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用彤（１８９３～１９６４），１９１６年毕业于清华学校，留校任教。１９１８年赴美留学，１９２２年于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后历任东南大学、南开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等。１９４９年１月被推选为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行校长之职。１９５１年１０月至病逝任副校长，兼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全国政协一届委员、三届常委、全国人大一、二、三届代表。汤先生望重学林，被誉为“学界鼎杰”。他是当时最博学的学者之一，淹通经史子集，成为一代文化研究的宗师，在世界学术界享有崇高威望。其道教研究成果，亦常有论著称引
①，只是尚无专文研讨。笔者协助汤一介先生整理校订《汤用彤全集》有年，深感汤用彤先生于道藏整理功不可没，故留意搜集相关材料，遂成此文。
由于佛、道二教的密切关系，汤用彤先生在研究佛教史的同时，也关注道教史的有关问题。他在《王维诚〈老子化胡说考证〉审查书》中说：“今日吾人对于道教历史知识甚为幼稚。”
②此语如实反映了当时道教研究草创期的艰难状况。汤先生正是道教史学科创立的主要拓荒者之一。饶宗颐先生说：“汤用彤先生对于道释宗教史之开拓，懋著功绩，沾被来学多矣。”
③任继愈先生说：“他对道教的关心不下于佛教，只是没有写成著作，他的功力鲜为人知。他写的《读太平经书所见》已透露了坚实的功力。”
④汤先生留学哈佛时，系统学习了宗教学理论，后皆体现在他对佛教、道教的具体研究中。基于上述方法，他“开创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史研究的新局面。”
⑤他对《道藏》的整理，为后来学者的道教研究起了积极的示范作用。其贡献不仅表现在具体结论上，而且体现在他对道教研究人才的培养上，如王明、任继愈、王维诚、王利器、汤一介、萧萐父、许抗生诸先生，牟钟鉴教授也亲承教诲，认为汤用彤先生对自己的“学术思想影响是很大的，可以说是终身的。”
⑥他们后来皆成为道教史学科建设的主力军。正是汤用彤先生等前辈筚路蓝缕之功，奠定了中国学者道教研究的基本方法和特色。
汤用彤先生的道教研究成就主要集中在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他对《道藏》就三部分作了重点探讨：一，确考道教最早经典《太平经》，理清了此经与早期佛、道教的关系，从而奠定了道教研究的基石。（于兹不赘）二，对寇谦之改革原始道教的研究。三，梳理了魏晋南北朝道教与玄学、佛教之间的关系，并从“本末”之辩的角度对当时三教关系进行鞭辟入里的解析。
一、对寇谦之改革北天师道的研究
汤用彤先生对《太平经》的研究较为偏重于道教形成时的思想渊源，而他对寇谦之改革所作的研究，则更为重视道教在发展中社会因素和制度仪式方面的内容。这是民间原始道教走向成熟的重要转折，因而他的此项研究具有极可重视的学术史价值。他指出：“晋宋之际，道教之势力，逐渐确立。教会之组织，经典之造作整理，均已具有规模。北朝道教势力，由寇天师而光大。”
⑦北朝托名李弘的叛乱，由于事关寇谦之对旧天师道的改革，所以汤先生先考察了史料中的“李弘”现象。他首次提出了李弘和农民起义的关系问题，认为“李弘”一名是晋时领导农民起义的道教领袖代名词。唐长孺继承汤先生的研究成果，进而指出李弘姓名在广泛地区长期作为起义领袖出现，是因道书中说李弘是“老君”众多化名之一，或其转世，下为人主
⑧。
汤先生研究认为，北魏国师寇谦之集道教方术之大成，对道教徒加以整齐严肃之戒规与组织，实为道教复兴之功臣。而汉代以来，图谶历数之学，颇流行于北方。谦之备悉其术，称新经应运出世，神人作诰，付之以经，转佐北方太平真君（太武帝）。其所言与于吉所谓太平气至，德君将出之说相似
⑨。经寇谦之改革后的天师道，不同于以往的天师道，后人称新天师道或北天师道。汤先生指出，寇谦之改革天师道的总原则是“以礼度为首”，即保留和增加适合儒家礼教的内容，革除和废弃违背儒家礼教的制度。寇谦之所言之“礼度”，内容虽不详于《释老志》中，但颇详于《老君音诵诫经》之中⑩。而《老君音诵诫经》就是《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中之一部。寇谦之改革天师道的具体内容都包含在《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中。因此，考证《道藏》中《云中音诵新科之诫》的作者与思想，即可了解寇谦之改革的情况。
陈国符《道藏源流考》曾简单提到《老君音诵诫经》“盖即《云中音诵新科之诫》”
(11)。汤用彤先生则提出，今《道藏》力帙诸诫律《老君音诵诫经》、《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女青鬼律》等七种均系寇谦之的著作，而《云中音诵新科之诫》当原为这些诫律之总名。从现存《道藏》力帙各卷中之戒经残缺不全的情况看，当为寇谦之原书的一部分，有的仅存篇目，但大概保存了原书的骨架
