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庭（８５０－９３３？）是唐末五代时期的著名道士，早年参加科举，落第后入道天台山，从此致力于道经的搜集和编撰工作，至今尚有大量道经存世。在这些留存的文献中，按道经分类，有一部分属于“记传类”或“谱录类”的神仙传记集和宣扬道门灵验的志怪作品。它们介于宗教与文学之间，既不同于那些纯粹的道教经诰，也有别于文人士大夫撰写的传奇小说，所以多数道教与文学研究者往往重视不够。但实际上，它们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杜光庭这些作品中，有一部较为世人瞩目，那就是《录异记》。该书１９５６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曾予影印出版，八十年代初，程毅中先生影响很大的《古小说简目》亦曾著录，而对杜光庭其他作品均未涉及。其后，随着道教研究的升温，杜光庭作为曾在历史上有过重要影响的道教学者，学界自然多有垂青，《录异记》也受到更多重视。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出现在各种小说史或文学史的某些章节，囿于体例和篇幅，不可能对《录异记》有较为精详的探讨。本文即从文学和宗教两个方面，就《录异记》性质等，试做分析。
一、《录异记》的文学色彩
文言小说的分类和衡量标准，一向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一般来说，《录异记》的书名就具有六朝志怪小说的特征，而篇幅的长短不一，也符合志怪小说“残丛小语”的体式。此外，杜光庭还在《录异记》序中云：
怪力乱神，虽圣人不语，经诰史册，往往有之。前达作者，《述异记》、《博物志》、《异闻集》
①皆其流也。
《述异记》、《博物志》都是后世公认的志怪小说，从这里看，《录异记》显然是赓续《述异》、《博物》等“前达作者”的小说作品。可以说，就是杜光庭本人，在编撰《录异记》时，所秉持的也有六朝志怪小说观念，而后世目录学家，更是理所应当地把《录异记》划归“小说类”。
就目验所及，笔者统计了《
崇文总目》以下，一直到《补五代史艺文志》所有公私书目对杜光庭这类作品的著录情况，发现只有《录异记》多被划为“小说类”（除《遂初堂书目》），而其他作品多是“道书类”、“神仙类”或“道家类”，此外，《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六《道藏目录详注提要》在批评《道藏》把一些“无以为道家言者，今一概收载，殊为牵强”时，也提到“《录异记》、《江淮异人录》，旧皆入小说家”。
在中国古典小说史上，“小说”的一种理解是指“街谈巷议、道听途说”的目录学概念。这个概念下的小说分类，更多地呈现一种杂俎状态，虽不尽善，但影响深远。现代意义上的古典小说研究，大都以这种分类做某种参照和考察。如今，《录异记》之所以备受瞩目，尤其在古代小说研究界，被刊行、著录、写入小说史，都和历代书目的著录有关。
当然《录异记》的文学特征，还体现在部分篇目的确叙述婉转、文辞优美，虽非传奇体，但已不同于六朝志怪的“粗陈梗概”、“演进之迹甚明”
②，典型的如程毅中《唐代小说史》分析过的《崔生》篇
③。此外，记载神仙洞窟及各种异征变化的篇目，也多富有文学色彩，如《录异记》卷五《明皇帝神龟》：
明皇帝尝有方士献一小龟，径寸而金色可爱，云：“此龟神明而不食，可置之枕笥之中，辟巨蛇之毒。”上常贮巾箱中。忽有小黄门，恩渥方深，而为骨肉所累，将窜南徼，不欲屈法免之，密授此龟，敕之曰：“南荒多巨蟒，常以龟置于侧，可以无苦。”阉者拜受而怀之。洎达象郡之属邑，里市馆舍，悄然无一人，投宿于旅馆，饮膳刍豢、灯烛供具，一无所阙。是夜，月明如昼，而有风雨之声，其势渐近。因出此龟，置于阶上。良久，神龟伸颈吐气，其大如硏直上，高三四尺，徐徐散去。已而龟游息如常，向之风雨声，亦已绝矣。及明，驿吏稍稍而至，罗拜庭下曰：“昨知天使将至，合备迎奉。适缘行旅误杀一蛇，众知报冤蛇必此夕为害，侧近居人，皆出三五十里外避其毒气。某等不敢远出，止在近山岩穴之中，伏而待旦。今则天使无恙，乃神明所佑，非人力所及也。”久之，行人渐至，云当道有巨蛇十数，皆已糜烂。自此无复报冤之物，人莫测其由。逾年，黄门应召归长安，复以金龟进上，泣而谢曰：“不独臣之性命赖此生全，南方人，永祛毒类，所全人命，不如纪极。实圣德所及，神龟之力也。”
