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当山道教建筑群不仅是“动用宏观设计手法的顶峰之作”，①而且也是富于微观精巧构思的杰出典范，天津桥便是整个建筑群中的一个精品。天津桥，又称剑河桥，位于湖北省武当山紫霄宫以北十里处的九渡涧上。该桥始建于元代泰定甲子年(1324年)，由著名高道张守清命其徒吴仲和、徒孙彭明德募资构造，“于斯涧之阳架岩筑室，截流飞梁，以便朝谒者深揭之忧”。②明永乐十年(1412)年，明成祖朱棣敕建武当山道教建筑群，复扩建天津桥。此后虽历经洪水之灾，但很快得到“修山军余”及道士的修缮；1984年武当山风景管理局又对该桥望柱石栏及桥面墁石等作了较大规模的维修，故至今完好。天津桥是武当山46座明代桥梁中规模最大的石拱桥，也是鄂西北地区现存历史最早的石拱桥。该桥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探析，有助于我们解读武当山道教建筑群之大美。
一、越涧渡河，畅通神路
桥，汉代许慎《说文解字》释云：“桥，水梁也。从木，乔声，高而曲者也”。③《辞源》释云：“桥，架在水上连接两岸的建筑物”。④也就是说，桥是将河流、溪涧两岸连接起来，方便行人越涧渡河的建筑物。一般来讲，建桥是为了车走人行，主要目的在于解决跨水或者越谷的交通，便于运输工具或行人在桥上畅通无阻。桥的意义，简单地说，便是架空的道路，桥是路的一部分，是路的延伸。
武当山古神道在元明时期已通达四周邻省，明方升《大岳志略》卷三《大岳总图》云：“山当均房之交，周回八百里。由蜀而来者自房入；由汴而来者自邓入；由陕而来者自郧入；由江南诸郡而来者自襄入。”⑤若在进香旺季，每日到武当进香的香客多达数万人，沿途络绎不绝。当时，来自华北、中原的香客多从开封、邓州至均州城；来自华东、中南及华南各省的香客多从水路经汉口、襄阳至均州城，从均州城到草店的神道多为青石铺就，宽阔平坦。来自华东、中南及华南各省的香客或从陆路经襄阳、谷城至均州草店镇，与来自均州城的香客在玄岳门前汇合，然后经元和观 、回龙观、太玄观(老君堂)、复真观(太子坡)、龙泉观、天津桥、仙关、黑虎庙、紫霄宫、榔梅祠、朝天宫、三天门，最后到达太和宫，在金殿朝拜玄天上帝，这条登山大路被称为东神道。
天津桥是武当山东神道上最主要的桥梁。它修筑在“地既幽绝，景复珠异”的九渡涧上。九渡涧上承武当涧、紫霄涧、黑龙涧、白云涧之水，出龙潭沟而为梅溪涧，汇入淄河，是二十四涧中较大的一条山涧。平常涧水深约0.5米，宽10米左右，若遇山洪暴发，河水陡涨，深约1.5米，宽数十米左右。如果步涉溪涧小河，踏着一般的石磴完全可以通达彼岸，但当河谷宽度超过十米，即使有石木简支梁桥也是难以胜任。“至于皇元抚运，尊道贵德，玄教大振。兹山香火亦复隆兴。”⑥朝山香火十分兴盛，礼神进香必经九渡涧。当众多的朝谒者经过此地时，面对湍急的涧水，难免“深厉浅揭”之忧。《诗·邶风·匏有苦叶》中讲：“深则厉，浅则揭”，⑦即涉浅水，要撩起衣服过去；涉深水，既使撩起衣裳也没有用处，只得连衣下水。这说明没有桥梁，香客过九渡涧的确不便。直到元代泰定甲子年(1324年)，才在“体玄妙应太和真人”、“敕赐大天一真庆万寿宫”住持张守清(号洞困)的倡议下，建起一座石桥，旧志称他：“绍兴香火，丕阐玄风，开化人天，恢复道化……以道一贯，十方皈响，四海流，独冠武当”。⑧据《九渡涧天津桥记碑》载：“于是洞兴香火之缘，乃命其徒吴仲和于斯涧之阳架岩筑室，截流飞梁，以便朝谒者深厉浅揭之忧，事未既，仲和已仙逝矣。其徒彭明德以能继志述事，募四方士庶之资帑，构此溪桥，未逾年而落成之。”⑨因此，天津桥的修建是高道张守清苦心经营，开辟神道的结果，从此，朝山香客摆脱了渡河“深则厉，浅则揭”的原始状态。
