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后期，诸帝多童年即位，夭折及绝嗣，遂多母后临朝称制，外戚宦官籍多用事。造成政治的腐朽与失序。地方豪强势力扩张，农民人身依附加强，自然灾害频繁，疫病流行无力抵抗，朝堂之上“虽时有忠公，而竟见排斥。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汉之纲纪大乱矣”
①。面对遍在的无序状态，时人不免产生制度焦虑和个人存在焦虑。
体制内，儒士集团努力通过两条渠道对抗浊流政治：一是清议。太学生与朝臣声气相通。高标士人理想人格，以舆论力量操握士人进退标准影响郡国察举与中央之征辟。二是执政儒士握持政治权力，弹劾黜贬，直接抗击恶浊势力。然而体制内的政治解决终以悲剧收场，桓帝延熹九年（１６６年），灵帝建宁二年（１６９年）接连两次党锢之祸，表征着知识界中坚力量重整社会秩序的努力遭到挫败。
体制外，作为思想界与知识层侧翼之道士们与儒士同步对世难予以关注解答。但他们对治世弊的路径发生了转向：儒士们多以外向的政治来解决，道士们则转向内在观念的变革。通过头巾下的世界观的革命来改造社会。《太平经》出于多人之手，成书历１８０年之久，成书绝对年代在桓帝延熹八年（１６６年），曾有两番献举行为。
②其书名和“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的装帧，以神书祥瑞的形式献给皇帝，并极为播扬火德说（东汉以火德居天命）。表明著作者力图在维护汉朝合法性的基础上谋求太平秩序。《太平经》总结了传统的鬼神崇拜、神仙思想、阴阳数术，借助于当时的宗天神学化和谶纬神学化倾向，以宏大视域重绘了时人的宇宙图景，重构了新的宇宙政治秩序，发明了新的个人生存的生命观，提供了另一套宇宙与人生解释范式，以回答在失范社会秩序下人们的价值观念焦虑。在汉帝国时代儒家以六经为基本原典，以《
春秋繁露》开其端，以《白虎通》终其果构建了汉民族心理显性层面。遥契儒家，《太平经》则启道教构建汉民族的心理结构隐性层面之端绪，构成了汉民族外儒内道，抱阳负阴的民族性格。通过对《太平经》的宇宙解释范式考察，我们更易深刻地理解鲁迅先生所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
③。
一、新宇宙观与社会历史观
自西汉中央政府尊隆儒学为官学起，儒学占据意识形态并牢握话语权。东汉章帝朝，政府汇集学者召开白虎观学术会议，总结此前经学成果。其对宇宙时空观念的构建，上承董仲舒时代天人关系的思路，下系当时颇为流行的纬书中天文地理、阴阳五行、数术、方技知识，仿效《
淮南子》的总体的构架，提供给时人一个居正统地位的宇宙观。儒家对宇宙图式的描绘：天地、星辰、日月、四时、五方、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三百六十日，更多的自然色彩。尽管《白虎通》确立的天的涵义有自然之天、德义之天、意志之天及赏罚之天等多重涵义，但有形有相的神灵之天始终没有建立。儒家学者基本上恪守儒学宗师孔子“六合之外存而不论”“敬鬼神而远之”的故训，其理论着眼点仍是现实的政治与社会中的人生。天上的事件多是星辰的运行、日月的变化。意志之天与神明之天无形无相，通过天象灾变和祥瑞遣告与启示世界。
《太平经》著作者们则把目光与视线转向六合之外。他们把天人之际打开，用自己的符号与话语，重新修正宇宙概念，将人世向神域开放，发现了另一个时空宇宙。
《太平经》对宇宙的静态结构认识如下：宇宙万物的本质是元气。“夫天地人本同一元气，分为三体。各有自祖始。”（《三五优劣诀》）“元气有三名，太阳、太阴、中和。形体有三名，天地人。天有三名，父母子。治有三名，君臣民。”（《和三气兴帝法》）世界结构三分而相统于一，元气是三合相通之基。
