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水仙源录》(以下简称《仙源录》，若无说明，本文所引皆出自此书)十卷，元代著名道教学者李道谦撰，前八卷录自王重阳以下全真教派约五十人之传记、碑文、祭文等。后二卷录全真道宫观碑记及七真传序赞。各篇大抵出自当时名流，如元好问、姚遂、王磐、王鹗、金源硏、陈时可、秦志安等，故历来被史家所重，是研究全真道历史的重要典籍。本文拟从其对全真教发展史的记述、对全真教与士人关系的反映、对道观经济的记述等方面，进一步揭示其史料价值。
一、对全真教发展史的记录
在教内大力培养新人、广度弟子，在教外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是道教长足发展的重要前提。《仙源录》在反映数十位全真高道一生主要行迹的同时，还揭示了丰富的全真教高道大德度化弟子及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的信息，为考察全真教鼎盛时期的道士规模提供重要史料。
关于全真教全盛时期的道士人数，目前尚无学人做出令人信服的统计。《仙源录》卷九收元好问《怀州清真观记》云：“今黄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声势隆盛，鼓动海岳”，恐为夸张之词。①但《仙源录》中存有许多全真高道度化弟子之史料，对研究这一问题大有帮助。
首先，关于王喆及全真七子度化弟子的史料。王喆创教时，以终南山为据点传教，但收效甚微，仅有和德谨、李灵阳两个同道和史处厚、严处常、刘通微、赵抱渊四个弟子。但其传教收徒活动在山东地区取得成功，作为全真教的重要事件，《仙源录》卷一之《终南山神仙重阳真人全真教祖碑》对此有翔实记述。在全真七子的协助下，王喆的传教活动发展很快，先后在宁海、文登、福川、登州、莱州成立“金莲会”、“七宝会＂、“三光会”、“玉华会”、“平等会”，自是远近风动，与会者甚众。王喆的弟子中最有名的是全真七子，按入门顺序依次为：马钰、丘处机、谭处端、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刘处玄。②除孙不二外，《仙源录》存有其他六人的完整道行碑铭。
马钰是王喆的大弟子，喆殁后继为掌教，弟子众多。卷一《全真第二代丹阳抱一无为真人马宗师道行碑》云：马钰于陇州佑德观传道时，“弃俗归道者，不啻百余人＂。其弟子多有佳绩，“曹、雷大通、刘真一、于洞真等数十人，实修真达道，扶宗翊教之士，悉出师陶铸之手”。此外，周全道、赵悟玄亦马钰高徒，卷四《终南山全阳真人周尊师道行碑》、《弘玄真人赵公道行碑》述二人行迹。
王喆弟子中丘处机成就最高，在度化弟子、培养后人方面也卓有成效。自应诏之后，其门徒弟子迅速增加。卷十《大都清逸观碑》云：“长春既居燕，士庶之迹，四方道侣之来归依者，不啻千数，宫中为之嗔咽”，足见弟子之众。《仙源录》收录了丘处机多位高徒的碑传材料，如卷三尹志平、李志常、于善庆，卷四李志源、杨明真、范圆曦、王志谨、张志素，卷五吕道安、潘德冲、夏志诚、于志可、綦志远，卷六冯志亨、孟志源、李志明、刘道宁、李志方，卷七王志坦、李志源、李志柔，卷八李志全、史志经、刘志源、赵志渊，卷十杨至道、陈志益等，都是全真高道中的重要人物。