④ 这篇作品，在状摹神龟的体形颜色，叙述神龟具有的神异功能，以及小黄门与明皇的对话、驿使“稍稍而至，罗拜庭下”的动作神态，笔致都相当精练准确而鲜活，故事情节也算婉转，且首尾呼应。侯忠义《隋唐五代小说史》谓《录异记》：
叙事、写景委婉曲折，描写人物生动形象……以散文笔法写景叙事，使整个作品舒徐流畅；文笔流而不乱，静而不滞，富有较高文学价值。
⑤ 但，正是因为《录异记》所具有的这些文学特征，往往遮蔽了其宗教本质，有的学者只看到其文学的一面，忽略甚至否定其宗教的一面，这无疑不利于对《录异记》的全面认识。如清人周中孚（１７６８—１８３１）《郑堂读书记》卷六十六子部、小说家类著记《录异记》时云：
虽皆荒诞之言，然实小说之类，与道家无涉
⑥，以其撰自羽流，故收入《道藏》耳。后人以言属无稽，目为杜撰，盖因宾至而起云。
⑦ 这里，周先生就认为《录异记》“与道家无涉”，之所以收入《道藏》，是因为“撰自羽流”。侯先生的《隋唐五代小说史》似乎认识到《录异记》的宗教性质，如谓《录异记》：“神仙小说……但以小说书视之”，可还是略显抵牾地引用了周中孚断定《录异记》“与道家无涉”的话，而且因“小说史”的内容和体例，对《录异记》的宗教性质，未予涉及。实际上，《录异记》不是六朝志怪书，如《博物志》、《述异记》等的简单延续，在编撰目的、内容、结构等方面，《录异记》已经完全道教化，且相当成熟而完善。
二、《录异记》的宗教本质
《录异记》的道教特征，主要表现在内容和组织结构上。内容方面，最明显的是卷一记载了“仙”类故事，这与《博物志》、《述异记》等六朝志怪书明显不同。此外，《录异记》还记载了相当多的图谶瑞应事件，而这类故事，实际上已经道教化了。
图谶或谶纬包括大量的灾异和符瑞，自东汉刘秀以图谶兴起，一度受到崇信和宣扬，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以后，谶纬往往被政治野心家利用，成了改朝换代的工具，自此一再遭到当权者的禁绝。
⑧但为历次改朝换代制造图谶、瑞应的事情并没有根绝。杜光庭生逢唐末五代，适值天下大乱，群雄蜂起，后依仕前蜀，自会为前蜀政权寻找合理依据。《录异记》卷二借“髭发皎白、颜色婴孺、肌肤如玉”如老君模样的神仙说：
蜀之山川是大福之地。久合为帝王之都。多是前代圣贤，镇压岗源，穿绝地脉，致其迟晚，凡此去处，吾皆知之。又蜀字若去虫著金，正应金德久远，王于四方，四海可服。汝当为我言之。
⑨ 唐天祐四年（９０７），王建预谋称帝，九月即皇帝位，国号大蜀，《录异记》卷五又记载：
蜀丁卯年（９０７），会昌庙城壕岸侧穴中，龟生四龟，各三二寸，背上有金书“王”字、“大吉”字。
⑩ 前蜀乾德元年（９１７），王衍即位，《录异记》卷五又载：
蜀皇帝乾德元年（９１７）己卯七月十五日庚辰降诞广圣节，堋口镇将王彦徽于罗真人宫内得白龟以进。
{11} 这些很可能就是杜光庭等为前蜀王建父子开国即位制造的图谶。今存杜光庭《广成集》卷一就有《贺黄云表》、《贺雅川进白鹊表》、《贺天贞军进嘉禾表》。而“黄云”、“白鹊”、“嘉禾”一如《录异记序》所云：
至于六经图纬河洛之书，别着阴阳神变之事，吉凶兆朕之符，皆随二气而生，应五行而出。虽景星甘露、合璧连珠、嘉麦嘉禾、珍禽珍兽、神芝灵液、卿云醴泉……
{12} “六经图纬河洛”之书，明显是指六经纬、河图纬、洛书纬之类的谶纬作品。而“景星甘露、合璧连珠、嘉麦嘉禾、珍禽珍兽、神芝灵液、卿云醴泉”则全是表明统治者“圣德遐通”的各种瑞应。显然，制造宣扬这类谶纬神变之事，已经是“屈服”后的具有鲜明政治性格的道教所具有的主要内容和功能之一了
{13}。
《录异记》除了内容上的道教色彩，卷次结构的安排也暗含着一定的神仙思想。《录异记》每卷内容都有分类和标目，为参证方便，兹引录如下：
卷一仙
卷二异人
卷三忠孝感应异梦
卷四鬼神
卷五龙异虎异龟异鼋异蛇异鱼
卷六洞
卷七异水异石
卷八墓
很明显，杜光庭是按“仙——人——鬼——动物——自然界”的大致顺序由前到后排列的。此外，每一类中也有先后，如卷三先是“忠”、然后是“孝”、“感应”和“异梦”。卷五动物类中，“龙”排在最前，其次是虎、龟、鱼等。单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录异记》的篇章结构，是颇具匠心的，并非随意编排，杂乱无章，也并非像《津逮秘书》本《录异记》沈士龙之《题记》所云：
此皆学凡识近，急于成书，取悦于昶，故率率如尔。
{14} 沈氏的批评略显苛刻，而且自身有明显的史实错误。这里我们就《录异记》的卷次结构试做分析。
