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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史
       人长了一个大脑，就要思考；长了一张嘴，就要说话，以表达思考的结果。说的话落在文字上，就是文章。哲学家说，人从动物界分离出来，就是因为人有思想，有语言。那么，反过来说，如果失去了思想和语言的功能，人也就不成其为人了。所以，禁止人思考，禁止人说话，其实与谋杀无异。可惜，历来的法律没有这项规定。那原因，我想，是因为在专制主义的社会中，统治者不想让被统治者思考，也不允许被统治者表达自己的意愿，“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但是，思想终究不能扼杀。思想着的人可以死去，思想的成果却或多或少地流传于后世。有些不容于本土的思想，却在异土大放光芒；有些在流传的过程中不断丰富，不断充实，当初的涓滴细流，最终成为埋葬专制主义的精神力量。扼杀思想的专制主义时代的结束，总是以思想解放为先导，而非专制主义时代到来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人们确认了思考和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专制主义时代扼杀思想的一大理由，是这些思想的悖逆与不轨，要求每一个人、每一句话都不能错，都要符合钦定的要求，即所谓“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但是，要说话，就会有对有错，任何人，即使是作为典范的“先王”，也都有说错话的时候。要求不说一句错话，说错一句话就加棒杀，其结果就是不许人说话。
       诗曰：
       罡风吹折精神树，
       人世飘零思想花。
       半落黄埃归后土，
       半随绿水到天涯。
       “全民”癖
       并非所有事情都是动员的人越多越好。中国固然有“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民谚，但也有“人多盖塌了房”的俗语。
       我是经过了“全民”时代的。炼钢铁要“全民”，打麻雀要“全民”，办农业要“全民”，写诗要“全民”，“大批判”也是“全民”。但是，“全民”的结果却大抵不好。深耕三尺三，农民不以为然，但架不住“全民”来挖，结果把生土翻了上来，熟土压了下去，不仅产量未曾翻，还大大低于平年；大炼钢铁，工人不以为然，但挡不住“全民”把弄堂的铁门也弄来丢进高炉；至于全民轰赶麻雀的壮观浩荡，全民大批判的慷慨激昂，全民写诗的如痴如狂，如今也已不堪回首，只留得几丝苦涩、几许笑谈。
       现在，全国性的“全民”这样、“全民”那样，已经成为陈迹，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动辄“全民”的惯性在某些时候某些事情上依然遗风犹存。一说发展商品经济，就有“工农兵学商，一起来经商”的潮流；一说要申办奥运，就有人人学外语的动议。经商的热潮终因流弊甚多而降温，人人学外语的动议，想必也会因无法实行而搁置。
       “全民”这样，“全民”那样，其实都是图个好看、热闹，而重热闹、轻实效，正是我们旧有的病灶。
       诗曰：
       动辄全民意气豪，
       红旗万杆顺风飘。
       曾经沧海知深浅，
       望勿轻心弄大潮。
       ［冯国伟荐自《济南时报》2007年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