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换到繁體中文

您的位置 : 首页 > 报刊   

[特栏]引导全民族抗战走向胜利的旗帜
作者:佚名

《新华月报(记录)》 2005年 第10期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为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抗日战争胜利的取得,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最根本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团结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成为引导全民族抗战走向胜利的旗帜。
       中国共产党倡导和坚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决定因素
       抗日战争的进程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倡导并始终坚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动员全国的军队和老百姓,最大限度地反对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最大限度地孤立顽固势力的反共投降活动,是全民抗战最有效的组织形式,是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决定因素。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实践,打开了东北抗战的局面。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在短短的四个月时间里,整个东北被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沦陷的严峻形势,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在全国掀起。在这种形势下,能不能团结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民族抗战,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关键。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首先提出了武装抗日的主张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表示愿意在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的三个条件下,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抗日作战协定。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宣言,它明确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一致对外的愿望。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名义给东北地区党组织发出指示信,要求尽可能地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力量,共同对敌。5月,中共满洲省委作出接受中央指示信的决议,明确强调联合一切反日力量,开展反日反帝斗争与反日游击运动,并建立抗日联合军指挥部,以实现抗日武装的统一战线。到193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发展到11个军,在东北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实践,打开了东北抗战的局面,凝聚了东北的抗战力量,牵制了日本向关内入侵的步伐。
       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形成。1935年华北事变后,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公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当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八一宣言”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引起强烈反响,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这年12月爆发的“一二九运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形势,在1935年12月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确分析日本侵略者打进中国之后社会各阶级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明确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会后,中国共产党采取切实措施,一方面促进“一二九运动”后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军队将领宣传抗日主张,开展争取同盟者的工作。经过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首先在西北地区实现了抗日力量的联合,形成了西北团结抗战的局面。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提出和平解决的方针,充分表现出团结抗日的诚意。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再次表达了团结抗日的真诚愿望。从这时开始,中国共产党派出代表,与国民党当局展开谈判。谈判中,中国共产党既坚持原则,又作出必要的重大让步,推动了国民党逐步向抗日的方向转变。全国抗战爆发后,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全国各族人民、各党派、各抗日团体和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侨胞热烈欢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并以不同形式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形成了中华民族空前大团结的局面。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中华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得到巩固和扩大。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后,日本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侵华策略: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而将主要力量用于打击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在占领区加紧扶植傀儡政权,建立和发展汉奸组织。在日本的诱降下,国民党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中国抗战出现了极其复杂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冷静分析形势,始终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以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为原则,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三次反共高潮中,中国共产党有理、有利、有节地展开斗争,克服了投降、分裂和倒退的危险,驾驭了整个局势的发展,维护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实施的正确的战略指导,是夺取抗战胜利的基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是有力量进行抗战并最后取得胜利的,这种力量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广大人民之中,只有动员和组织人民,才能抵御强敌,才能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所以,从抗战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一条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对日作战,实行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方针,以及抗日游击战争理论和一系列战略战术,是夺取抗战胜利的指南,对全国抗战起到了战略指导的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和纲领,极大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实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给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权利,适当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实行抗日的外交政策、财政经济政策、教育政策和民族团结政策,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纲领指明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具体道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和纲领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以更高昂的爱国热情投入抗日洪流。抗日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
