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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笛无腔]北大生活记惑
作者:孙绍振

《杂文月刊(选刊版)》 2007年 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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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难以实现的
       “反右”进入第二高潮,吾与一新闻专业同学常常相聚,坚信胡风不是反革命。运动进入“深挖”暗藏之人民敌人阶段,遂忧惧日甚,不知何日沦为“右派分子”。约定每日于小饭厅(今日之所谓“三角地”也)边相见,通报祸福。一日姗姗来迟面色阴沉,云:“吾已成分子”矣。为双方之安全,约定不再见面。该同学临别赠言为:
       让我们学会自私吧。
       积数十年之经验,坚信此言之甚易,行之甚难。王阳明先生知易行难之说,于此又一明也。
       最悲惨的选择
       一同学被划为右派,情节属于最为轻微者,留于班级照常学习。昔之朋友与之交谈日疏。乃密告其挚友:如此精神歧视之苦,孤立之痛,不若于小偷群中之平等、自由也。吾等闻之,皆以为戏言。数日后,该同学于东安市场,从一中年妇女手中,抢一捆毛线。女狂呼,然而追之不及;该同学乃长跑运动员也。乃缓步等之。后为公安局拘捕,送劳动教养。至今音信杳然。
       最难幽默的
       1958年春,反右运动过去,乃有“向党交心”之运动:主题是“搞臭个人主义”,凡是见不得人的追求个人名利等龌龊思想,如能公开交心,当众坦白,脱了裤子割尾巴,最为光荣,乃热爱党之表现也。然而,北大小资产级知识分子大多爱面子,运动迟迟不见进展。
       某日某党员同学毅然于全年级大会带头交心沉痛检讨进入北大以后忘记党的培养,个人幸福至上,思想腐化,蜕化变质,陷入个人主义泥坑不能自拔。有意于某女同学,屡屡不得逞。乃于一日,持信至女生楼,请意中人一阅。曰:答应则好,不答应,则立即从楼上跳下。全场感动莫名,我一回头——该女同学满面通红。
       暴露自我,如此坦诚,众同学莫不自惭形秽。一男同学受此鼓舞,乃于小组坦言,读《史记》,怀疑刘邦人品。此等思想实在危险,当改过自新,等等,等等。
       数周后,此同学为公安局以污蔑罪逮捕。至二十余年后方得平反,数年前已经退归林下,侍弄几亩薄田,信中时而流露陶渊明“采菊东篱”之乐。
       最无法弥补的
       反右时期向一同学借得罗曼·罗兰之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乃豪华精装本,系一波兰留学生之馈赠。草草阅读一过,遂乃归还,时该同学已经成右派,未惶交谈,不久即被发往北京郊区劳动,两年后复学,吾已为助教,适往该班辅导,四目不敢相对。
       至2000年,毕业四十年聚会,方得畅谈。该同学揪吾胸衣曰:赔吾《约翰·克利斯朵夫》来。问其故,曰:当年君于书上胡乱批注甚多:“枯燥!不通!放屁!胡说!”彼虽心甚恨之,然而限于右派身份,不敢索赔也。
       言讫开怀大笑,曰:待先生百年之后,此乃无价文物也。
       最难得一见的
       不是校长马寅初,而是班主任,开学时于班会上亮相,嘴上没毛,白面小书生也。四川口音颇重。自此以后,杳如黄鹤,待到毕业典礼,方得第二次相见,书生风度如故,面白如故,四川口音如故。
       最难忘的报告
       系主任杨晦讲北大五四时期,本校正式学生无法入住北大宿舍,而外来旁听生却傲然占据。经多方辩论,旁听生方认理屈,乃拂袖而去,口占有云: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到处不留爷,大爷回家住。一时遂成北大民谣。惜未为北大民谣研究会注意,未能载入当时之民谣周刊。
       最难懂的报告
       陈伯达先生演讲。其福建闽南口音之重,无人可意会其任何一句。本人于数周后阅陈主编之《红旗》,方知题目为《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发展》。
       最可怕的笑声
       康生作报告突然提及,有人于北大岛亭邮箱投寄恐吓信,信中有语曰:杀,杀,杀,杀尽一切力量!康生曰:此人可能在座,杀尽一切力量,你先把在座的杀了,不是也杀了你自己了吗?