《太平经》提供了宇宙化生的逻辑，即宇宙的动态历史生成中，元气是宇宙生成的本源。“成地，天地初起阴阳源也。天者常下施，其气下流也，地者常上求，其气上合也，两气行于天上地下而为中和之气，阴阳相施生人。天地人三统相须而立，相形而成。”
④ 这一化生过程是，元气潜存着阴阳，阴阳分别化生为天地，天地交合而产生人类社会，从而天地人相须而立，和谐共存，其数字逻辑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太平经》演绎了神灵世界生成的历史。“一气为天，一气为地，一气为人，余气能备万物。”但又“气生精”，“精生神”，“天地亦因初始乃成精神”。精、神在人和万物中也无处不有，且与元气同身并行。这样，在物质世界之外派生出一个神灵世界来成为宇宙构成的顶点。
⑤亦即一个神灵世界由元气派生又与元气并存。《太平经》把这个独特的神灵世界展现在世人面前，使其直接与世人照面，建立了其道教的神学历史观。
《太平经》开篇《太平金阙帝晨后圣帝君师辅历纪岁次平气去来兆候贤圣功行种民定法本起》宣称天地是周期坏灭的。“昔之天地与今之天地有始有终同无异矣，初善后恶，中间兴衰，一成一败，阳九百六，六九乃周，周则大坏，天地混齌，人物靡溃，唯积善者得以免之，长为种民，种民智识尚有差降，未同决一，犹须师君。”亦即是天地是有始有终的，开始好后来恶，中间一兴一衰，衰时天崩地裂，人毁物乱，只有积善的人可以幸免，成为末世洗汰以后得以继续存留的人类的“种民”。种民们的智力识见是有差别的，需要天君天师的教化，才能成贤成圣，得以长生。该经告诉人们，这次天地坏灭周期中的天君与天师们是谁。给世人一个关于神仙帝国存在于另一时空的粗浅轮廓。讲述了“太平金阙帝晨后圣帝君”李耀景成道的经历及彭太师与上相、上保、上傅、上宰“一师四辅”，其余的公卿有司、仙真圣品大夫官等三百六十，从属三万六千人部领三十六万人，民则十百千万亿倍。神仙帝国的政府机关及成员构成大略显现出来。虽然它人间的痕迹依稀可辨，如天君姓李，太师姓彭，很容易地使我们联想起老聃、彭祖，天国官职的设置亦与世间政府类似。但这个王朝的建立，道士们使用的时空感性形式、语言符号的暗示力及构造力、无限的想象力扩大了当时人们观念中宇宙的范围，使时人的神灵观念清晰起来。这是自颛顼与帝尧两次“绝地天通”及儒家理性化“祛魅”以来，汉民族的一次系统地理论的“返魅”。
开辟这个宇宙时空，锻造这样一种宇宙观与社会历史观并非漫无目的的遐思，而是为这个凌乱的世界秩序的重整奠立了坚实的上天律则。他们告诉时人，先前人们对宇宙的认识并不充分。他们发现的神仙世界将对整个时代的整体观念发生冲击，宇宙政治秩序当然包括在其中。
二、宇宙政治新秩序
既然天人之际被打开，人世向神宇开放，那么人世间的政治舞台的边界也自动扩延。《太平经》的著作者们构建一个异于人世的时空世界有着一个尚未说破的本怀：即要通过对宇宙和世界重认识，在观念世界中重建合理的宇宙政治新秩序。职是之故，他们创立了神治政治模式。
宇宙的政治舞台在神仙帝国与世俗帝国间展开。《太平经》向世俗世界展示了天庭政府的政治结构和神仙谱系：“天庭以天君为帝国元首，言震群神；无形委气神人为天所尊敬，诸神所仰；诸神又各有所部。天庭的政治机构与权能包括：掌管世人生死籍簿的寿曹；负责世人升天受职的升曹；保管神仙簿的昆仑墟；惩办世间恶人的太阴法曹及土府和天狱；掌管天庭财政的大司农和计曹；分布于六极八远的传舍等神灵驻所。”
⑥ 这个天上的神仙帝国驾于世俗世界之上，按照接地天通的神、仙、人等级次序垂统而下从神人、真人、仙人、道人、贤人、民人、奴婢直贯人间。
“凡天理九人而阴阳得乎哉？夫人者，理万物之长也，无形委气神人职在理元气，大神人在理天，真人在理地，仙人在理四时，大道人在理阴阳，贤人在理文书，皆授语，凡民在理草木五谷，奴婢在理财货。何乎凡事各以类其理……此九人皆助王者治也。一气不和辄有不足者，故不能悉和阴阳而平其治也。”
