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敦煌藏经洞所发现的数万份文献中，道教讲经文仅仅有四个卷号、三种文本，分别是BD.1219号(列19/北8458)《道教布施发愿讲经文(拟)》、BD.7620号(皇20/北8469)《道教布施发愿讲经文(拟)》与P.3021+P.3876号《道教中元金篆斋讲经文(拟)》。它们是当今唯一可见的道教讲经文文本，是十分珍贵的文献。但是由于学术界长期关注的是佛教讲经文，道教讲经文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笔者仅以此文，探讨究竟什么是道教讲经文?它从何而来?有哪些研究价值?希望能够引起学术界对这类文献的关注。由于作者初涉此道，又兼才识与能力不够，疏漏之处，尚盼各位专家前辈，不吝赐正。
一、何谓“道教讲经文”
目前学术界对道教讲经文没有定义，这给我们认识这一类文书造成了困难。从格式来看，道教讲经文都是以“敬语道场大众”、“敬白道场大众”、“敬白道场众”等开头，并且用语比较通俗，故事性、趣味性很强。但要彻底地认识这类文书，我们必须先了解其具体情况。
P.3021+P.3876号《道教中元金策斋讲经文(拟)》是一次发生在唐玄宗先天二年(713)七月十五日的讲经会的记录。讲经者是一位姓李的道士，他年纪很大，对道教教理教义有很高的认识。来听讲的人也很多，大多数来自讲经会场附近地区。鉴于众人是第一次听这种讲经，讲经人担心他们无法领悟深刻的道理，所以没有讲解高深的经义，而是讲了一些足以使众人开悟的故事和譬喻。他计划在这次讲经之后给众人受戒，并希望有人能够布施一些钱粮。他告诉听众：再过一两天，他会再举行一次讲经法会，专门讲解“因缘”。讲经会结束后，他打算给愿意受戒的人传授戒文。
BD.1219号(列19/北8458)《道教布施发愿讲经文(拟)》记载了一次发生在归义军时期的讲经斋会。这次斋会是由民众自发组织的，目的是为其九祖忏悔，即为亡人修德，属于黄箓斋。他们的活动内容有三项，分别是举行斋戒、建立讲经法会和延请天尊法像等，所有的活动都是以发愿为始。这次斋会的讲经人是民间道士，周西波先生说：“从写卷中宣说的经法内容，可以发现是以《定志经》、《本际经》等经典为依据，这与唐代重玄之说盛行的道教思想发展情形是一致的，只是民间道士的讲说经法，可能是切割相关经典文字，照本宣科，故其思路脉络显得有些杂乱，而理论深度的阐扬自也无法与李荣、成玄英等人的著作相提并论。”但从讲经人佩戴的道教饰物“灵文、玉简、金篇、龙章、凤篆”等可以看出，其品级是比较高的，可能属于“三洞法师”级别。另外，这一文书保留了一些传授《十戒经》情况的记载，即：讲说戒律的重要性——要求真心受戒——请五方护戒天尊前来护戒——请三师前来作证一宣说十戒内容——盟文。
BD.7620号(皇20/北8469)《道教布施发愿讲经文(拟)》记载了归义军时期的一次讲经会。该文书首先是发愿，随后才是讲经。这次讲经没有出资人，也没有具体的活动内容，而是一个不知名的道士，自己选择时间地点，甚至自己演播音乐来吸引听众，以求得布施。因此，其性质与讲经道士的品级等均无法判定。该讲经文的最大意义在于，它为我们了解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道教的存在状况、道士与社会民众的关系等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由上可见，道教讲经文有以下特点：第一，道教讲经文大都与斋会有关，是举行斋会时做出的讲经文本；第二，其活动内容都涉及受戒；第三，大都是在讲经开始前发愿，来表达斋意；第四，其内容是皈依道教、广泛布施、修功建德等。