       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持久战战略,对全国抗战起到了战略指导的重要作用。为了更广泛地动员并组织人民群众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必须明确提出抗战的军事战略方针。还在全国抗战爆发前,中共中央就预见到抗日战争将是一场持久的战争。1935年12月,毛泽东同志指出:“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全国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同志在国民政府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提出:全国抗战在战略上要实行持久防御,在战术上应取攻势,即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不久,洛川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再次强调:“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会议确定了红军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使游击战争担负起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此后,中国共产党在党内外对持久战方针进行了广泛的宣传。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为了科学阐明抗日战争的发展趋势和正确道路,毛泽东同志集中全党智慧,于1938年5月撰写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重要著作,全面考察中国持久抗战的客观根据,分析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毛泽东同志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毛泽东同志预见,持久的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认为相持阶段是持久抗战转到最后胜利的“枢纽”。这一科学预见,在后来的抗战进程中得到了证实。毛泽东同志还系统论述了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阐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批判了对于抗日战争的各种错误认识,从思想上武装了全党和广大军民,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中华民族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步成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
       人民军队是中国共产党实现自己的政治路线的基本依靠力量。在全国抗战的新形势下,要使这支力量承担起贯彻执行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任务,关键是实行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敌后战场的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对坚持长期抗战起了重大作用。全国抗战爆发不久,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上明确提出:到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展和扩大人民军队,打败日本侵略者。这个要求,既服从于民族解放战争的总体战略,又充分发挥人民军队的优势,在政治上保证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因而是人民军队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抗战的正确方针。八路军刚开赴抗日前线时,主要是直接在战役战斗上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并取得了平型关等战役战斗的胜利。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后,根据形势的发展,八路军按中共中央的部署,在华北敌后实行战略展开,分兵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坚定地执行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任务。与此同时,新四军也挺进大江南北,开赴苏南、皖南、皖中等地区,创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到1938年10月,八路军和新四军先后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山东、苏南、皖中等抗日根据地。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担负起抗击日军的主要责任。根据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八路军由山区向平原地区挺进,广泛发动群众,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巩固和扩大了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晋西北、山东等抗日根据地。1940年8月,为了粉碎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和“囚笼”政策,八路军对华北日军发起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即“百团大战”。这次战役共作战1824次,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俘获1.8万余人,沉重打击了日军。与此同时,新四军利用山地、平原和河湖港汊等复杂地形开展游击战,建立了皖东、豫皖苏、皖东北、豫鄂、苏北等抗日根据地,坚持和扩大苏南、皖中等根据地,沟通了华北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在华南,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创建和发展了东江、琼崖等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展了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敌后战场逐步成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武装力量逐步成为全国抗战的主力,抗击着约60%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歼灭日伪军170余万人。在抗击日军的艰苦斗争中,党领导敌后根据地度过困难时期,并对日军展开局部反攻,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得到迅速发展。到1945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发展到19块,总面积约95万平方公里,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万人,民兵260万人。
       中国共产党以自身的先锋模范作用,成为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坚强核心
       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牺牲和先锋模范作用,成为领导民族解放和振兴的坚强核心,是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杰出组织者和鼓舞者。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时刻把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把挽救民族危亡、争取抗战胜利视为自己的光荣责任。中国抗战是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进行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觉悟、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不足,大多数民众的无组织,军力的不坚强,经济的落后,政治的不民主,腐败现象和悲观情绪的存在,统一战线内部的不团结、不巩固等等,形成了这种困难环境。”面对这些困难,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要“自觉地担负起团结全国人民克服各种不良现象的重大的责任”,“在全国人民中形成一个坚强的核心”,“领导这次战争达到胜利”。为此,中国共产党提出一系列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战略策略,为中国人民指明了如何争取抗战胜利、如何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振兴的正确道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了让每个党员都能真正承担起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共产党员应在各方面起先锋和模范作用:在部队,应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在和友党友军发生关系时,应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坚持统一战线的纲领,成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在政府工作中,应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从事民众运动时,应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广大共产党员按照党的要求,在实践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良好形象,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自身建设。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把握机遇,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建立起同广大人民群众血肉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时,大力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使中国共产党逐步成为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成熟、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成功地领导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以及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和党的七大,全党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有了一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和统一。到1945年春,党员人数发展到121万。经过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发展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政党,成为今天团结全民族坚持抗战的核心,成为全国一切民主进步力量的支柱,成为广大民众争取解放和胜利的旗帜”。抗日战争的伟大进程,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
       (8月26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