⑦ 《太平经》通过对一横一纵的神仙世界与世俗世界关系的界定建立了神治政治结构。它把古已有之的天神、地祇、人鬼等诸色神灵尽行涵盖。该经将泛神论推向极至，认为人体一切部位和万事之中皆有神在。以此赋予汉帝国的国人以神仙帝国臣民的身份。这样每个人便获得了神仙帝国与世俗帝国的双重国籍。按这种理论在神仙帝国的管辖下一切人间社会的善恶都将接受神的监察，俗世的善恶将在神的世界里得到奖惩，人世间的伦理行为在神仙世界里政治化。
《太平经》提供了宇宙政治框架的同时也指明宇宙政治的理想，提供了“气治政治治理”与“神治政治治理”两种治理模式来根治宇宙秩序混乱。
根据其宇宙观，世间的不和谐是由于阴阳之气的不协调，未能达到中和所致。宇宙统一于元气，一气不和则整体不能和谐。政治和谐的根本原则是追求气的和谐。另一方面是与气对应的神的方面，即神仙世界与人世要和谐。因为神与气是一体的，神源于气，根于气，又不离于气，故神与人和谐则气呈中和状态。神仙的职能之一是要助治调气，辅正社会，使气中和，从而神与人达成和谐（《调神灵法》）。这是宇宙政治和谐的基本原理。
《太平经》通过探析人间政治不和谐的原因，建立了比较系统的道教报应论——承负说。此说认为任何人的善恶行为不会即行消失，而会对子孙后代产生影响，造成承负，引致社会失序。
“承者为前，负者为后。承者事谓先人本承天心而行，小小失之，不自知，用日积久，相聚为多，今后生人反无辜蒙其过谪，连传被其灾，故前为承，后为负。负者，事先人负于后生者也，病更相承负也，言灾害未当能善绝也。”
⑧ 宗法关系成为报应主体。这种报应论表明，在当时宗法社会宗族成员不是代表个人而是宗法关系体。宗族成员要承担宗法关系的连带责任与整个宗族荣辱与共。
承负有其时效与周期。“因复过去，流其后世，成承五祖。一小周十世而反初。”即善恶报应前承五代后负五代，前后十世成一承负周期。这与血缘亲近为标准的“五服制度”确定连带责任演成一致。如儒典《
孟子》所言，“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上承五世，下负五世，按一世三十年计十世三百岁。
帝王与王臣的行政影响力亦列入计算，权位愈高承负之影响愈大。“承负者，天有三部，帝王三万岁，臣承负三千岁，民三百岁。”职是之故，承负的制约力植根于宗法制，个人出于对子孙后代及整个宗族的吉凶悔吝考虑，必须顾及自身行为善恶的影响。
承负说的强大的解释力在于，它回答了现实政治失序与不公正的原因——因为承负了先人的善恶，往往力行善者反而得恶，力行恶者反得善。同时也指明了积善积功可免余殃的努力方向。作为一种因果理论，承负说在对不合理现实的合理化解释的同时又对不合理的现实进行批判。承负说对政治的批判不带神秘色彩，它是基于现实宗法关系制约以改造人际关系而致社会和谐的学说。《太平经》通过承负说提供了宗教神学制约以外的世俗自我制约原则。
一种学说的宇宙观与社会秩序观必与个人存在观念成体系。既然宇宙突破了先前实在的界限，那么它所容纳的个体存在也开始被重新塑造。《太平经》在个人存在观念方面也实现了突破。
三、新的个人存在观
《太平经》中的个人自我存在意识与儒家正统个人存在观念相比发生了转向。面对人的自在与自为的存在双重性，个体的有限而对无限的追求，儒家这样解答：一是通过繁衍后代并提倡孝道延续生命在自在层面对抗个体存在的有限性；一则立足于道德理性在历史行为中做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使自己的历史名声流芳百世实现永恒。这种对永恒与无限的追求更倾向于在自为层面对抗个体存在的有限性。这对具有良好知识素养的精英阶层而言具有鼓励作用。但精神境界不高的执政者和默默无闻的社会下层对于历史永恒的不朽观念往往无动于衷。对于死亡的畏惧和病痛的厌恶人生而共有。《太平经》作者们通过对生命本质的察究提出肉体生命可以避免死亡达到永恒与无限。开辟了一套从自在层面直接对抗死亡达到无限的路径。