谭处端在七真中后继乏人，范怿为其《水云集》作序云：“长真先生往来于洛川之上，行化度人，从其教者，所至云集。”但其弟子见于经传者仅卷二《长真子谭真人仙迹碑铭》中提及的王道明、董尚志二人。而身为七真之一，王处一则弟子众多。据卷二《玉阳体玄广度真人王宗师道行碑铭》，王处一弟子主要为陈志玄、朱志彦、赵志古、张志隐、李志宗、李志明、崔志安、赵志真、贺志冲、李志真等。卷九《大金陕州修灵虚观记》还记述了王处一弟子辛希声创观传道的事迹。郝大通在七真中以学术见长，在化育弟子方面也颇有佳绩。据卷二《太古真人郝宗师道行碑》，郝大通仙逝后，“弟子行缘四出，能世其业者甚众，高弟范玄通(圆曦)与栖云王宗师(志谨)，又其尤者＂。范圆曦和王志谨事迹分见于卷四《玄通子范公墓志铭》和《栖云真人王尊师道行碑》。二高道亦曾师从丘处机。刘处玄弟子以于道显、宋德方、周全道、崔道演、赵抱渊最为著名。其中，卷四之《离峰子于公墓铭》、《全阳真人周尊师道行碑》分述于道显、周全道事迹，崔道演事见卷五《真静崔先生传》，赵抱渊事见卷八《延安路赵先生本行记》。
其次，记录了丘处机等人的主要弟子度化徒众的信息。丘处机的弟子在培养后学方面做了许多努力，颇有功于全真教。《仙源录》对此记载甚详。《玄通子范公墓志铭》云范圆曦：“其尝受戒箓称为弟子者，不可胜计。”《栖云真人王尊师道行碑》云：愿为王志谨弟子者，“动以千数，达官著姓，白叟黄童，山林缁素之流，闺闱笄之子，莫不罗拜于前”。《白云真人綦公道行碑》云：綦志远的学徒不可胜数，“一时达官闻人，翕然归仰”。《重玄广德弘道真人孟公碑铭》云：孟志源“度门人五百有奇”。《崇真光教淳和真人道行之碑》云：王志坦“度门弟子者数千人，若观若庵者，又营建百余区＂。《同尘真人李尊师道行碑》云：李志柔“四方学徒，不可胜计”。《圆明真人李练师道行碑》云：刘志源“度门弟子数百人”。《清平子赵先生道行碑》云：赵志渊“学者凡数百人，立庵观十余所”。《怀州清真观记》云：刘志敏在武清县北建清真观，“聚徒至百人”。
再次，马钰及丘处机等人的再传弟子在培养徒众方面也比较突出。毛养素系马钰再传，《冲虚真人毛尊师蜕化铭》云其“凡聚徒阐教，前后度门人百数＂。然逸期亦丹阳再传，《洗灯子然先生道行碑铭》载其“居十载，闻望益彰，门人大集＂，“授门弟子无虑千余人”。李志远师碧虚子杨明真，为丘处机再传，《卫州胙城县灵虚观碑》载其于当地创灵虚观，时人“跋俗悔过，受教于门者，肩相摩而踵相接矣”。《仙源录》编者李道谦亦丘处机再传弟子，其于蒙古乃真马皇后称制元年(1242)赴终南祖庭拜重阳宫住持于志道为师，度弟子亦有建树，《仙源录》后序及全书的校雠即为弟子张好古所为。
可见，《仙源录》之中，保留着十分翔实的全真道史料，对全真道史乃至道教史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二、关于全真道教对士人影响的记述
士人受道教的影响十分深远，诸如日常生活、人生价值取向诸方面，都难以摆脱道教的影子。这一倾向，从《仙源录》中即可得到证实。
(一)关于道教对士人日常生活影响的记载
随着教理教义的不断发展，全真道教日益融入士人的生活之中，体现在现实人生的各个方面；加之金末元初，社会动荡、异族入侵、科举久废等因素，士人对宗教的需求更加强烈；此时全真教鼎盛，又十分重视结交士人。因此，士人与道教的关系愈发密切。