因此，道教讲经文是集受戒、说法、布施、发愿等多项内容为一体的综合性斋会文书。
二、道教讲经文的由来
顾名思义，道教讲经文源自道教讲经，而讲经是道教宣传自身教义，争取民众信仰的重要手段。早在道教产生之初，就有讲经活动，并且听众已经超出单纯道教信徒的范围。五斗米道与太平道的创立者张陵及张角等为使民众信奉，经常针对民众进行讲经活动。《三国志·张鲁传》载，汉末道教组织的许多祭酒都讲解《老子》。张道陵所撰《
老子想尔注》也许就是诸祭酒讲《老子》的教科书。只是这时期的讲经没有形成体制，史书对其内容缺乏记载。
魏晋南北朝之际，道教正进行自身的改造与重组。由于玄学昌盛，这一时期时常有宣讲《老子》的活动。《陈书·马枢传》载：梁邵陵五伦“自讲大品经，令枢讲《维摩》、《老子》、《
周易》，同日发题，道俗听者两千人”。《陈书·张讥传》载：“讥性恬静，不求荣利，常慕闲逸。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
周易》、《老》、《庄》而教授焉。吴郡陆元朗、朱孟博、一乘寺沙门法才、法云寺沙门慧休、至真观道士姚绥皆传其业。”《陈书·陆瑜传》载：“瑜幼长读书，昼夜不废，聪敏强记，一览无复遗失。尝受《老》、《庄》于汝南周弘正，学《成实论》于僧滔法师，并通大旨。”这些都表明《老子》在社会上被广泛宣讲。随着道教宫观的出现，道教讲经作为宫观的基本活动延续下来，面向非道教徒的讲经也开始出现。只是由于历史记载的缺乏，笔者仅发现南朝齐梁时著名道士孟景翼的资料。据载，他在梁天监二年(503)时被任命为置大道正，景翼“时为大正，屡为国讲说”。即孟景翼曾经向非道教徒宣讲道经。
隋唐五代时期，道教进入了兴盛和发展时期，讲经活动更加频繁。《续高僧传》卷九《僧粲传》记载隋朝道士褚揉讲道经的事：“时李宗有道士褚揉者，乡本江表，陈破入京。既处玄都，道左之望，探微辩妙，拟阐三玄。学鲜宗师，情无推尚。每讲《庄》、《老》，粲必听临。或以义求，或以机责，随揉声相，即势沉浮。注辩若悬泉，起啭如风卷。故王公大人莫不解颐抚髀，讶斯权变。常下敕令揉讲《老》经，公卿毕至，惟沙门不许预坐。粲闻之不忍其术，乃率其门人十余，携以行床，径至馆所。防卫严设，都无畏惮。直入讲会，人不敢遮。揉序王将了，都无命及。粲因其不命，抗言激刺。词若俳谑，义口张诠。既无以通，讲席因散。”《隋书·经籍志》称：“大业中，道士以术进者甚众。其所以讲经，以《老子》为本，次讲《庄子》及《灵宝》、《升玄》之属。其余众经，或言传之神人，篇卷非一。”李唐王朝尊奉老子为玄元皇帝，极为崇尚道教。郭浞《高力士外传》记载：“上元元年七月，太上皇(玄宗)移仗西内安置。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庭院，芟薤草木。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
资治通鉴》卷二一五载：“天宝五年(746)四月，以门下侍郎、崇玄馆大学士陈希烈同平章事。希烈，宋州人，以讲《老》、《庄》得进，专用神仙符瑞取媚于上。”《
旧五代史》卷三十七《唐书十三·明宗纪》记载：“癸亥，应圣节，百僚于敬爱寺设斋，召缁黄之众于中兴殿讲论，从近例也。”表明明宗前的一些帝王在应圣节时设斋讲论。当时不仅国内盛行道教讲经，而且向国外宣传道教。唐高祖武德七年(624)，李渊遣刑部尚书沈叔安携天尊像赠高丽，
并令道士前往讲《
道德经》。由此可见道教讲经活动在隋唐时期极为盛行。
宋元之际，道教讲经仍在进行。比较著名的有两次：一次是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诏大会道士两千余人于上清宝箓宫，徽宗亲率吏民万众，听林灵素讲玉清神霄王降生记及道经教义；另一次是金世宗大定二十八年(1188)，世宗召丘处机赴京，为世宗讲解全真道教理。