《太平经》基于其宇宙演化论，阐释了生命的构成原理。《太平经》认为构成人的生命条件是精气神俱备。从神气二分角度来说，神与气的共在构成生命。“凡事人神者，皆受之于天气，天气者受之于元气，神承气而行，故人有气则有神，有神则有气，神去则气绝，气亡则神去。故无神亦死，无气亦死。”（《四行本末诀》，进而从一分为三的角度，“三气共一，为神根”，“一为精，一为神，一为气。此三者共一位，本天地人之气，神者受之于天，精者受之于地，气者受之于中和，各与共为一道。故神者乘气而行，精者居其中，三者相助为治。故欲寿者乃当爱气，尊神，重精也。”指出生命是精气神的结合。
这一原理的内在逻辑是：如果能够长久保持精气神的合一，就可以长久地维持生命从而达到长寿。如果能够保持其永久地合一，那么就可以达到生命的永恒成为神仙。《太平经》里的理想人格便是仙格——肉体生命永恒不死的人，和神格——生命永恒并在天庭任职的人。
《太平经》基于其独特的生命原理而发展出长寿术与修仙术等实现生命永恒的修炼技术。主要有：守一法，即通过对意念或精神的掌握，使神不离形与气；食气法，即通过复杂的呼吸技术，达到与永恒存在的元气合一。这两种方法是通过自己对修炼技术的把握“自力成仙”。另外一种方法是通过积德修善被天庭政府直接提升成为神或仙。这点遥契其神仙帝国升曹授人神籍的职能。
《太平经》亦基于这套生命学说，而演出一套道教独特的医理与医疗技术。生命既然是由气与神的结合保证的，那么致病的原因则或是气病或是神病或二者俱病。气病是自身的气脉的运行出了问题。神病则有二因，或为驻扎于身上的神灵地丢失，或为鬼神的殃崇和谪罚。故有两套医疗办法：一为气治，具体有针灸持脉和方药索验（草木方与生物方即植物性配方与动物性配方），以此调理气脉；一为神治：第一是神咒除疾，主要是针对鬼降殃崇，用神咒与神仙交流借助神力驱赶殃崇。第二是丹书吞字，符书治疗。吞符并极力精思，“还精养形”使形气神合一，恢复生命力。第三是愧天解谪。主要是针对天神降谪，通过忏悔祈祷重重谢罪并痛改前非，求神赦免其罪恢复其健康。这些医疗技术成本低廉，除针灸持脉和方药索验与世俗医术无异外，其他手段都具劝善与医疗兼具并行的功能。
《太平经》通过这套生命学说，提供给当时的世人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双重满足：一是面对流行的疫病它提供了医疗技术解除时人的肉体病痛；一是面对社会失序状态下人的无常死亡，它提供的长生术与修仙术解除其精神痛苦。这适应了当时乱世的需要，无论对上层还是对下层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对这套个人存在学说上层与下层的选择是不同的，当时社会下层或弱势群体最关注的是它所能提供给的医疗技术，当时的丹书吞字、神咒除疾、愧天解谪对贫苦社会下层颇具吸引力，这在以后的两个宗教组织“五斗米道”与“太平道”的宗教活动中被付诸实践。而社会上层更为关注的是永保现世富贵的长生术和飞升到庄严华丽的神仙世界的修仙术，这在后来的神仙道教中得以体现。
注：
①《后汉书?眼传?演八》，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版，第２５１０页。
②④⑤⑥杨寄林译注：《太平经今注今译》，河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４页，第２０页，第２１页，第３８页。
③《鲁迅书信集》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６年版，第１８页。
⑦⑧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版，第８８页，第２２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