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渊源有自的回族史，作为中华民族之一族，其相对系统而自觉的民族史著述，迟迟到了现代才开始陆续出现。在古代中国，各朝各代历史讲述的话语权，本来就把握在作为官方的统治者手中。而回族在历史上与诸多其他中国的少数民族相比，就有着这样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其他不少少数民族在历史上都建立过与中央王朝有联系的地方政权，但回族在其漫长的历史流变中，大多都是在中国的底层世界里生存与发展着。她就像一条蜿蜒曲折、静静流淌在民间的河流，其心情如水，冷暖自知。每逢激越之时发而为声，却又很少在史家笔下留下真实而特别的关注。
回族史讲述的历史原点是在唐代。史家以朝代为纲，一路讲下来，到了明代，这个民族的身影开始日渐清晰地浮现出来。不知最早是源于何人何时的一种看法，这看法大概从现代开始，慢慢获得了不少学人的广泛认同：明代是回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开始明显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但是，我想说的是，有些已然的历史性命题，也许并不因为它已成定见，就会流于人云亦云，不再新鲜如初。其实，那些真正富有价值的历史命题，时时地会引发后人深入其中，试着去进行一些不无历史或思想意味的追问。或许正是在这样的追问中，历史命题背后隐含着的丰厚意味，才会一一显露出来。比如我们说回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正式形成于明代，如果再进一步追问，这里所谓的“形成”，它在人们的文化视野里究竟是指形成了一些什么?更切实的表述应该是，她作为一个民族的基本文化面貌这时开始形成了。从大处着眼，它们大概不出以下几点：地域分布上的大分散与小集中，拥有着独特的伊斯兰宗教文化背景，还有和汉族一起共同使用汉语，在姓氏与服饰上与汉族也没有太大的差异。一个民族基本面貌的形成，并不像一个人的长相那样是天生的，但是它一旦形成，也就具有了相当的稳定性，也像一个人的某种“本色”那样，无论进入怎样的环境，有过怎样的经历，都不易发生太大的改变。就像德国古典学者荷尔德林所说：“你如何开端，你就得如何保持。”而且更重要的是，她形成的这些基本面貌，还会在后来的发展之路上，内在地决定着她将会迎拒着一些什么，预示着她可能会拥有怎样的发展前景。
谈到“大分散与小集中”这一回族固有的地域分布现象，它在历史上很早就开始出现了。所以《
明史》还特别补记了一笔，这就是后来流传极广的所谓“元时回回遍天下”。但是元代毕竟立国较短，这一“伏笔”不同寻常的意味，只有到了明代才一一显露出来。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谈到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时，人们的目光也会自然投向那个原本并不起眼的地方——凤阳。这里不仅是他的家乡，也是他反元时一呼百应的崛起之地。随着平地起风雷，在应者如云的队伍中，就相继涌现出了后来赫赫有名的一批回族军事将领，比如常遇春、丁德兴、胡大海、沐英、蓝玉等。谈到这一批回族人物，我们自然不该忽视以下这一历史细节：他们原本也都有着和朱元璋相近的地域出生背景——他们的家乡，大都属于凤阳所在的淮河流域一带。这一点就多少向我们透露出了一个历史信息：在安徽这样一个自古汉文化就十分发达的地方，由元入明之际，回族已经在此悄然孕育了一支不可忽视的民间力量。这里还要请出的一个明代人物，是行走于民间广袤世界的大旅行家——徐霞客。虽然他并非回族，却在游历云南那样的边远之地时，用自己的笔，豁然照亮了十七世纪时回族人的身影。比如他在暂居昆明回族聚居的顺城街一带时，就这样记述道：“其友遂留到其家，割鸡为饷，肴多烹牛杂脯而出，甚清洁。其家乃教门，举家用牛，不用豕也。其友马姓，字云客，名上捷，号阆仙。”现代著名回族史学家白寿彝在其编著的明代《回族人物志》的序言中，也特别提到了这样一点：“回族农村在明代大量的形成，是这时回族发展的另一重要特点。”正是从诸如此类的历史消息中，我们并不难得出这样的历史想像：明代，回族已悄然遍布大江南北与长城内外。
