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学界和道门提及罗天大醮，多以宋元时期的罗天大醮为重点。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宋真宗命大臣王钦若详定十卷本《罗天科仪品位》，基本确定了罗天大醮醮仪的规格与框架，南宋吕元素《道门定制》、林灵真《灵宝领教济度金书》等科仪文本对罗天大醮之醮仪也多有介绍，因此宋代以降的罗天大醮的形态与醮仪较为道教内部所熟悉，而北宋之前罗天大醮如何发生及如何修建的“前史” 则相对蒙蔽不清。
然而罗天大醮并非至北宋才突然被国家重视的。早在一代宗师杜光庭存世的唐末五代时期，罗天大醮已经在国家道教科仪框架中充当重要的角色。本文试图通过解读以往被忽视的杜光庭《广成集》中六篇罗天大醮醮词，揭示罗天大醮对于巩固统治者王权、神权的重要作用。同时将罗天大醮放置回唐代道教国家大醮科仪发展史中，一窥宋前罗天大醮的历史形态及其仪式特点。
一、蜀主本命之醮——公元907年罗天大醮的社会历史背景
道教斋醮科仪中敬献的青词，向神灵述说建醮事由和祈请意愿。对于这一宗教文本进行宗教学与历史学的综合考察，不仅可以呈现道教斋醮的特定历史处境，更可窥见道教科仪的社会功能。杜光庭（850-933）文集《广成集》收入青词186通，详细记载了蜀中各种斋醮法会。其中卷九所录六篇罗天大醮醮词，是目前文献可见最早的罗天大醮醮词。虽然六首醮词皆以“罗天” 为题，内文却无明显的年代标记，令读者不容易将六首词联系到一起。以往研究者在提及此六篇醮词时，均未能留意到醮词所指是同一场罗天大醮，由此更无法理解六词所指向的这一场罗天大醮举行的特定历史处境和仪式的宗教世界。{1} 当我们将六篇醮词内文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它们其实都是为同一场大醮所作：
由上表可见，六篇醮词对于本年度特定天文现象的描写文字高度一致，意味着六首醮词所描写的实为同一次罗天大醮。而第一首《李延福为蜀王修罗天醮词》提到割据四川的蜀主王建（847-918）在该年“十七年之临抚，宰制一方” ，则这一场罗天大醮当修建于唐哀帝天佑四年（907），即王建主政蜀地的第17个年头。
自公元891年攻破成都建立割据政权以来，王建已经主政蜀地整整十七年，《李延福为蜀王修罗天醮词》以王建的口吻向神灵诉说自己主政的成就与压力：“数千里之山河，周旋六镇；十七年之临抚，宰制一方。每虞福过为灾，力微成衅，兢荣循省，忧惧难胜。”恰逢公元907年，“小游天一缠梁蜀之乡，大游四神在雍秦之野”，这一异常的天文星象给王建带来深深的忧虑，“纬候所明，（蜀王）兢忧是切”，因此特令大臣李延福代表他修罗天大醮，以祈祷道教神灵的庇佑。{3}
大游星与小游星的天文星象，是六篇醮词不厌其烦重复叙述的主题，蜀主与大臣们深深的不安昭然欲揭。在深信天人感应的古人看来，907年是王建的甲子本命年（即醮词所称“元命之年”），王建本命星宿是火象，而这一年主行星太一星又是水象，且太一星的行运分野恰恰就在王建所管辖的蜀地。根据水火相克的五行经纬原理，907年这一年王建的本命星冲犯了他所管辖的蜀地之分野星，这一天象预示着本命主王建及其统治的蜀地之多灾多厄。
为了禳灾祈福，王建除委派官员举行罗天大醮之外，还特地派人到四川天师道二十四治之一的葛仙化修建本命醮。《广成集》紧接着六篇罗天大醮醮词之后的《蜀王本命醮葛仙化词》记曰：
今属太一行运分野，虑灾或临梁益之方，或在雍秦之境。月孛缠于井宿，地一灾于坤隅。稽考纬书，伏增忧惧。况岁当丁卯，是臣元命之年；月届仲春，是臣禀生之节。诣本命之化，以本命之辰，虔备香灯，精申祷祝，伏冀元尊悯瞩，众圣鉴临。
