表现。现在是一个逐步学会从民生的现实角度观察问题的时代，深得民心的“和谐”两字甚至被解读出了汉字的象形意义——“禾”、“口”即人人有饭吃，“皆”、“言”即人人有话说。这时候，政治意识依然是一种评价标准，只是它身处讲究“和谐”的时代，没有了冷箭冰霜。
       比如房价是当前最热议的话题，但问题是，这种争论大多是“学术”名义下“有关人士”的争论，他们有着滔滔不绝的术语，他们善于运用精确的数字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争论之激烈，常常还上升到对人品的“探讨”。但“空谈”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没有“原则”的“放炮”，更常常沦落到单纯的口舌之争。当老百姓对“专业人士”的争论已经心有疲惫的时候，他们更希望听到一些政府的声音，因为政府是为民众服务的，是民众利益的代言人，他们不能失语。
       所以，当因劝告老百姓暂缓买房而“出名”的广州市市长张广宁，最近再次直言“住房问题已经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的时候，这种政治意识迅速博得了许多人的敬佩。“责任型”政府和其主政者，就应该学会弥补和纠正市场的缺陷和不足，而非一沾“市场”两字就撒手不管。
       看来，同一个词语随着时代的不同，会给人不同的感受，恨之或爱之，皆有理由。大概，这就是词语的功能之一，也是汉语的魅力之所在吧。一位诗人说过：“再过几百年，如果在纸堆中，挑出一行诗，就可以使这个时代再现！”诗是如此，词语何尝不是这个样子！
       ［杨孔翔荐自《济南时报》2007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