首先，许多士人愿意与高道大德交游。道教主张自然恬淡的生活情趣，清静虚明的心理境界及神清气朗的生理状态，对饱受仕途纷争、世事险恶的士人而言，无疑颇有吸引力。《仙源录》中，记录了许多士人与全真高道来往的史实。金章宗泰和间(1201-1208)，随着丘处机名望渐盛，许多名士与之往来为友。《长春真人本行碑》云：“师既居海上，达官贵人敬奉者日益多。定海军节度使刘公师鲁、邹公应中，二老当代名臣，皆与相友”。据《真常真人道行碑铭》，李志常在即墨时，曾为该地主帅黄某出谋划策而在战火中保全了该城。山东东路转运使田琢闻此事，并因李德行高尚而下书召之，将李请至益都(山东省青州市)，待以宾礼。丘处机仙逝后，全真掌教虽系尹志平，但代表全真道与朝廷打交道者却是李志常，故李在社会上的名声远比尹志平大得多，“为朝廷所知而数数得旨”，为士人与其往来提供了更多机会。元太宗十年(1238)，李继为掌教，更加注意延纳士人，注重结纳失意的知识分子，如“河南新附，士大夫之流寓于燕京者往往窜名道籍，公(李志常)委曲招延，饭于斋堂，日数十人。或者厌其烦，公不恤也。其待士之诚类如此”。张志敬继李志常后为全真掌教，各类士人亦喜与之往来为友。《诚明真人道行碑铭》云其“持身精谨，遇物通方，京师贤士大夫及四方宾客所与游者，靡不得其欢心”。张志敬去世时，“京师士大夫、远方道俗奉香火致奠礼者，填塞街陌，累月不已＂。足见生前与其为友的士人之众多。
士人的交游对象不仅仅局限于丘处机、李志常、张志敬等全真教掌门，还包括其他全真高道。诸高道多以其品行、学识赢得士人的信服，从而愿意与之为友。如《无欲观妙真人李公本行碑》云：“公(李志远)之为人，禀刚大正直之气，持特立独行之操。传授有源，充养有地。故施于事也，无不济之以仁。遇患难则先之，见人急难，必尽力救援而后已。有叩其修真之诀者，则以积累勉励之。其可于谈性命事者，每至夜分不寐。虽与童子言，亦谆谆未尝倦。至于名士大夫，尤乐与交游，而相忘形骸。”与冯志亨关系密切的士人也有不少，如《佐玄寂照大师冯公道行碑铭》云：“其相与往来者，梁运使斗南、陈翰林秀玉、吴大理卿德明辈。每论当世人物，至以宰辅之器许之，其雅量高致为可知已。”复如，彰德士人对李志方亦颇礼遇。《重玄子李先生返真碑铭》云：“元帅府宗室惟良、招抚使杜仙，皆一时豪杰，日加敬异。在屯戍扞御中，尝率僚佐致谒，其他可知。”《洞真于真人道行碑》云：与于真人(名善庆，后易名为志道)交往的名士甚多，“在汴则尚书左丞张公行信、平章政事侯挚、司谏许古、礼部尚书杨云翼、王府司马李守节、修撰雷渊、应奉翰林文字宋九嘉；在燕则漕长陈时可、大卿吴章、侍读张本；在关中则参省王辅臣、郎中邳邦用、讲议来献臣、同德寺丞杨天德、员外郎张徽、中书掾裴宪、经籍官孟攀鳞、署丞张琚。皆当世景慕者也”。文中所云在汴之张行信、侯挚、许古、杨云翼、雷渊、宋九嘉，并见《
金史》，皆金迁汴后一时名臣，李守节事见元好问《中州集》；在燕之陈时可，见《
元史》之《太宗纪》及《耶律楚材传》，吴章见《长春真人西游记》，与丘处机唱和者，张本事见《中州集》、《归潜志》；在关中之王辅臣、邳邦用等数人，事分见《
元史》、《中州集》、《还山遗稿》诸书。
其次，士人常延请道士住观、建观、设醮。除了与道士往来唱和、谈经论道外，《仙源录》中还有不少士人延请道士住观任职、主持宫事的史料，其具体情况不尽相同。有的士人请高道于观(庵)中暂住。如《马宗师道行碑》云：金大定二十年(1180)春，马钰由陇州“东还祖庭，适长安居蓬莱庵，从善友赵思请也”。有的士人请道士于道观任职住持。如《冲虚真人毛尊师蜕化铭》云：毛养素得汝州官府之请，于元太宗九年(1237)住持北极观。《玄通子范公墓志铭》云：其在山东时，元太祖二十年(1226)，“东平大行台严公迎修上清万寿宫，署道教都提点，时遣人候起居，或就咨访，礼意勤缛，莫与为比”。元定宗三年(1248)，“(范圆曦)游关中，祀重阳祖师于终南，秦陇帅太傅濮国公素蹇傲，未尝下士，见公不觉屈膝，三返致疏请提点重阳万寿宫。