这一篇本命醮词所描述的天文异象无疑与上文六篇罗天大醮醮词所述属同一现象，并增加了对于“诣本命之化，以本命之辰”，即元命星辰与本命天师治之间天文联系的神学解释。在东汉以来天师道二十四治的神话地理（cosmology）解释框架中，是将一个人出生年份的天干地支与二十四治的空间分布联系起来，从而令天师道道民的命籍被系于一个特别的道教圣地（天师治）和相应的星宿。蜀主王建元命年是丁卯年（847）， 907年也是丁卯年，这两个年份在天文神学上对应的星宿天师治是位于四川彭县的第五上治——葛璝治。在天文现象预示着“大凶” 的本命之年，王建差人至其命籍所在的天师治去修醮解灾，此举与修建罗天大醮形成“双保险”，目的皆为祈求道教神灵的福佑，解除本命年的凶象。{4}
从六篇罗天大醮醮词看到，罗天大醮与本命醮的仪式功能有所不同：前者的祈佑对象是蜀地全境黎民苍生，如《罗天醮岳渎词》祈祷“臣境土安宁，生灵舒泰” ，故六篇醮词更多的是表达对当年天文异象的忧虑。而本命醮的直接受佑者是王建本人，《蜀王本命醮葛仙化词》即云：“臣七祖生天，年龄增永，誓道化以答灵恩不任”，醮事功德的直接受益者是王建家族的祖宗和其本人，故醮词中比较突出王建本人的本命之年。
二、斋后谢恩醮——罗天大醮与黄箓斋之关系
杜光庭六篇罗天醮词均提及“斋陈黄箓，醮启罗天”，表明此次罗天大醮与黄箓斋同时举行。
唐代以来，道教黄箓斋是为超度亡魂而作的度亡道场，唐玄宗时《
唐六典》更规定官立道观可设黄箓斋，“为一切拔度先祖”。{5} 然而追溯斋法与醮仪的历史就会发现，罗天大醮在黄箓斋后修建的这种搭配机制，也即斋后举行谢恩醮的科格，不会早于杜光庭时代形成。
张泽洪在《道教斋醮科仪研究》中指出，“灵宝立斋，正一有醮，这是早期道教并行不悖的两大祭祀系统。在专醮之外，还有斋后谢恩醮之法”。{6} 专醮是指《道藏》洞神部威仪类所收《正一醮宅仪》、《正一醮墓仪》、《正一解厄醮仪》等篇幅短小的醮仪。它们多形成于唐代以前，是天师道道师为民消灾解厄所执守的科仪规范。唐代开元年间道士张万福《醮三洞真文五法正一盟威箓立成仪》是一本记载天师道醮事仪式的道经，所载醮法的重点乃在备香花灯烛、果酒茶汤，醮请天地万神禳灾祷福，兼利天下。但张万福时期的诸醮还不是谢恩醮，南宋蒋叔舆《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认为：
张清都《黄箓仪》无谢恩醮，杜广成仪始有之。亦以修斋，召命神灵管卫坛场，宣通关告，往来劳役，所以言功，设此醮筵，用行酬赏。{7}
也就是说，晚唐以前的黄箓斋仪中尚无谢恩醮的仪节，杜光庭修订黄箓斋仪之后，方开始在斋后设醮，以“酬赏” 往来劳役的众神。
追溯罗天大醮在唐代的修建历史，也可以发现罗天大醮向来是单独修建的“专醮”，并未与黄箓斋共同举行。目前所见有关罗天大醮的最早文献是《
册府元龟》卷五十四，记唐乾元二年（759），唐肃宗在“大明宫三殿前设河图罗天大醮”。{8} 长安举行的另一场罗天大醮是在唐敬宗宝历二年（826），“九月庚午，命两街供奉道士赵尝盈等四十人于长安大内三清殿修罗天大醮道场”。{9} 虽然史籍没有提供这两次罗天大醮的更多资料，由这两条记载仍可见到两次醮事共享的特点：1. 在皇宫的内道场举行，由内道场道士主持。2. 两次皆由帝王下令专门举行，醮事的福佑对象为帝王与国家。
杜光庭编纂黄箓斋仪的贡献，是在黄箓斋仪中加入谢恩醮的仪节，从而令斋与醮两种仪式传统合二为一，科仪格式渐趋完备。杜光庭编校的《太上黄箓斋仪》卷五十《散坛设醮》规定黄箓斋设斋三日，在正斋之后一日，言功拜表并散坛设醮，酬谢在斋事中下降的神灵及召役的将吏。在这一科仪设计思路中，中唐即已出现的专醮形式罗天大醮也成为了斋后谢恩醮，正如《罗天众神词》所云：“按遵玄格，披考灵科，修黄箓斋宝，设罗天大醮。”