及至明永乐年间大修武当山宫观时，永乐皇帝朱棣为了让天下信士更方便地来武当山朝圣，下令对全山的桥梁道路都作了全面的规划维修。我们现在所见的天津桥就是明永乐年间修建的。据《郧阳公路史》记载：“该桥三孔(6.7米+9.6米+6.7米)全长45米，宽9米，高6.5米，主拱圈厚0.8米。”⑩又据《湖北古代建筑》记载：“桥长52m，宽 9.4m ，高约9m，中孔跨距9.6m，边孔跨距 6.7m。”[11]据笔者2003年正月实地勘测，所得数据如下：桥长45.35米，桥面通宽9.25米，桥拱底宽 9.43米，桥基底宽10.35米，中孔跨径 9.6米，矢高5米，通高 6.45米；两边孔跨径6.74米，矢高3.45米。从桥梁跨空部分看，天津桥属于典型的三孔石拱桥。天津桥坚固持久，不仅免去了当地道士、百姓褰裳涉水、运物渡河之苦，而且也满足了各地香客跨越溪涧以顺利朝圣敬神的实际需要。
二、借景宣道，沟通神人
在道教“圣域”、“福地”所修的宫观、桥梁，自然会有丰富的道教神话存在。“元代武当建筑基本上是根据玄帝修仙神话安排布点的，明代武当宫观的总体设计也非常注意突出这一宗教信仰特征，用宫观等建筑符号来宣传玄帝在武当山修真得道的神话。”[12]“道教神话，指以道教神灵仙真为主人公，以道教超自然事迹为内容，并伴随道教信仰而传承的神圣叙事”，[13]它是道教信仰的有机组成部分。
武当山天津桥的独特之处，正在于其建筑和真武神的修道神话有关。据《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玄天上帝启圣录》等道经记载：真武神出生在美丽的静乐国，真武虽为太子，却不恋王位，而是到处求师学道，后得到玉清圣祖紫元君点化，并从丰乾大天帝那里获赠可降妖伏魔的七星宝剑一把，只身来到太和山修炼。民间传说称其母亲善胜皇后不舍爱儿，上山来寻。太子不想跟母亲回去，就向大山深处跑去，母亲追赶十八步，呼唤十八声，连上了十八步。皇后继续追赶，终于抓住了太子的衣角，太子虽然深爱母亲，可是修仙事大，他不愿改变自己的志向。于是，就拔出宝剑割断衣角，又跑远了。眼看又要失去爱儿，皇后心有不甘，继续追赶。万不得已，太子举起七星宝剑照着身后的大山猛然劈划，一声巨响，高山分成两半，剑过之处，河水波涛汹涌，母子顿时分立两岸。皇后见此情景，伤心欲绝，泪如龙泉。
《武当嘉庆图》“涧阻群臣”条记载了静乐国五百官兵被九渡涧所阻的故事：“父王思慕太子，不能弃舍，令大臣领兵五百众，根寻太子回朝。探逐所往，度涧入山，遇涧忽涨不能前进者八次，渡遇水泛，弟(第)九次方得渡。至紫霄岩面见太子启传王命。自是部众足忽僵仆不能举，相谓曰：太子愿力所至如是。回国且达口，同声告曰愿从。太子学道。语毕跬步如故，于是俱隐山中。帝升真之后，皆证仙道，今武当有五百灵官者是也。涧名九度，祖其意焉。赞曰：修真太岳隐云岭，圣父怀思意莫禁。天性至情非易舍，宰臣奉命杳难寻。千章古树烟萝密，九渡风涛雪涧深。五百仙官知愿力，一时开悟尽倾心。”[14]
九渡峰至今仍保存有一块楷体元代石碑，即《九渡涧天津桥记碑》，记载有：“在昔上皇之初，玄帝分降嗣于静乐国宫。几龆年而割恩忍爱，告辞父王，入乎太和山中，修真炼道。既而父王忍念无已，遣臣卒五百众访求，来至兹山，欲涉此涧，涧水忽涌，众进九涉，竟莫能渡。众遂稽首哀告，愿俱隐山中，以事太子。帝闵其诚切，令其得渡。”[15]
九渡涧、九渡峰峰势奇丽，上摩青苍，石径环曲，下有涧水，百步九渡，仿佛就是隔断凡间与仙界的天然屏障。宋绍兴三十年(1160)岩壁摩崖刻有正书“仙关”等字样13行，遗址尚存九渡峰，为全山现存较早的摩岩之一。“一入桃源路转艰，天风吹我渡仙关”，如果“仙关”被看作仙境与尘世交界处所设的门，那么，天津桥便成为沟通凡间与仙界的重要媒介。
