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自张道陵天师初立，经过魏晋南北朝时的丰富发展与改革，及至唐代，已达到一个繁荣鼎盛时期。而唐代的道教，还有一个颇为显著的特点，即女性入道成为当时社会的风尚、女冠人数众多。据《
新唐书》记载：“天下观一千六百八十七，道士七百七十六，女冠九百八十八……”，① 由此可见，不仅女观数量众多，且女冠的人数竟然有了多于道士的记载，这种现象在以男权为中心的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本文拟对这一现象作一粗浅探讨。
一、唐王朝尊道的政策及措施
在唐代将近三百多年的统治过程中，道教始终得到唐王朝的扶植和崇奉。彼时，道教宫观遍布全国，信徒人数众多，道教各个方面得到全面发展，进入空前繁荣时期。为了强调君权神授的政治目的，唐政府尊崇老子、神化老子，不仅尊道祖老子为唐宗室的“圣祖”，而且先后册封老子为“玄元皇帝”、“大圣祖高上金阙玄元天皇大帝”等称号，当时道教的地位在儒教、佛教之前，居三教之首。
如唐高祖曾规定，国家重大典礼以及公开活动的场面，三教的排列序位为道教在先，儒、释次之，整个改变了隋文帝以来“先佛后道”的政策，大大提高了道教的地位。唐太宗也曾下诏说：“朕之本系，出于柱史，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功；……自今以后，应斋供行立至于称赞，其道士女冠宜在僧尼之前……”② 唐高宗时期，下命王公百寮和举子皆须修习《老子》，又敕道士隶宗正寺，道士行立序位在诸王之次，东封泰山，并在洛阳等地修建道观。至玄宗时，唐政府崇道活动达到鼎盛，他不仅延续了老子在孔子、释迦之上的一贯政策，又严格抑制佛教的发展，从而为道教的自身建设及发展提供了空间。其初期，利用清静无为的思想来治国，后期则因企图长生欲望的强烈而迷恋仙术，曾多次招张果于宫中，问以神仙方药之事。这些出于个人喜好以及维护政权的需要而对道教的崇尚，不仅使道教成为了国家的意识形态，更使得道教的传播趋向正规化、普及化。任何文化与宗教的发展，无不依赖社会、政府提供的良好环境，道教与皇家的紧密结合，不仅自身得到了壮大发展，也使百姓的入道行为变得光明正大，在这种大环境的孕育下，妇女们对道教产生兴趣也就不足为奇了。
唐朝政府对宗教的管理也比前朝较为正式、严密，在当时，由政府掌控道士、女冠的度牒和道籍，并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及人员，例如《
新唐书》中：“开元二十四年，道士、女官隶宗正寺，……元和二年，以道士、女官隶左右街功德使，……”③ 再如《
通典》中：“司封，掌封爵、皇之枝族及诸亲、内外命妇告身及道士、女冠等。”④ 在当时，不仅对道教实施专人专管，并且对入道人员的道籍也实施官方化的管理，《
旧唐书》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凡道士、女道士簿籍，三年一造。”⑤ “每三岁州县为籍，一以留县，一以留州……道士、女冠一以上宗正，一以上司封。”⑥ 道士、女冠的户籍，逢三年必修正一次，州县和主管部门都有存档。在官方的公文里，不仅把女冠与道士并列提出，并且女冠和道士一样，拥有记载自己姓名、乡贯的户头，这在女人不能拥有自己的姓氏而只是男人附属品的时代已经难能可贵。
唐代均田制的变化，也突显了女冠地位的相对提高，在当时，除寡妻妾以外，其他妇人、奴婢和丁牛都不再受田，而新增了僧尼、道士、女冠和工商业者的受田。《
唐六典》记载：“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⑦ 《
旧唐书》也有：“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练行守戒律者，并令大寺观居住给衣食勿令乏短。”⑧ 虽然女冠的受田数量还是少于道士，但不难看出，在道教组织里，女性可以基本享有与道士一样的权利，并且入道后的生活可以自给自足，这基本上解除了入道妇女的后顾之忧。
二、唐朝的“公主入道”
唐代公主入道之风兴盛，入道人数也较其他时期为多，《新唐书·诸帝公主传》中记载就有十五六人。起初，公主入道是以祈福为目的，如《
资治通鉴》中所述，“天后请以太平公主为女官以追福”，“十二月癸未，上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为女官，以资天皇太后之福”，“以上女万安公主为女官，欲以追福”。⑨公主初时入道的目的，是为了皇家成员的安康和家族地位的稳定而做出奉献，但是公主入道后，仍然享有皇家的特权，维持原来的地位及生活水准，并且由于远离皇宫，生活上拥有相对的自由，如《