公辞以年老不任应接，帅檄关吏不令出，公不得已为之住持＂。《无欲观妙真人李公本行碑》云：李志远在兴平时，曾环居千日。至期，“渠河使夹谷公及耆老数辈就环，恳请以县南龙翔观委公为主＂。《真常子刘君道行记》云：贞祐战乱期间，刘道宁在浑源县避难，受到当地士人邀请，住持宫观。金宣宗兴定四年(1220)春，“浑源长高定饱闻君誉，敬请之来。日龙泉、日金泉、日玄元，皆名观也，君更为住持＂。元太宗八年(1236)之春，尹志平谒祖庭还，得当地地方官命，“凡玄宫道宇，皆择人主之”，遇刘道宁，与其曰“惟华山之云台，地灵物秀，实仙家一洞天，非君无可者＂，刘道宁遂遣门人为经营。可见，在《仙源录》中，士人受道教文化的影响，请高道住持宫观的记载十分丰富。
各地官僚士人还经常请道士负责建观事宜。《白云真人綦公道行碑》云：丘处机高足綦志远于元太宗十二年(1240)春，从府僚之请，来到长安，先是建立了大玄都万寿宫，又相继修葺“骊山之白鹿、终南之太一、樊川之白云、凤栖原之长生、蓝田之金山＂等宫观。《重玄子李先生返真碑铭》云：彰德的迎祥观“兵烬日久”，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重玄子李志方在彰德时，应当地总管赵德用之邀，承担了修整道观的事项。在李志方的精心维护下，迎祥观焕然一新。正大七年(1230)，彰德总帅萧仲通暨同列奉又疏请李志方主盟、修缮天庆宫，李志方“力为经度，不数岁，大敞而新之”。《栖真子李尊师墓碑》亦云：位于太原的天庆宫，“天庆兵乱后，鞠为荆棘瓦砾之场＂。正大八年(1231)，府尹石抹公及道录智公疏请栖真子李志明住持并修整之。李志明“既允其请，慨然以兴复崇建为事”。在他的号召和组织之下，“贵者董其役，富者输其财，智者献其巧，壮者程其力”。不久，“使天庆之规制，雄硕俊整为一方之冠”。
各地士人还经常礼请道士主持斋醮。斋醮是道教独具特色的宗教祭祀仪式，是道教文化的重要内容，《仙源录》记录了许多斋醮活动，其中有一些是地方士人所延请道士主持的。《栖云真人王尊师道行碑》云：拖雷监国元年(1228)，经镇市帅曹德禄邀栖云真人王志谨作黄箓大斋，“远近会者不下数千”。终南山重阳万寿宫作为全真教祖庭，颇得教内外人士重视。《白云真人綦公道行碑》云：乃马真后三年(1244)春，先锋使夹谷公于终南祖庭设罗天大醮，以此来济度祖师，为民超度，“礼请于洞真、宋披云、薛太霞洎公(綦志远)与李无欲，共成五位真人，摄行醮事”。同时由全真教五位德高望重的高道主持，足见此次醮事规格之高。《重玄广德弘道真人孟公碑铭》云：元宪宗八年(1258)秋，(孟志源)“应丞相胡公之请，主平阳黄箓罗天大醮”。《栖真子李尊师墓碑》云：拖雷监国元年(1228)夏，中原大旱，将为一路灾。太原府僚属设醮祈雨，以李志明主醮事，“已而，澍雨沾浃，岁以大丰”。
再次，士人常向高道寻求治病延年的良方。道门中人依照修仙理论，继承古人治道之法，结合自身修道经验，创造出一整套修炼成仙的方术，其内容甚为丰富，如心斋、守一、坐忘、导引、吐纳、踵气、辟谷、服食、行炁、外丹、内丹等，绝大多数与养生及医术密切相关。在现实生活中，士人也愿意向高道问疾请病。李志明便有很高的医术，《栖真子李尊师墓碑》云：“宣差完颜胡失刺暴得奇疾，气息几绝”，“家人走告以危殆状＂，李志明“躬诣其处咒诅，杯水下咽复甦”。据《燕京创建玉清观碑》，马志希同样精通医术，其于昌州境中乞食行医，颇有嘉誉。“会那演相公避暑岭外，婴酒积症，病卧帐中。公视之，一剂立愈。忻然握手，相得如平生。”《碧虚真人杨先生墓铭》云：杨明真泰和年间于陕右传道，“(转)运使嘉议高公忽病心痛，治莫能效，先生为布气按摩，立愈”。