武当道教中的彼岸世界，是道教信徒们心仪的仙境，有关九渡涧、静乐王子和五百灵官的道教神话传说，富于想象和幻想，是先民们形象思维的表达，它使武当道教显示出浓厚的神话色彩，是武当道教文化的一笔丰厚的精神资源。伴随着武当山真武神信仰的兴盛，道教神话早已从道经古碑等媒介广布于百姓之中、流传在工匠艺师之间了，龙泉观、天津桥等建筑小品的设置，令人很自然地体会到它们是对静乐国王、善胜皇后的恋子情愫的纪念，是对真武修仙学道志向的崇敬，是对武当道教文化魅力的一种诠释。
三、天一生水，洗心净俗
天津桥的命名，也有许多意义值得追索。据《茅以昇桥话》的统计，在中国以天津桥命名的桥梁有5座，如洛阳的天津桥，“意比洛水为天河”，故名之。[16]而武当山天津桥的命名则富于独特的个性和丰厚的人文意蕴，“洞渊师匾之曰天津，以配天一生水之妙”，[17]可谓点睛之笔。
《易经·系辞》说：“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18]东汉郑玄注《易经》有：“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说。古人认为天一、天三、天五、天七、天九与地二、地四、地六、地八、地十，五对奇偶相合，象征五行。晋代韩康伯的《周易注》曰：“天地之数各五，五数相配，以合成金、木、水、火、土。”唐孔颖达《
周易正义》云：“若天一与地六相得，合为水；地二与天七相得，合为火……。”[19]天数一和地数六同在北方，北方五行属水，天数又叫生数，地数又叫成数，天生地成，说明了河图数列与五行的关系。
“天一”在中国文化中有着丰富的内涵，明代任自垣《敕建大岳太和山志》解释说：“《太玄经》云：天一生水，地二生火。玄帝主宰天一之神，故咒曰水位之精；宫曰天一之宫。《仙传》云：天一之精，是为玄帝；天一之气，是为水星；天一之气，是为五灵老君；天一之象，应兆虚危，是为玄武。其名则一，其形则二，见象玄龟、赤蛇，其精气所变曰雨露，曰江湖河海。应感变化物之能飞、能声音，皆天一之所化也。水火升降，龟蛇合形，品物是生，玄帝即其主宰天一之帝也”；《玄帝纪》：“……天一生水于坎宫，神化肇形于坤垒”；“北极佑圣玄武天一天君、玄天上帝，天一之帝，水位之精”；《太极隐文》云：“天一之精，是为玄帝”[20]，其所用的“天一”既是星名，也是神名。
元代武当道教中最著名的道士是太和真人张守清，他创立了以清微派道法为主体的新武当派，并致力于武当南岩宫的兴建，该宫“规模宏丽、古昔未有”，元仁宗于延佑元年加封神父母号，赐给宫额“大天一真庆万寿宫”，并宣授张守清为“体玄妙应太和真人”。在天津桥建成后，就以“大天一真庆万寿宫”之“天一”来命名天津桥，取其吉象，并符合风水堪舆的形法和理法。
天津桥具备了现实中利民涉渡、观念中洗心净俗、普度众生的双重意义。它由张守清及其徒众倡导建造，广募捐款，化缘募银，其碑额的铭文，就有“募四方士庶之资帑，构此溪桥，未逾年而落成之”[1]的文句。天津桥被出家人视为济世度人的功德善举，为建桥募资，就是普化功缘的德举与善行，从而也扩大了武当道教在民众中的影响；民众赞助修桥的积极性很高，使武当香火隆兴，所谓修桥济众，惠及子孙，“洁我尘俗，临流濯缨”。即便不能独立建桥，为桥捐建一分，同样也是信仰者的一种努力。从广义上说，筑桥本身是一种宗教性的行为。天津桥的境界空间，始终活跃着超自然的存在，桥是一个人、神交流最容易展开和实现的所在。天津桥作为人和神之间的纽带或中介，无论在抽象的“圣”与会“俗”之间，还是在具体的圣域与俗境之间，桥同样具有将它们加以联系和分隔，进而形成中介与过渡的象征性的意义。
四、道法自然，大美天成