黄箓斋的目的是“拔度幽夜” ，令七祖升天，从而庇福阳世的子孙。在举行了黄箓斋之后，罗天大醮再分六个层面向天界圣真祈福答谢：《李延福为蜀王修罗天醮词》向“九清三界，天真地灵”祈请国家人主安宁，《罗天中级三皇醮词》向三皇祭献，《罗天醮太一词》向太一神祈福，《罗天醮岳渎词》向境内山岳河渎醮祭。《罗天普告词》云“虔祈万圣，遍寰中象外，普告众灵，驰意马以披心”，也就是向天地万神祈祷；《罗天醮众神词》则向“下穷九垒，上极三清”的道教众神祭告。从杜光庭这六篇罗天大醮醮词可以看到，罗天大醮所迎请和答谢的神灵规模，基本上已经遍及各界神灵。
从仪式的宗教意义来看，907年，前蜀王朝为禳解异常天象所举行的三种道教仪式——本命醮、黄箓斋、罗天大醮，分别从人主、祖先、国土三个主体向道教神灵请求庇佑，从而确定国家的安定繁荣。在这一仪式框架中，罗天大醮所祈请的神灵规模最为宏大，福佑对象也最为广泛。
正如法国学者傅飞岚所指出的，蜀主王建在本命年，至“本命之化”修建本命醮，道教醮仪在这里进一步确认了王建统治蜀地的神学正统性。{10} 而我们将本命醮、黄箓斋与罗天大醮进行同一历史处境之下的解读，并从道教科仪的宗教社会功能加以考察，还可以进一步做出这样的结论：当王朝统治和统治者心理出现动荡之时，道教科仪所能提供的是从个人的本命直至国家全境的全方位的宗教祝福。907年春天的三场道教斋醮有效地安抚了蜀主王建面对本命年天文异象的心理危机，是年秋天，王建在成都称帝，国号“蜀”，史称前蜀。
余论 宋前罗天大醮仪式形态
从《广成集》收载杜光庭撰写的186通青词来看，为国祈禳的道教斋醮法事中，以金箓斋与周天大醮为多，罗天大醮只有唯一一次记录。由于北宋以前的道经均失载罗天大醮的相关仪式描述，杜光庭这六篇罗天醮词成为我们考察宋前罗天大醮仪式形态的重要线索。
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正月，宋真宗命大臣王钦若详定出《罗天圣位》九卷和《罗天科仪集成》一卷，合称“《罗天科仪品位》共十卷” ，并颁布天下道观以备朝廷修奉。{11} 次年（1016）朝廷颁布《翊圣保德真君传》，进一步确立以罗天大醮为主体的国家醮仪“三等九级坛”。宋元以降，道门修建罗天大醮，主要依据宋真宗时期的罗天大醮醮仪，这些宋代文献构成了道门以及学界对于罗天大醮的主要知识。
而由杜光庭六篇罗天醮词所见，早期罗天大醮仪式形态与宋真宗时期的罗天大醮至少有两点区别：
（一）宋前罗天大醮并无圣真分位的规定。道教谢恩醮的最大特点是要铺设醮位和醮席，备办三界十方圣真仙众醮筵。供奉一位圣真须得设一盘茶酒果食，即为一分圣位，即“分位”。《翊圣保德真君传》首次明确了为国家修建的上三坛醮仪分位，分别是普天大醮三千六百分，周天大醮二千四百分，罗天大醮一千二百分。后世醮仪多以此为圭，尤其是“一千二百分”往往成为罗天大醮的代名词。从杜光庭六篇罗天醮词所见，罗天大醮所延请圣真虽然遍及“九清三界，天真地灵”，但醮事所延请圣真的分位数目、圣真名号并未成为当时道门的关注点。这可能是因为杜光庭时代的道教神谱尚未充分发展至可以详尽每位圣真名号的程度。
（二）罗天大醮与周天大醮并无规格上的区分。周天大醮也是唐代末期才出现的新式大醮，《广成集》之前的道经与相关文献均无周天大醮的记载。{12}自宋真宗颁发《翊圣保德真君传》后，周天醮在国家醮仪系统中位于比罗天醮更高一级的位置上，其延请圣真有二千四百分位，只能由皇室或大臣修建﹔罗天大醮圣位是一千二百分，臣庶皆可修造。然而以《广成集》的八篇周天醮词与六篇罗天醮词相对比，发现两种醮仪在唐末五代并无多大区分：修醮的缘起皆为避本命星犯或为消当年天灾，同为国家、人主修建；醮事目的皆为国家与人主祈福禳灾。就醮词描述的延请圣真规模来看，杜光庭时代的周天大醮与罗天大醮也没有大小之分。唯一可见的区别是《广成集》所记载的周天大醮均为单独修建，并非金箓斋的斋后谢恩醮。
