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后半生留下的10本日记，部头浩繁，记录谨严，跨度有二十几年，其间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变故，几乎都在他笔下有忠实可信的呈现。与胡适日记不同的是，吴宓日记更重视记录种种内心的感受、生活的细节——
1952年5月5日晚上，当他得知，“思想改造运动”即将启幕，学生将督促教师的改造，“深为警惧”，连电影都没有心思看就去睡了。第二天，文教部派人进驻他所在的西南师范学院，专办教师思想改造的事。因为听说北京对梁漱溟、张东荪、赵紫宸等人“严行评判，加重其罪名”，他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岌岌可危，“心殊忧惧，恐将不免一死，恋爱结婚更不敢言矣”。
1954年11月19日，新一轮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为主题的运动波及重庆，他在日记中说这不过是文学界、教育界又一次的整风运动，又一次思想改造、自我检讨而已。他感叹自己生不逢时，不能像1949年前逝世的师友那样，可以“免受此精神之苦”。虽然，他暗自庆幸解放后绝口不谈《
红楼梦》，所以运动降临，并未将他拉出受审。但作为一个对《
红楼梦》素有研究且有独到见解的学者，他很难置身批判浪潮之外保持沉默。11月24日，他从报纸上了解到这一运动甚嚣尘上，知道自己“在势不可逃，又须巧为词说，自责自涤，以此心极不乐”。到12月12日终于在一个座谈会上做了发言，主要内容之一即是自己的思想检讨。1955年1月14日，校方命他写发言稿，谈他对批评胡适、《
红楼梦》两运动的体会。1月16日，初稿交上去被驳回，要他重写。当天他回到宿所，“大伤悲，自视如囚之备受死刑”。1月20日，第二次写的稿子通不过，统战部的杨同志“多所指责”，要他另写，“不许述及胡适，亦不许自高自大”。他虽感“苦甚”，但还是当夜就在灯下写出了提纲。次日凌晨4时即起，点灯再写批判稿《我自己〈红楼梦〉研究的错误》。
那段日子，他自己没有坠入天罗地网当中，但他内心的隐痛徘徊不去，日记中不时有“大痛悔”、“终日郁苦不乐”，乃至“自祈速死”、“惟祈速死”或“忧生而有乐死之心”等词句。他也许不会想到，十来年后，厄运还要降到他身上，牛棚、批斗、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和“反革命”的帽子，他的腿被弄残、眼睛几乎瞎了……在病残老迈之中，他在1974年春天竟然坚持拒绝批孔子，为历史留下了“批孔，把我杀了，我也不批”的壮语。完全可以与梁漱溟那句“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南北辉映，异曲同工，只是他们的命运大不一样了。
研究20世纪中国文化史、学术史、思想史，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吴宓日记提供的就是第一手的材料，其中不光有事实，还有他作为独特的个体生命留下的心灵轨迹。1971年12月9日，在至友陈寅恪去世两年以后，当他得到迟到的消息时，在日记中回顾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相交的经历，想起1961年的广州一别，竟成永诀。他为老友的死，也为自身的身世，“异恒悲痛！”接连几天，他挺着残躯写出《陈寅恪先生家谱》。他们是真正的相知，内心相通，魂魄相依，同样学贯中西，守护着同样的文化价值观。在他垂暮之年，恐怕没有比陈寅恪之死让他更为伤心的事了。经历动乱、浩劫，吴宓日记也有残缺(1974年的日记也在“文革”中失去，此后他生命最后几年没有日记)，有些日记是当年被刻意“灭迹”的，因为他的日记记下了每一次受辱、挨斗的过程，和他内心的感受。包括那次左腿致残、昏厥数日的批斗，当他醒来时，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写日记。他留下的日记，也因此可以看做是大时代里一部私人的信史。读《吴宓日记续编》，我想起了一个朋友特别喜欢的那句诗：“终信文章胜甲兵”，这也出自吴宓的笔下。
［闲话荐自《追寻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