天津桥作为明代官修石拱桥建筑的杰作，以它高超的设计、独特的布局张扬着武当文化的魅力。被称为“美学之父”的鲍姆嘉通(1714—1762)认为：“艺术最忌有多余的东西，只要不妨碍美，应当把不必要的东西尽量去掉”，[22]熊明先生也讲：“简约意味着表现力更丰富，格调更高”，[23]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建筑美学原则，以此来审视武当山天津桥，可以发现它服从简约、朴实、浑然天成等审美的特征。
从设计艺术上看，桥从其下发拱三孔，中心孔最大，余两侧递减，构造空灵，既适于桥面迅速排除积水，又使桥身曲线柔和，韵律协调，如彩虹飞跨。桥侧有21块仰天石和20套二十四望柱栏板，栏板中空并镌刻宝瓶状花纹瘿项，柱头雕成莲花含苞形状，栏杆两端有云形抱鼓石，完全是皇家法式，但装饰反而简洁明快，既稳重，又轻盈，寓庄重于秀逸，形态优美，如新月垂空，如长虹卧波。桥身全部以青石和青砖砌筑，两边拱圈石按纵向并列方法砌置，固然有武当山多雨水，石材不易朽坏；分布极广而又最为经济，可就近取材等因素，而桥本身青灰色的石材与两岸青灰色的岩石连成一体，在历经岁月之后，长出青苔的青石与两岸色彩变成一致，并与全山神道上的桥梁保持着统一的风格。桥面横向铺就九块青石板，中间一块较为宽大，两边依次递减，只作简单加工，并没有精细打磨，这种糙面石板，不仅防滑，也保存了原始自然的风貌。我国早在东汉时期建造石拱桥的技术就已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了，但武当山天津桥却通过其简约的结构表达着美，简约的空间显示着美，简约的元素体现着美，这是一种含蓄的美，把桥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来处理却手法高超，它没有一丝多余的修饰的空间形态，使自然与人工的衔接和谐顺畅，形成表里一致的优美韵律，突出了仙桥清逸素雅的色彩美，与道法自然的思想完全吻合。
从天津桥与周围的环境布局来看，龙泉观、天津桥、照壁相互呼应，三点一线成“工”字形，对称和谐，流畅自然，一气呵成，正如 张良皋先生所讲：“中国古建筑，存在着一种追求局面宏伟、气象阔大的设计手法，不仅令人感觉到、体会到，而且常常通过轴线、穿透、对景、借景，而直接诉诸视觉。”[24]所以，天津桥作为龙泉观的附属性建筑物，是一种宗教建筑，但它不可或缺，此种配置真可谓匠心独运。
矗立在桥东的龙泉观，丹墙翠瓦，雕梁画栋，观内像设端应，香火缭绕，步虚声声，韵腔悠长，犹步云端。明代有一位驸马都尉沐昕有感于此而作《九渡鸣泉》：“越壑穿岩势转分，长年流碧净。三千环佩联翩下，一派箫韶远近闻。鸥鹭浴时飞急雪，虬龙蟠处漱寒云。好教直上青冥去，偏作甘霖翊圣君。”[25]
该诗将九渡涧淙淙流淌的林泉之声，与飘渺优雅的道乐韵律相联系，有声有形，更有寓意，反映了作者对九渡涧、天津桥、龙泉观神圣境域的认同。
步上天津桥，一刹那间桥西的影壁，腾绿惊红，映入眼帘。这一段独立的墙如此布局，在全国的宗教建筑中都是独一无二的。其硬山式壁顶，正脊两端装饰有琉璃制正吻，龙头形，龙口大开咬住正脊，顶盖筒板瓦，四角用砖岔角。壁心正面及两侧，均雕制琼花琉璃和饰有朱红色墙粉，花纹对称协调。壁基以青色砖为底，庄重质朴。影壁的增设及渲染，增添了这组建筑的气势。它遮挡住游人的视线，使之不能对庙观内一览无余，同时有藏风纳气，迎合信仰者的心理，使思想安然，而且也给下一步审美以期待。因此，“中国传统建筑是满载着象征的建筑，不认识这些象征，就很难了解建筑的真貌”。[26]
这里融山、水、桥、观、林为一体，真是芳草连天，繁花流云，蝶飞鸟唱，杨柳婆娑，庙观掩映，水天一色，两岸景物曲折多变，显得格外幽奇美妙，这不正是人们向往的那种空灵澄清的境界吗?明代文人方豪的《龙泉观》写道：“九渡涧中龙喷泉，琼宫青倚石桥边。玉栏金水神工巧，恍讶朝回尺五天。”[27]明代学士廖道南诗云：“大岳盘千嶂，仙关隔五云。虹桥通涧远，石径入林分。飞阁悬丹极，虚堂寻紫氛。悠然起遐想，天乐坐中闻。”[28]诗人们在桥上“顿开尘外想，拟入画中行”，浓郁的诗情画意和超越世俗的“林泉之心”跃然而出。所以，天津桥在上游是九渡峰、蜡烛峰、玉虚岩，下游是波浪翻滚的九渡涧峡谷这一名山仙境之景观中，起到了重要的点睛作用。