(二)受道教的熏陶，一些士人拜师学道、归隐山林
一般而言，多数士人以“读书为官”、“状元及第”为人生目标，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制约，真正实现这一人生理想并非易事。因之，“隐逸”、“遁世”思潮，在士人阶层中也很有市场。尤其在金元之际，战乱频仍、科举久废，许多士人仕途渺茫，流离四方，许多士人人生价值取向发生逆转，由积极入世，转向栖身道门。道教不仅为落魄的士人提供精神上的休憩地，也为他们的肉体提供了避难所。《仙源录》拥有许多士人弃儒入道、退隐山林的史料。
在栖身道门的士人中，有许多早年业儒，但因种种变故，最终放弃求取功名的人生追求。有的因仕途无望、时世艰难而入道。如《太华真隐褚君传》云：自幼以儒为业的褚德辉，因遭时艰，“寄迹老子法中”。《洞玄子史公道行录》云：史志经世习儒业，因贞祐战乱，故居沦陷，“流寓于云中”，不得不“遁迹投玄，礼恒岳刘真常为师”。《纯阳子李君墓志铭》云：李志全虽然少业进士，还以经义中明昌五年(1195)第，但“不意世变，干戈日寻”，只好出家入道。《洞元虚静大师申公提点墓志铭》云：虚静大师申志贞，也是因为时世艰难，“后流寓太原，遂废干禄之学，易衣入道”。《佐玄寂照大师冯公道行碑铭》云：“赋性明敏，业进士，年甫弱冠，被荐入京师，就住太学”的冯志亨，因时局动荡，只好礼丘处机为师，慨然入道。《知常姬真人事迹》云：姬志真，“年十三而能诗赋，甫弱冠，天文、地理、阴阳、律历之学无不精究”。因为金宣宗兴定五年(1221)，天兵下河东泽潞，只得“孑然一身，流离窜徙，寓冀州之南宫”。终于金末帝天兴年间(1234)，礼栖云王真人为师，遂执弟子礼。
以上为未入仕途遁入道门者，业已为官请为道士的也不稀见。《圆明真人高君道行碑》云：高道宽曾经“为吏长安”，因为“内外艰，始弃室为黄冠＂。不少官吏是仰慕高道大德，受其影响而加入道界的。如《无为真人马宗师道行碑》云：马钰于大定十九年(1179)秋八月，迁居陇州佑德观，“解元李子和辈愿执几杖以从，既而弃俗归道者，不啻百余人”。《太古真人郝宗师道行碑》云：明昌初年，郝太古之名已遍闻天下，赢得众多士人仰慕，“咸平高士王贤佐占筮素精，见师推服，尽弃其学而学焉”。元好问撰《离峰子于公墓铭》云：全真高道于道显南渡后，道价重一时，“京师贵游闻师名奔走承事，请为门弟子者不胜纪”。其中，河洛名士，元好问的友人孙伯英，一见于道显“即北面事之，竟为黄冠以殁”。在入道士人中还有皇族成员。如《碧虚真人杨先生墓碑》云：“承安、泰和间，陕右二统帅俱皇族，相继师礼焉。”而翰林学士张本的入道与其出质蒙古，被扣留在北方有关。《讷庵张先生事迹》云：“先生讳本，字敏之，贞祐二年(1214)，先生中辞赋高第。正大九年(1233)，以翰林学士使北，见留。遂为黄冠，居燕京长春宫谨十年。”
当时士人多加入全真教，与全真教的迅猛发展有关。正如《真常子李真人碑铭》所云：全真教经七真弘扬，“学者遍天下，无虑数千万人，而习其他教者为衰”。《白云真人綦公道行碑》亦云：“一时达官闻人翕然归仰，四方学徒不可胜数。”丘处机雪山东归后，情势更为炽烈。《顺德府通真观碑》云：“天下翕然宗之，由一以化百，由百以化千，由千以化万。虽十族之乡，百家之闾，莫不有玄学以相师授，而况大都大邑者哉!＂道门中人，尤其是全真道对士人的延纳与护佑，是吸引更多士人栖身道门的又一原因。丘处机在燕京时，长春宫成了士人的避难营。对此情况，商挺写道：“长春既居燕，士庶之迹，四方道侣之来归依者，不啻千数，宫中为之嗔咽。”元太宗十年(1238)，李志常继为掌教，更加注意延纳士人，结纳失意的知识分子，栖身道门者与日俱增。
