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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人从网上发来十组照片，每组两张。先是中国某市、县或某省城某区的政府办公楼，多在十层左右，甚至更高，占地广阔，气势磅礴；接着便是远比中国发达富有的美国某个相当城市的市政厅，多为面积不大的二三层楼，甚至平房。
       记得“反右”前夕张奚若在一次座谈会上，批评党的工作有四种偏差，第一就是“好大喜功”。稍后毛泽东将此语“当作正面的东西作了新的解释”，说是“不好大喜功不行。但是要革命派的好大喜功，要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89、782页)遗憾的是，当“新的解释”付诸实践时，偏偏忘了“合乎实际”这个关键。于是随后就有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全民大炼钢铁”的“大跃进”，就有了要在一二十年间“超英赶美”的豪言壮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没过二三年，“好大喜功”的结果证明，还是张奚若提醒得对，反其意用之，则给国家民族带来无可弥补的损失。
       更令人忧虑的是，“好大喜功”之流风余韵竟绵延至今。改革开放的成就有目共睹，但近十几年来，借改革开放之名，完全不顾自身实际情况的盲目贪“大”之风，亦劲吹各地。先是拼命圈地搞开发区，接着是热衷于建大广场、大绿地、大立交、大学城……据报载，某省一小城，也学大城市造了个大剧院，占地9900平方米，有3636个高档软椅座位，每个座位下面都配备空调出风口，剧院还有全国独一无二的开启闭合功能。但是，每年除了“五一”、“十一”有几场文艺演出，平时也就是租给什么单位开开会，平均使用率大约每月三次左右。
       这股做“大”风中，政府搬家，竞造新办公楼，便是又一道“靓丽”风景线。中科院陆大道院士，作为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组成员，又是三个国家重要区域规划的专家组组长，近年来奔波于全国许多省市。前些时候他在答《南方周末》(2006年7月13日)记者问时痛心地说，“某贫困县新政府办公楼，面积达五万平方米。该县国土局大楼就有几千平方米。在我的调查中，没有这样做的地、县级城市属于少数。”新办公楼拔地而起，虽然花钱换来了气派，但于国计民生究竟有多少好处?看来主持其事者并未将纳税人的钱用在刀口上，依我说，发达富有如上海，也不应忘掉节约，更甭说捉襟见肘的贫困地区了。退一步说，即使这些办公楼与世界各国同等级的政府办公楼相比，名列前茅，甚至第一，也毫不值得夸耀。因为在其他方面，例如对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的投入以及土地利用、环境保护、能源消耗、煤矿安全、城乡差别、贫富悬殊、廉政建设等等与国计民生休戚相关的领域，与世界各国相较，排名滞后，甚至处于倒数位置多年不变。就拿对教育的投入来说，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4％是发展中国家早已实现的平均水平，我们在数年前就曾提出要实现这一目标，可是至今仍在3％内踟蹰不前。一面好大喜功，力争“先进”，一面无视民瘼，安于落后，这是怎样的可悲!
       对于各地竞造办公楼问题，中央不能说不重视，媒体也经常予以曝光，为何屡禁不止?毛泽东在延安时就说过，“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今竞造新办公楼的各级决策者主持者是否考虑过这个问题?自然不能排除某些人的“好心办坏事”，但也不能排除他们的“好心”中掺有杂质；更多的情况恐怕是：不纯动机与有害效果相统一。还是毛主席老人家说得好，“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同上)对于“这样的心”，老百姓却洞若观火，就是：打造形象工程、维护部门利益和追求享受。干部们也清楚，现有体制内，要升迁主要靠上级赏识。上级对下级政绩考核，又只注意其所辖区域GDP的增长，因而将主要财力用于建设大工程，便能立竿见影，更易得到上级青睐。“上有好者，下必有甚。”当各地“下级”纷纷去投各自“上级”之所“好”时，竞造包括办公楼在内的形象工程之风，必然愈演愈烈，对于中央的三申五令自然就置若罔闻了。
       中央提出的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号召，既是全局性的，也是遏制政府造楼之风的两帖良药。“好心办坏事”，表明思想、工作方法有问题，“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倘若动机又不纯，那就更要追问一句：你“立党”为“公”还是为“私”?“执政”为“民”还是为“官”?良药苦口坚决不喝，咋办?好办。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2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科学与民主，双管齐下；法律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一起上，这两帖良药看你喝不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