《录异记》今存八卷，《
崇文总目》、《宋志》都作十卷，但不意味着《录异记》就缺失后两卷。古籍卷次的划分和计算，不同版本差异很大。
{15}《
太平广记》等辑录的《录异记》佚文，大多可以归入八卷《录异记》中。可见，今八卷本《录异记》基本保存了原本的结构和主要内容，据以分析其内容与结构之特征应是比较可靠的。
按常理，《录异记》该像《述异记》等，专门记载各种异征变化的“怪事”，但杜光庭却用相当篇幅记载神仙事迹，而且把它们放在首卷，从表面看，不成体统，这也正是后人以之为芜杂混乱的把柄之一。但仔细思考，卷一安排“仙”类故事，除了跟杜光庭的道士身份和宣教目的有关外，当还有深层的内因。我们且看卷一“仙”类故事的大致内容：
１.鬼谷先生：主要是鬼谷子与苏秦、张仪答书事。
２.九天使者：神仙“自然化出”门殿廊宇之基，以助建造宫观。
３.罗公远：神仙罗公远变化为佣人，龙变化为人。
４.淮南王刘安：神仙变化为老人，由老人又变化为孩童，刘安白日升天。
５.黄老君：神仙变化出木材等助建宫观。
６.杨谟洞：神仙往往化现。
７.恩州洞：神仙化现。
８.苏校书：白日升夭。
９.许君：修水陆大醮得神仙之道。
１０.马道流：尸解变化。
１１.司马凝正：尸解变化。
１２.朱桃槌：或隐或显、或出或处的得道者。
仔细分析这些条目，可以看出，他们基本上都和“变化”有关，讲的主要是道教法术内容。按刘仲宇先生的道教法术分类，这里涉及的法术类型很多，大致有变化自身的修仙术及变化外物之术
{16}。而道教法术，从根本上说就是通过神秘方法达成的一种变化，“法者，变化之玄伎也”
{17}。关于神仙故事，杜光庭还有《神仙感遇传》、《仙传拾遗》、《
墉城集仙录》等，但《录异记》这组神仙故事更集中地表现在“变化”二字上。人变为神仙以及神仙所具有的各种神通变化，也是“大区之内”，基于“数历”的一种变化。台湾李丰懋先生的精彩论文《不死的探求——从变化神话到神仙变化传说》认为：
“变化”是仙道传说的重要律则，也是道教修炼成仙说的中心思想。它包含了尸解变化、法术变化、神通变化等。
{18} 可以想见，卷一的“仙”类内容，是经过杜光庭有意选择安排的。人变化为神仙，以及神仙具有的法术神通，自然是道教信仰体系中“最高级别”的变化，编选这类故事，并把他们放在首卷，也自是情理之中的了。
《录异记》第二个容易被指责为“率率如尔”的地方，大概就是卷三记录了黄巢乱起、僖宗出奔之际的臣子效忠故事，共有六人，具体如下：
牛丛：闻谬传之信（襄王正位，圣主升遐），失声号呼，呕血而绝，后呜咽涕泗而薨。
卢谦：自西京乞食到达河东。
王：坚不受命，号恸而薨。
刘万余：黄巢陷长安，万余巧计耗城中积粮。
邓慢儿：黄巢陷长安，邓慢儿烧伤右手，拒不弹琴，全家遭屠。
米生：拒不射唐兵遭戮。
这几则故事，很可能都是杜光庭耳闻目见的史实，现在看来，似乎不具有异闻性质，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就在这几条后加注“非异闻”
{19}。但当时在道流眼中，他们却是地道的“异闻”。首先，杜光庭在《录异记序》中就已经指明：
星精降而为贤臣，岳灵升而为良辅。
贤臣、良辅都是由星宿、山岳而化，也是“数之至也”的“变之”之一。其次，在魏晋创教时期，忠、孝等儒家伦理观念即与道教相融，《抱朴子·对俗》云：
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
《真诰》卷一六也云：
至忠至孝之人，既终皆受书为地下主者。
由此，不仅这些具有嘉节义行的忠臣，是一种“数之至也”的异征变化，而且这种至忠至孝，也是道教伦理的重要内容，所以《录异记》予以记载，与全书的体例、内容，并不矛盾。
统观全书，《录异记》的结构内容是相当有条理的。全书记载的均是各类“异征变化”故事，但有层次的高低；其中，神仙变化置于第一卷，寓示着这类变化的级别；其次是人的感应故事；再次为鬼神变化及动植物的异征，这类变化故事数量最多，处在整部书的最后几卷，也即最底层。这种编排，已完全不同于杜光庭提到的结构稍显混乱的《述异记》。而贯穿全书所有“异征变化”的理论线索就是“数”或“数历”。就此，《录异记序》有多次提到，兹引录相关部分如下：
至于六经图纬河洛之书，别着阴阳神变之事……异类为人，人为异类，皆数至而出，不得不生；数讫而化，不得不没。亦由田鼠为，野鸡为蜃，雀化为蛤，鹰化为鸠，星精降而为贤臣，岳灵升而为良辅。今古所载，其徒繁，又若晋石莘神凭人约物，鸟血鱼火为灾为异。有之，乍惊于闻听；验之，乃关于数历，大区之内，无日无之。