近年来，西方史学界和人类学研究倡行对文本和事件采取“深描”(deep description)，研究透彻一个“琥珀” ，从而揭示历史的某个面貌。《广成集》的六篇罗天醮词无疑就是这样一颗道教史的“琥珀”。当我们将文本放置回社会历史背景和道教科仪历史中进行深描时，罗天大醮的“前史” 和杜光庭时代国家道教科仪框架开始明晰起来。
注：
{1}张泽洪《道教斋醮科仪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9年）页26与页77留意到杜光庭《广成集》有举行罗天大醮的词文，但并未指出这些醮词所指向的同一场罗天大醮，也未对晚唐五代罗天大醮的历史形态进行辨析。另，张泽洪《论道教祭祀仪式的青词》一文对历代醮词（青词）进行文体发展的条缕，却未提及杜光庭六篇罗天醮词，见《汉学研究》21卷2003年第2期：第173-199页。
{2}本表中六篇醮词乃按照其在《广成集》中的先后次序列表。6篇醮词在《道藏》本的《广成集》卷9中，位置与《四库全书》本完全一致，文字亦同，见《正统道藏》第11册，页272-274。
{3}大臣李延福当时任前蜀“丰资院使”。《
太平广记》卷四百六十七“李延福”条，引《儆戒录》记“伪蜀丰资院使李延福”梦见乌帽三十人伏于阶下，但云乞命。惊觉，仆使报门外有村人献鳖三十头，因悟所梦，遂放之。
{4}《蜀王本命醮葛仙化词》说“月届仲春”是王建出生月，而是次本命醮是“本命之辰” 修造的，则这场本命醮当是仲春时节在葛璝治举行。六首罗天醮词均提到“克保唐年”、“我大唐”、“中兴大业”，暗示当时王建尚未自立前蜀政权，则罗天大醮应当是在907年9月前蜀王国成立之前举行的，极有可能是与本命醮同时进行。王建生平可参欧阳修：《新五代史·前蜀世家》，卷六十三。
{5}唐玄宗：《
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卷四，页125。
{6}张泽洪：《道教斋醮科仪研究》，页25。
{7}蒋叔舆：《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卷十五《醮说》，《正统道藏》第15册，页743。
{8}《
册府元龟》卷五十四，《四库全书》第903册，页81。
{9}《
册府元龟》卷五十四，《四库全书》第903册，页82。
{10}Franciscus Verellen, “Liturgy and sovereignty: The role of Taoist ritual in the foundation of the Shu kingdom(907-925),” Asia Major, 3d ser. 2, no.i (1989):59-78, pp.71。此文仅讨论907年本命醮的神学意义，未能注意到同年举行的罗天大醮。
{11}王钦若就修定罗天大醮醮仪的上表以及宋真宗就此事的批答，均收入南宋道士吕元素所编《道门定制》卷三，页427-428。李焘（1115-1184）《
续资治通鉴长编》，《四库全书》第315册，卷八十六，页362记：“后令两街集有行业道士修斋醮科仪，二年七月壬申。命钦若详定成罗天醮仪十卷，八年正月丙申。”可见从道内道士修造罗天大醮科仪到王钦若详定，中间经过了六年。
{12}《广成集》共有8篇青词关于周天大醮，分别是：卷六，页631《莫庭乂为川主修周天醮词》。页631《青城山令莫庭乂为副使修本命周天醮词》。卷七，页639，《周天醮二十八宿词》。卷八，页647，《遂府相公周天醮词》。卷十，页660－661《莫庭乂青城甲申本命周天醮词》。卷十，页662－663《中和周天醮词》卷十一，页669《皇帝周天醮词》。卷十一，页666《都监将军周天醮词》。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香港中文大学道教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