由此可见，道教讲经产生得很早，道教讲经文也有很悠久的历史。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今天所能见到的道教讲经文最早是唐玄宗先天二年(713)，最晚到归义军时期。
三、道教讲经文的研究价值
王卡先生对道教讲经文的研究价值进行了评估，他说：“唐宋之际中国佛寺道观盛行俗讲，用通俗口语对信众宣讲经书义理及神异故事。记录俗讲内容的文本称作变文，对宋元话本、弹词等民间文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敦煌遗书中迄今发现的变文，多为佛教讲经文或民间世俗故事的变文，道教变文已知者仅有话本《叶净能诗》。以上抄本的发现，可弥补道教讲经文空白，是研究唐宋之际道教宫观信仰活动的珍贵资料。”笔者认为，道教讲经文的价值还包括以下几项：
首先，对道教讲经文的研究能够完善我们对讲经文的认识，尤其是通过对道教讲经文的研究，我们知道敦煌讲经文不仅有佛教的，也有道教的。以前，学术界提及讲经文往往局限于佛教讲经文，而忽略了道教讲经文的存在，这主要是由于长期以来我们对敦煌道教的研究不深入。近年以来，随着对敦煌道教研究的重视，道教讲经文的重要价值正逐渐被学术界认识。周西波先生的《敦煌写卷BD.1219之道教俗讲内容试探》，标志着道教讲经文研究的开始。事实上，敦煌文书中所有的讲经文，依据其宗教属性，可以分为佛教与道教两种。两者都以宣传其教义为主要目的，且都将抽象义理融会于故事或者譬喻中，以便于民众理解。
其次，由于这些讲经文是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而且大多是归义军时期的抄本，这为我们认识与了解归义军时期的道教存在状况创造了条件，对认识归义军时期的佛道关系也有很大帮助。例如前文所引BD.7620讲经文记录了道士靠街头讲经、祈求布施来维持生活的情况，这反映出这一时期的道教失去了开元年间唐政府对它的扶植，也没有得到归义军政权的重视。BD.1219号(列19/北8458)《道教布施发愿讲经文(拟)》记载的归义军时期的一次讲经斋会，表明正统道教在民间已经失势。由此可见，归义军时期的道教已经衰落，道士处于散居状态，生活状况不好，有些只能靠街头获施为生。
再次，道教讲经文涉及许多佛道交融的思想。这种思想不仅在文书中有明确表述，而且在其所借用的佛教义理、术语中都有体现。在P.3021+P.3876号《道教中元金策斋讲经文(拟)》中，讲经人把三教比喻成同一只母鸡生下的小鸡，意思是说三教同源，又说鸡有不同的颜色，比喻三教异流。他还认为任何“谤道而信佛，谤佛而信道”的人都是没有领悟佛道二教的精髓。BD.1219号(列019/北8458)《道教布施发愿讲经文(拟)》在敦煌佛教化社会的背景下流行，自然不能免于佛教的影响，其所使用的大量术语如三界廿八天、四梵天宫等都与佛教有密切的关系，甚至借用了佛教的仪式。
综上所述，道教讲经文反映道教讲经活动的真实情况，是道士讲经活动的产物，它集受戒、说法、布施、发愿等多项内容为一体，是一种综合性的斋会文书。研究道教讲经文可以丰富我们对讲经文的认识，加深对归义军时期道士存在状态的了解，对我们研究唐宋时期道教宫观信仰活动也有重要价值。可以说，对其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是颇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