当历史上的回族一脚踏入明代这道历史门坎，我们切不可忘记，相对于前朝所谓“异族”的统治，明代显然是汉文化这一强势话语再次得以凸现的一个时代。那么面对着汉文化涌来荡去的汪洋大海，当回族历史性地选择了散居，而不是聚居的方式生存于中华大地，这也就意味着这个民族在一开始形成之际，就更直接而广泛地感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力。在文化上突出体现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回族在明代相继形成了说汉语、着汉服这些文化面貌。今人谈到民族这一概念时，似乎总会提到所谓“固定地域”这一因素，这在很大程度上，显然是受到了斯大林那个有关民族的著名定义的影响。不可否认，谈到民族这一概念，你的确很难完全无视地域性因素。比如中国的许多少数民族，特别是像维、藏、蒙等族，之所以都有着各自一目了然的独特文化面貌，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显然在于，它们大都是一些长期固守一方，有着相对自成一体的地域性生存环境的民族。所以，从文化发生学的意义上看，其语言和服饰及其相关的那些民族风貌的形成与维系，显然也都有着各自地域性的文化成因。这类地域性民族特色一经形成，不论日后这些民族经历了所谓现代文化怎样的浸染，它们都会得到顽强的心理维系。因为这些“面貌”本身，也恰恰构成了这些民族自我认同的一个重要源泉。但是谈到回族在明代形成的那些接近汉族的文化面貌，我想说的是，它们或许并不能全然被视为这个散居性民族的一种“文化缺憾”。如果说中华大地养育了回族，而且也同时赋予了她如水一般散居不一的生存风貌，那么这一特定的生存境遇，使这一民族在语言和服饰等独特文化面貌的形成上有所缺失的同时，也意想不到地获取了另一些富有意义的东西。正是问题的这一面，时常会被人们轻易忽略。回族在由元入明之后，当她从前朝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一个少数民族，一下子沦落为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一个少数民族时，这个民族日后所具有的社会影响力，却并没有因此而被完全弱化。相反，中国后来每逢大时代，她都能有所回应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明末被人称为“老回回”的马守应及其领导的起义军，就在当时席卷中国的明末农民大起义浪潮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导者角色。在我看来，这或许就和“回回遍天下”这一事实，存在着一些内在因缘。正是由于这一点，这个民族在自我发展上，才不大可能时时因为独居一隅而显得相对封闭、与中国历史的流变产生太大隔膜，而是在整体上与中国的方方面面和边边角角之间，都会建立起一种更密切、更广泛的社会联系。再者，也正是由于这一散居民族能够在文化接触上更广泛、更密切地与其他众多民族相交融，从而使她往往能够打通民族之间的壁障，吸取到多样态的民族文化资源和营养。这也使这个民族在文化创造上不时爆发出一种别开生面的能力。尽管回族身上的这一文化优势，囿于种种历史性局限，在很大程度上还处在含而不露的状态，但我们仍然会从一些相对有限的历史信息中看出，回族不时会在一些意想不到的社会或文化领域，涌现出一些“高水准”的历史人物。如明代独具一种思想魅力和文化意义的李贽以及航海家郑和，还有清初拥有着双重文化背景的独特思想家刘智。我想，如果有人去做一个统计学上的举证，那么回族与其他中国少数民族相比，也是一个朝朝代代人才辈出的民族，其各类英才俊杰的相对与绝对产生率，往往都会保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准上。