“传统的中国人生活在文意与物象互通的象征世界中，今人如果不了解这些，即使进入到传统建筑环境中，也是无法了解它的。”[29]探究建筑的形式，不过是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发掘形式后面的文化特质，则是使我们真正了解中国的建筑文化，在现代化的浪潮中才不致失掉民族的特质。有时我们无法把古建筑的实体留在我们的生活里，但我们至少把它的文化精神继续保留下来。
注：
① [24]张良皋《中国建筑宏观设计的顶峰——武当山道教建筑群》，北京：《中国道教》，1994年增刊，第188页。
②⑥⑧⑨[15][17][20][21][25][27][28]杨立志：《明代武当山志二种》，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2页、第172页、第126页、第172页、第172页、第172页、第77页、第172页、第202页、第389页、第402页。
③转引自唐寰澄《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8页。④《辞源》第二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637页。
⑤陶真典、范学锋：《武当山历代志书集注》(一)，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495页。
⑦程俊英：《诗经译注：图文本》(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7页。
⑩周大川：《郧阳公路史》，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1994年，第36页。
[11]吴晓：《湖北古代建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第212页。
[12]王光德、杨立志：《武当道教史略》，北京：华文出版社，1993年，第202页。
[13]陈建宪：《道教对中国神话的继承与发展》，熊铁基、刘固盛：《道教文化十二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31页。
[14]胡道静、陈耀庭、段文桂、林万清等：《藏外道书》(第32册)，成都：巴蜀书社，1995年，第1032页。
[16]周星：《境界与象征：桥和民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38页。
[18][19]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49页，第551页。
[22][23]熊明：《建筑美学纲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0页、第59页。
[26][29]汉宝德：《中国建筑文化讲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65页、第165页。
(作者单位：湖北省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政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