三、关于道观经济的记述
道观经济是道教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但相关研究成果不多。⑤《仙源录》中，涉及到一些这方面史料，为道观经济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依据。
首先，来源于国家出资与封赏。不论是宫观的修建，还是日常用度，国家都是最为直接的投资方。全真道士创建、修葺的宫观有许多由政府出资。《全真教祖碑》云：“承安二年(1197)六月，(金)章宗再诏王处一至阙下，特赐号体玄大师及赐修真观一所。”《真常真人道行碑名》云：元太宗七年(1235)秋七月，(李志常)奉诏筑道院于和林。有时政府所赐钱物另有他用，但受赠道士以余钱修建道观。《冲和真人潘公神道之碑》云：元宪宗二年(1252)夏四月，真常(李志常)因奉朝命祀岳渎，过永乐，见其规模宏敞，喜谓师(潘德冲)曰：非师不能毕此圣缘，乃倾帑以助其经费。此处的资金亦属官方性质。
其次，来源于士绅赠与。士绅阶层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较大，其中不乏道教信众，他们常常为道观捐资、捐物，成为道观经济的重要来源。金元时期，许多官员出资建观并延请道士住持。据《增修华清宫记》，长安道华清宫之增修即得太傅移剌公、总管田公输资助役。《尹宗师碑铭》云：尹志平早年游潍州，“时龙虎完颜氏，慕师道德，施囿地创观曰玉清，率家人尊事之＂。此处之龙虎完颜氏，皆有自己构建道庵的财力和相应土地，同属于富绅。元太宗七年(1235)春，尹志平诣沁州。沁帅杜德康、平遥帅梁瑜各施宫观一方倾心焉。据《冲和真人潘公神道之碑》，同年，平遥官长梁公偕同僚恳疏请清和真人(即尹志平)重修兴国观。真人命师(潘德冲)往，甫踰年，撤其旧而新之。《重修太清观记》云：山西平阳太清观之重修，始于元太宗八年(1236)迄于十三年(1241)。县宰白侯玉主之，而邑民杜恩等翼成之也。此处之邑民杜恩等人当是富绅阶层。《神清观记》云：该观始涂阳王朴与州长阎镇诸公协力兴建，疏邀云阳子柳志春住持，累年而成：士绅出资所建不一定都是大宫观，有的仅是小道庵、道院。《谭真人仙迹碑铭》云：谭处端在洛阳期间，“有洛人朱氏者，奉道构庵，请公居之”。《弘玄真人赵公道行碑》云：泰和(1201—1208)中，“樊川雒六郎者，割别墅朱杨村之柏坡为真人(赵悟玄)筑庵之地，庵成，命曰‘全道’”。《圆明真人李练师道行碑》云：李志源初入道时，“乡人李公崇尚高洁，建道院，率闾里耆父，延至事以师礼。元太宗七年(1235)，参军齐大年与炼师(李志源)乡里之旧，时居赵州，慕其道德，创悟真庵，请至事之。百色用度，继奉不缀”。