       说罢冷笑,声虽未震屋宇,然梁尘已落。
       最可同情的
       一民主德国女留学生与一南斯拉夫男生陷入热恋。民主德国属于苏联阵营,而南斯拉夫为修正主义国家。爱情与政治冲突,乃以柔克刚,转入地下。政治则以刚克柔,令女生退学归国。两年后复学,补考《现代文学史》,考题为:《阿Q正传》的典型意义。该女留学生于爱情则大无畏,于阿Q似颇畏缩,语无伦次。适主考教师严家炎先生外出,嘱余主持,出于对其爱情之忠贞之敬意,乃打八十五分以示奖励。
       最莫名其妙的外交事故
       1958年,学生轮流下乡劳动,一漂亮女同学与一匈牙利男留学生恋爱,劳动期间躲入匈牙利留学生宿舍。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大字报直贴至留学生宿舍。该女同学以留学生宿舍为城堡,坚守不出。多日后,匈牙利大使馆通知中国外交部,该女士与匈牙利公民结婚,按匈国国籍法,已成为匈牙利公民。现派该女公民至中国北京大学留学。
       万千大字报先为风雨冲刷,后为学校工友细心洗去。
       最浪漫的情节
       一男同学与班花谈朋友,多年未能明确关系。团支部乃研究决定,派遣此男同学之密友,作思想工作,极言其思想作风之纯,学业品格之高。同为团员,共产主义革命目标相同,解放全人类之志相同,理应同情同意,同心同德。该女同学良久不言。追问其故,曰:我不喜欢他。问曰:如此杰出的同志不喜欢,喜欢什么人?答曰:我喜欢你。
       此男同学几乎醉倒,然而遵循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中拉赫美托夫之逻辑,虽未伪装自杀,但,从此避免与之单独见面。
       该班花和原来的男友终成眷属。
       最不可思议的惩罚
       宿舍走廊上有女工摆摊,为学生洗衣。衬衣一件四分,裤子一条七分,袜子二分。本班某同学,对其中之一女工,虽未对谈,颇有好感,乃于衣物中留一条曰:请于某时至未名湖一谈。当吾同学欣然到达湖边之时,不意于土坡背后跳出一彪形大汉,乃女工之丈夫也。将吾同学扭送至校卫队,后为公安局于一室内“传讯”七日。团支部开会,批判其道德堕落,其检讨有“就地取材”之语。全体女同学义愤填膺,莫不面红耳赤。支部一致决议,开除团籍。
       嗣后,学校方面作出勒令退学之决定。
       最耐人寻味的
       一位从福建师大至北大的进修生告诉我,北大课堂有三怪:其一曰:《中国文学史》课程从未上完,常常到隋唐就不了了之。其二曰:讲义,最多也就发到宋朝。时为1958年春天,正是火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运动如火如荼之时,若在地方高校,则大字报上烈火熊熊,声讨之声四起。其怪之三乃:北大大字报一日多达千余张,无一张涉及此事。教学如此无系统,然而考试却极有系统,北大学生安之若素,漫不经心。
       最好笑的
       1958年火烧个人主义运动,有一教授在课堂上作自我批评曰:很少和同学接触,失去向同学学习之机会。至今所有同学均不认识,只叫得出贵班班长──张同学。全场轰笑。教授问所笑为何,答曰:班长姓吴。
       最尴尬的
       时常走错课堂,一旦铃响,发现误入,早已身陷桌椅及端坐之人群之中,脱身之难难于李白出蜀道。一日,坐入二百人之阶梯大教室,待发现所来非中文系教授:不戴帽子,仅戴一蓝色遮阳帽檐。所讲之题目为:一加一不等于二。四座学子,如坐春风,秩序井然,奋笔捷记,沙沙有声。虽然似懂非懂,为不致贻笑大方,乃作深为希腊古典哲学迷醉之状。
       多年后,每与学人谈及哲学,此一经历成为吹牛之资本:有幸亲耳聆听大哲学家金岳霖之课程者,于今世尚有几人耶?
       最瞧不起的
       四楼一同学,独居一室,多年来,独来独往,无人为伴。细问之,此人乃分配至新疆工作,而拒不前往报到者。不服从祖国需要之人,不配为新中国之大学生,理应为我等所不齿。全体同学自觉与其划清界限,理所当然。
       [倪早菊荐自《美女危险论》作家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