明代可能是回族历史上堪称“思想者”的人物出现率相对较高的一个历史时期。其中最早出现的一位就是明代万历年间的李贽。为什么恰恰是在明代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会批量化地涌现出所谓“回儒”这样一类有思想的回族人物?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在我看来，伴随着其外在文化面貌的逐步定型，这个民族在自我发展的进退取舍之际，面临让人焦虑的精神课题：在文化面貌上看似与汉族有着相似的一面，但是却持有着一种令教外之人感到陌生的宗教信仰，那么这个民族究竟有着一种怎样的文化心理?再者，伴随着回族中知识人口的相对增多，怎样去打通这个民族中所谓“读书人”与“读经人”之间日渐形成的那一道隔膜?也许正是这样的问题，才真实构成了明代回族迎面相逢的一类重大“心事”。只是这样的心事，显然是在这一民族中最早涌现出来的思想者那里，才获得了一种自觉的回应。这一回应的思想主题，就是伊斯兰文化思想的“中国化”。
对回族的文化心理面貌影响最深且显著的一个重要因素，显然就是伊斯兰教。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本土文化十分发达的国度里，无论多么神圣的外来宗教文化思想，它们一经传入，就都会处在中国文化语境的有形与无形的笼罩之中。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三大世界宗教进入中国之后，其遭遇和情状虽然各有不同，但它们却同样都要真实面对如何“中国化”这一重大问题。伊斯兰教自唐代传入中国后，逐步被中国本土不少少数民族所信守，但是在明代之前，源远流长的伊斯兰教及其文化思想，虽然不时也发出一些时微时著的声响，但是我们在这类声音中，却始终没有听出多少中国化的意味。只有到了明代，伴随着回族这一和汉文化联系密切的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伊斯兰教文化思想中国化的历史使命，才最先落在了明代回族中出现的那些“回儒”身上。正是在他们的思想著述中，我们开始真实听到了这样的声音。
如果有所谓中国化伊斯兰教思想史一说，那么它的一个重要思想源头就在明代。王岱舆自然是这类表达中首开先河的人物，而刘智则把这类表达推向了一个思想的高峰。他们在伊斯兰教文化思想的表达上，并非仅仅扮演着“汉译者”的角色。因为他们在表达的同时，也对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做出了别具一格的回应。我们看到，正是在他们的思想世界里，中国本土文化中的一些核心概念与心理内涵(比如忠、孝、礼、义及乡土意识)，开始获得了深切的把握，而伊斯兰教的文化思想，又通过儒家式的话语方式得到了一种新鲜的表述。“国”与“教”、“回”与“儒”这类相互有别的文化思想观念，最早也正是在他们的笔下找到了一种文化上的结合点。他们的著作自然充满着教义教理的表述，但其中也明显浸染着中国化的思想品格，比如其中的一个明显体现，就是对所谓“悟性”的重视与强调。明代另一个回族学人梁以浚在评价王岱舆的著作《正教真诠》时，就说过一句意味深切的话，“一切精微，悉由悟入”。其实在中国传统化的思想语言中，“悟”与“思”这两个概念本来就有着等量齐观的价值，在中国人看来，对任何思想的把握一旦离开悟性的深切支撑，这种思想本身无论多么深刻，对于主体来说就仍然不过是抽象的身外之物。
刘智等人的思想，在中国明代以后的思想空间所产生的影响力，远远不能和李贽相比。而且中国主流思想史的讲述，至今也还没有对这样的思想主体给予相应的关注。为什么同样作为外来宗教文化，佛教在历史上对中国人的思想与心灵产生了那样深刻的影响，而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在中国的文化影响力，相比之下却显得十分有限？这一课题至今还仍未被人们充分展开。谈到这一点也自然引出另一个话题：中国思想史形成和表达的主体，自然是汉族，但是我们也不可忘记，中国本土上的许多少数民族，同样也是具有自己独特文化思想的主体。如果完全忽视这类边缘化思想主体的实际存在，我们所看到的中国思想史，也许就失去了它的真实面貌。所以在我看来，中国古代思想史的讲述，应该让不同民族的那些独特思想进入自己的“广角”视野，从而使中国思想史本身呈现出一种一体多元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