“变化”是神仙道教的中心思想，而一切异征变化，包括人变为神仙和神仙具有的法术神通，又都是建立在“数”或“数历”基础上的。
汉代盛行的元气理论、阴阳五行学说是后世受神仙思想影响的文人、道士创立神仙道教的重要理论来源，数术方技之学最终也成为道教重要的知识体系。杜光庭用以解释各种异征变化现象的“数历”或“数”，正是指建立在阴阳五行学说基础上的道教化了的“数术之学”。
显然，神仙道教的核心思想——基于“数”或“数历”之上的“变化律则”——支撑着《录异记》的结构内容。由此，也可以看出，《录异记》绝非“与道家无涉”，而是具有浓厚的道教色彩，应属道教文学，不同于一般嗜奇好异者撰写的志怪小说。
结语
唐末五代，正是道教在连年烽火中残破不堪的时候，此期奋起振兴道教，重整经籍的高道大德不乏其人，而杜光庭正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杜光庭系统纂修大量神仙传记，与其编撰其他道教经诰、斋醮科仪是相辅相成的振兴举措之一。《神仙感遇传》、《仙传拾遗》、《道教灵验记》、《
墉城集仙录》、《王氏神仙传》等各有各的主旨和目的，但它们都基本上不涉及成仙变化的理论问题，而《录异记》则间接地、具有隐寓性地弥补了这些。
文学与功利目的的协调，古今中外都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文学理论问题，而《录异记》的性质关涉的也正是这个问题，只不过《录异记》的功利目的，一定程度上，有别于世俗，是一种为了吸引信众、宣扬教理的宗教目的。可以说这是一部典型的、优秀的宗教文学作品。
注：
①所言《异闻集》，笔者以为或许不是陈翰的唐代传奇总集《异闻集》，陈翰与杜光庭基本同代，而且陈翰《异闻集》多收唐代传奇名篇，程毅中《〈异闻集〉考》曾云：“陈翰作为一个小说编选家，其有相当高的眼力，所选作品大部分是唐人传奇的名篇。”这样一个小说选本，似乎不是杜光庭这里指的专讲“怪力乱神”的作品，该是另一部与《述异记》、《博物志》相类的志怪博物体作品，恰好与陈翰《异闻集》同名而已。
②参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③详见程毅中《唐代小说史》第十章《五代十国的小说》，页３２５，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④《道藏》第１０册，页８７０。
⑤侯忠义《隋唐五代小说史》，页２４４，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６月版。
⑥古人对道教与道家常不分彼此，实际这里讲的是道教。古代书目“道家类”所列多为道教经籍。
⑦《郑堂读书记》，刘乐嘉业堂刊本，该书是以读书记形式编撰的目录学著作。详参严佐之先生《近三百年古籍目录举要》之“《郑堂读书记》”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⑧参阅钟肇鹏《谶纬论略》第一章《谶纬的起源和形成》及第八章《谶纬与宗教》，页３３，１９７，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⑨《道藏》第１０册，页８６１。
⑩、{11}《道藏》第１０册，页８７１。
{12}《道藏》第１０册，页８５６。
{13}详参葛兆光《屈服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三联书店，２００３年。
{14}转引程毅中先生《唐代小说史》，页３２６，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５月版。
{15}今《道藏》本《录异记》虽分八卷，但在卷一、三、五、七下都有小注“二同卷”、“四同卷”，余类推。白云霁《道藏目录详注》卷二云：“（《录异记》）卷一之八，共四卷。”由此，八卷本实际也是四卷本。
{16}详参刘仲宇《道教法术》，上海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17}《道法会元》卷一。
{18}见于台湾《中外文学》第五十卷，第五期。
{19}见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下），页１０４４，南开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