唐会要》载：“天宝七年，皇女道士万安公主出就金仙观，赐实封千户，奴婢，所司准公主例给付。”⑩ 又：“大和三年正月敕浔阳、平恩、邵阳三公主皆舍俗入道，宜令每年各赐封物七百疋。”{11} 这种优越且新奇的生活方式的吸引，才是众多公主纷纷入道的真正原因，以后有公主为避和亲或有其他原因时，也就自然而然地躲入道观这个安逸、安全的避风港了。
金仙、玉真二公主的入道，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据《新唐书·诸帝公主列传》中记载，金仙公主为睿宗之女，于太极元年度为女冠，并以道士史崇玄和叶法善为师。玉真公主，同样为睿宗之女，与金仙公主同时入道，受道于括苍罗浮真人越国叶公。玉、仙二公主是以为早亡的母亲追福为借口入道的，大概也是自小目睹了一系列宫廷惨剧，于是产生了远离权势中心的想法。身为公主，她们入道的仪式是极奢华的，如《
旧唐书》所描述：“金仙、玉真二公主入道，有制各造一观，……”{12} 睿宗特为二女每人专门修建一所道观，并侵占了百姓的土地，以至引起了一些大臣的不满。但二公主潜心修道、一心向善，如玉真公主就曾上言玄宗：“诚愿去公主号，罢邑司，归之王府。……妾，高宗之孙，睿宗之女，陛下之女弟，于天下不为贱，何必名系主号。资汤沐，然后为贵？请入数百家之产，延十年之命。” {13} 玉真公主之所以主动放弃这些皇家的特权，和她接受道教思想应有直接关系，价值观发生了改变，其思想行为必定会有所不同。史上有关于二位公主修道而成正果的记载，如金仙公主后到华山白云峰构舍隐居，修道养真，道成后骑鹤升天。玉真公主也于入道20年后回升仙阶、五受真箓。从这些记载看，她们入道后的生活较其他公主来说要虔诚、彻底一些。
公主们入道后开放的生活、修真成仙理想的实现，成为妇女们羡慕和追求的目标，女子入道俨然是一种高雅、脱俗之举。一些贵族士大夫家的小姐也纷纷效仿，笃信道教而入观修行，这种自上而下的影响逐渐发展到民间，使得唐朝的妇女入道行为不仅是平常之举，而更是一种时尚。
三、道教修真成仙思想对女性的引领
唐时虽有着较其他朝代更为开放、宽松的思想环境，但是妇女仍旧无法取得和男性同等的地位，而在道教中，这种男女之间的差异却很隐蔽，女性企图出人头地的门槛似乎也没那么高不可攀。隋唐之时，道教中上清经法广为流传，其修道方式，多为隐居深山，修心养性，存思无为，而女性自身的性格特点与此多有契合，其间的重玄思想更注重对自然宇宙、社会人生等方面的哲理问题作出新的诠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有学识的女性对人生问题进行深入思考，而其追求长生成仙的教义对普通妇女更是一种摆脱忧虑的解脱。成书于唐朝的《
墉城集仙录》就是一部女仙传记，在一千多年前，有这样一部出自男性之手的歌颂女性的著作出现，足可以说明当时妇女入道的蔚然成风和女冠地位的举足轻重。在《
墉城集仙录》中，记载了大量普通民间女子修道成仙的故事，有些甚至无名无姓，这对众多妇女及女冠来说无疑是一种指引与鼓励。且举以下几位为例：
女几，是陈市上酿酒的妇人，她酿的酒味道鲜美，一次有仙人饮过，留下素书五卷当作酒钱，女几打开一看，原来是养性长生之术的仙方，就按照上面的要诀来修炼，三年后变得愈发年轻。数年之后，那仙人又来，对女几说：“盗道无师，有翅不飞。”女几于是随仙人一同去了。
黄灵微，民间称她为花姑，她道行高洁，百姓对她充满敬畏，奉为神明。花姑听说南岳魏夫人曾在临川郡临汝水西修道，并在石井山设有仙坛，就去那里寻访。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找到了当年魏夫人所用的尊像锥刀灯盏等物品，花姑于是重修仙坛继而就在那里布道济人，于开元九年（721）升化。
王奉仙，宣州当涂县贫寒民家之女，《集仙录》中形容她“肌肤丰莹，洁若冰雪，螓首蛴领，皓质明眸，貌若天人，智辩明晤”，被百姓视为观音在世。王奉仙入道前后，游历于淮浙之间，宣扬忠孝贞正之道，清净俭约之言，深受民众拥戴。其间有心怀不轨之流，欲以不正逼之，见了她本人之后，无不折腰赞佩，继而行以弟子之礼。
女几的洒脱遇仙、花姑的执著向道、王奉仙的正直自重，当是唐朝女冠的真实写照，她们的成功，也是广大有志于道的妇女的目标与希望。
四、妇女自身的解放与社会整合