再次，道士及普通信众出地、募资建观或供奉，也是道观经济的重要来源。谭处端在洛阳之道庵用地即道士所赠。《谭真人仙迹碑铭》云：“洛南有朝元宫，昔朗然子之故居也。有道士张永寿者，时主观事，即以宫之东隙地数亩遗之。先生诛茅拾砾而庵焉＂。《冲虚大师把君道行录》云：把德伸也得到过道教中人馈赠土地，用于建立道观。“有同门高士王君于(蒙山)府城隅东南卜建观基，欲居云游之众，城东二十里许购田以备香供之具。一旦遇仲直(把德伸之字)，道同志合，悉以其地相付与。”许多道士为建道观慷慨解囊。《全阳真人周尊师道性碑》云：元太宗七年(1235)，“关中甫定，圆明(李志源)追念师(周全道)之遗命，率法属门众百余西归于南时，创重阳成道宫。张洞虚屡辇金币，以资其用”。有的道观是道士率众募资而建的。《栖真子李尊师墓碑》云：元太宗三年(1231)，李志明住持太原天庆宫，时天庆宫遭兵乱已破败不堪。李志明倡导修葺，“从之者云集，贵者董其役，富者输其财，智者献其巧，壮者程其力。使天庆之规制，雄硕俊整为一方之冠。”《冲和真人潘公道行之碑》云：“师(潘德冲)为河东南北两路道教都提点。师率其徒至永乐，百工勤缘源源而来，如子之趋父。不数稔，新宫(指纯阳万寿宫)告成，堂殿廊庑，斋厨厩库，下至于寮舍浴之属，各有位置，莫不焕然一新。”还有些道观为当地信众出地、出资所建。《燕京创建玉清观之碑》云：金正大九年(1232)，国破，“公(马志希)既归燕，直相府之东，通衢之北，百步而近曰甘泉坊，有东岳祠，居人奉事惟谨，及公至，虚席请居之。既又斥地得数亩，创建为玉虚观＂。道众及信徒供奉的钱物有的返还社会上急需的人，也有的用于修建道观或成为道观的财产。《白云真人綦公道行碑》云：金末帝天兴年(1234)春，清和(尹志平)委潘德冲“以山东诸路行缘，所至老师宿德，望风迎迓，辇粟帛委堂下者，动以千计”。《真常真人道行碑铭》云：李志常掌教时，各种捐赠非常多，其“主宫门二十年，凡所营缮，皆公指授，翚飞栉比，雄冠一时。四方信施，岁入良多”。致使时人发出“常日用度，或出或纳，物之充溢流转于前者，可计胜耶＂的慨叹。《无欲观妙真人李公本行碑》云：李志远于金末帝天兴年(1234)过鲁过魏，同样获赠甚厚，“自侯伯以下，皆夹道祈迎，有以庵观奉之者，有愿为弟子者，有以财施者＂。《陇州汧阳县新修玉清观记》云：全真蒲察道渊庵居于此，乃倡言修葺，“于是，远近响应，结缘而来者络绎如市。富以其财，贫以其力，故材木砖甓，凡所当用者，刻期而备＂。《渊静观记》云：恒山渊静观，全真重显子陈志益创，元太宗元年(1229)，“(张)玮割世业膏腴田三十亩始基之，输币入粟者，道路不绝＂。
由此可见，《仙源录》存有不少极有价值的关于道观经济的史料，其中绝大部分不见于正史和其他史书，认真搜集这些史料，结合其他道教史料，对于进一步研究道教经济史乃至社会经济史，应该具有积极作用。
注：
①程越认为全真教鼎盛时期道士的人数当在十万以上。参见程越《金元时期全真道宫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1996年博士论文，第12页。
②有关全真七子皈依王喆门下的次序，学术界的说法存在着不同意见。此处采纳的是郭武教授的考证结论。见郭武《全真七子“入门＂次序略考》，收于丁鼎主编《昆嵛山与全真道》，全真道与齐鲁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宗教文化出版，2006年版。
③马祖常《石田文集》卷十之《大兴府学孔子庙碑》。
④萧启庆《大蒙古国的国子学》。转引自郑素春《全真教与大蒙古国帝室》，台湾学生书局，第74页。
⑤笔者仅见罗莉著《寺庙经济论》、王永平《论唐代的道教经济活动》(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2期)、程越的博士论文《金元时期全真道宫观研究》等少量成果。
(作者单位：唐山师范学院政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