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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日，笔者的同事出差回来，一脸坏笑对众人说，此次出门捡了个“官”。
       什么官？
       话说同事到某县采访，在县委招待所办理住宿登记。管登记的女同志——那会儿还不兴叫小姐叫同志——递过本子，指点同事一一填满上边的格子，无外乎姓甚名谁、何方人士、有何贵干云云。同事把填好的本子递回去。女同志眉头微皱看了片刻，问，你是什么级？
       同事一愣，记者，什么级？不知道。同事的确只是记者，没有职务，那会儿还没开始大规模评定职称，什么级？真的不知道。
       女同志很敬业，思谋片刻，在本子横格“记者”两字后边添了一个“长”字，表情由是变得沉实。一个闻所未闻的职务“记者长”从此诞生。
       之前之后，笔者数次出差，也遇到接待方不明你的职级，不知如何拿捏你的尴尬。记者是科股级？还是县处级？好歹报一个上来，接待方也好对等接待，比如陪吃陪酒陪采访。如不对等，就包含极大“得罪”风险——接待方很可能吃过无意中“得罪”的亏。今年不是还有媒体报：某地忙于救灾，没能认真接待一位女镇长，该女镇长放下狠话，拂袖而去么？于是笔者每遇人问“什么级”时，只有脸红心跳、大言不惭地把自己的身份换算成接待方能明白的级：主任是县处级，正高职称相当于副局级……直到从接待方脸上看出“知道了”的心安。
       一个笑话，某公向来人出示的名片上写着：中共中央国务院、某某省委某某县、国营集体水泥厂、支部书记兼厂长、李二旦（正股靠副科）。讲述者一再强调那个括弧里的内容“正股靠副科”。
       此笑话只可在“丢一个可乐瓶子下来，能砸三个处级”的单位讲，到了大量“正股靠副科”的基层千万别讲，不可笑，还伤人。如果一定要说可笑，也是形成这种根深蒂固官本位观念的社会文化。后来笔者再从来人手中接过上面印有“（正处级调研员）、（副局级调研员）”字样的名片，心中涌起的是理解和包容。这也许是一种尊严的表达，尽管表达得有点扭曲。
       尽管人们都认“长”，但笔者更中意另一类称呼：学长和前辈。前辈可算“老师”。从“走过的桥比路多，吃过的盐比米多”衡量，前辈可为师。
       老师总比记者长好。
       ［倪早菊荐自《今晚报》2007年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