妇女的入道，对其自身来说是一种解放。在男权中心的历史上，女性基本上是游离于政治生活之外的，没有话语权，更无从谈起人格独立、人身自主与人权平等。唐朝经济的繁荣、思想的活跃、道教教义的启发，促进了妇女内心女性意识的觉醒，尤其是对于那些文化、素质较高的女性。她们的入道，不仅仅是抚慰自己受伤的心灵，更是对自己精神家园的重新建构，是女性反抗压迫的一声呐喊。女性的信道，不排除源于对现实环境的失望而产生的逃避心理，但是这种逃避并不是消极的，是她们自己的主动选择，她们渴望在神仙世界里找到自由快乐并对此深信不疑。如马信真的诗：“几劫澄烦思，今身仅小成。誓将云外隐，不向世间存。”{14} 又如卓英英《答玄士》诗：“数载幽栏种牡丹，裹香包艳待神仙。神仙既有丹青术，携取何妨入洞天。”{15} 这种超凡脱俗与卓而不群，不仅仅是道教所追求的清雅之趣，也是女性追求心灵自由的自然反映。
这种自身的解放，无疑是一次以宗教方法来解决现实问题的探索。唐代熔冶东西方文化于一炉，而形成政治上大一统时代之鼎盛，其中妇女身心的相对解放无疑在这种社会整合中发挥了作用。道教之于现实，从来都是怀着悲天悯人之情怀，以由天之人的路径来关注并改造社会，其贵柔守雌的理念，充分体现了对所有生命的尊重。社会的建构、惟有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和谐与平等，而女性与社会、与政治、与他人的关系，始终是社会发展进程中极其重要的环节。马克思女性主义曾有观点，女性解放的程度是社会解放程度的天然尺度，那么女性的地位也是衡量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最好标准。文化的生命力，即在于直面现实，积极介入并回应现实，通过这种互动来发现社会中已经出现或潜在的问题，推出相应的解决之道。唯其如此，文化才会不断找到新的“生长点”，从而伴随着时代的脚步，得以转化、更新、丰富、完善与提升，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或影响。唐时众多妇女的信道、修道，就印证了这个道理，它不仅壮大了道教信众队伍、丰富了道教理论、促进了道教的发展，更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发挥了作用，是宗教文化与社会发展积极结合的很好例证。
注：
①《新唐书·百官志》卷四十八，中华书局1975年，第1252页。
②《
唐大诏令集》卷一百十三《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537页。
③《新唐书·百官志》，《三宗正寺·崇玄署记》，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④《
通典》卷二十三《职官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28页。
⑤《
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821页。
⑥《
旧唐书》卷四十八《百官制》，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061页。
⑦《
唐六典》卷三，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2页。
⑧《
旧唐书》卷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页。
⑨《
资治通鉴》《唐纪 十八》，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366页。
⑩{11}《
唐会要》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73页。
{12}《旧唐书·列传四十八》，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061页。
{13}《新唐书·诸帝公主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657页。
{14}{15}《
全唐诗》卷八六三，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9755页。
（作者单位：中国道教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