(12)。其中文句虽在辗转抄录中或有错落、后人增改者，然各戒经内容与《释老志》所载寇谦之思想基本相同。经以上考证，汤先生判定《道藏》力帙所收诸戒经是寇谦之的著作，因此可以根据它来研究南北朝道教史中的一些问题。他的这些研究成果，至今常为道教史学界所称引
(13)。
汤先生在研究寇谦之的北天师道改革时，也在为梳理陆修静等对南天师道的改革而搜集材料
(14)。他１９６１年与汤一介先生合写《寇谦之的著作与思想》一文的副标题是“道教史杂论之一”，又据其名为《有关寇谦之、陆修静、陶弘景的资料》的未刊稿，说明他研究了寇谦之在北方的改革后，想接着对陆修静、陶弘景改造南天师道进行研究。只可惜他还没来得及对这方面的史料进行广泛系统的梳理就病逝了。通过以上研究，他认为道教经过寇谦之等人的改革，与原始道教比起来已是内容大异。此后虽然尚有农民起义利用道教，但已非道教的主要作用了。
向来治史者因太武帝毁法的缘故而多注意寇谦之与当时佛教的斗争，汤用彤先生在对史料的全面掌握和分析后指出，寇谦之并不反对佛教，反而颇欲借助佛教。寇谦之的新道教是儒、释、道三家思想的产物，其虽为道教的形式，但内容多为儒家的礼、佛教的戒律和轮回说以及当时流行的玄学理论。
二、对魏晋南北朝道教与玄学、佛教关系的梳理
道教与玄学的关联汤用彤先生认为魏晋玄学主要表现为：援道入儒，阳儒阴道，用道家的贵无理论来重释儒家经典；又注老解庄并形成新庄学，祖述老庄以成玄学形上学
(15)。通过他对玄学中道家成分的界定，从中可见玄学之为新道家。他从以下两方面探讨了道教与玄学的关联。
（一）《道藏》保藏的玄学材料魏晋玄学家之著述，历经千余年沧桑，少有全者。汤先生通过梳理《道藏》发掘出不少原以为佚失的玄学材料。《道藏》临帙有《养性延命录》二卷，题陶隐居集，序后又云“此书或孙思邈所集”。他据其内容及文体，断定应以前说为是。此书保存了两晋时期不少重要思想资料，他提出的以下数条甚可注意：
张湛纂有《养生要集》十卷（《隋书·经籍志》），但早已散失。杨伯峻《列子集释》附录《张湛事迹辑略》收集有关张湛资料颇全，但据《养性延命录》尚可补遗：《养性延命录》引张湛《养生集》叙曰：“养生大要，一曰啬神，二曰爱气，三曰养形，四曰导引，五曰言语，六曰饮食，七曰房室，八曰反俗，九曰医药，十曰禁忌，过此已往，义可略焉。”汤先生认为以上十项，当即已佚的张湛《养生要集》内容之大要，并由此可窥得当时道教养生学说的梗概。他认为《
列子》一书在魏晋时期形成。张湛作《列子注》，注重以反本来解脱
(16)。这是由玄学转向道教的重要契机，故《道藏》中颇收其书。如他发现《养性延命录》多处引有《
列子》及张湛注，以及张湛其它佚文，可作研究张湛的参考
(17)。其研究说明：《道藏》中确实保存了魏晋玄学的重要史料，它的挖掘整理，对于深化研究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极有价值。
（二）道教与玄学在思想上的联系道教与玄学皆同源于汉代黄老道家，但前者博采民间神仙方术，沿着长生修炼之道，由黄老养生道术发展为神仙道教；后者则沿着理性思辨之路，从黄老形名学发展为魏晋玄学。汤用彤先生透过道教与玄学的不同看出他们的共通之处是俱本乎自然之说。
道教文化的核心在于以道法自然的原则来养生。汤用彤先生指出，老庄玄学亦尚全身养生。方技之全身养生之道，亦旨在顺乎自然。而此诚为玄学之根本义。《抱朴子》开篇言：玄者，自然之始祖。汤先生以为此举凡咽气餐霞之术，神丹金液之事，均须与自然契合。而清谈家尚清净无为，固亦全生养性之道。凡与自然同德者，可与天地齐寿，故嵇康向往神仙长生，常修养性服食之事，以为神仙禀之自然。导养得理，不为声色所毁伤，则彭祖之伦可及，乃著《养生论》
(18)。汤先生可谓最早关注了作为玄学家的嵇康与神仙道教之间的联系，其研究表明嵇康与道教的关系甚为密切。新近研究进而认为嵇康创立了文士道教，并启迪了魏晋士族道教
(19)。
他还敏锐地注意到郭象《庄子注》“遣之又遣”的双遣方法
(20)。成玄英正是把郭象的“遣之又遣”认定为“重玄”。道教在此基础上，又融会佛教三论宗思想，从而产生了隋唐道教重玄学，成为魏晋玄学到宋明理学的过渡环节。汤先生阅《道藏》，还注意成玄英《老子注》佚文，在读至陈景元《道德真经藏室纂微》一书时，也关注了其中“重玄为宗”的思想
(21)。经过蒙文通诸先生阐发，如今重玄学研究已蔚成显学。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汤一介先生明确提出先秦道家（老庄等）是道家思想的第一期发展，魏晋玄学是道家思想的第二期发展，隋唐道教重玄学则是道家思想的第三期
(22)。可见，汤用彤先生为玄学与道家道教复杂关系的理清奠定了基础。
道教与佛教的思想差异汤用彤先生认为陶弘景《答朝士访仙佛两法体相书》一文对于研究南北朝时期佛道两教在宗教理论上之不同，颇为重要。据此文，他认为可知佛道两教：于形神、生死问题上看法相异；求得解脱的方法不同。也就是说道教作为一种宗教，具有一些与其它宗教不同的特点。陶文所说形神相合，或离合自如，是道教特质的表现，也是与其它宗教相区别的标志。它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人如何能成仙。从南北朝时期的道教看来，“神仙”乃是一种超脱尘世的境界，它追求个体的长生不死，所用的方法是个人身体和精神的修炼。这与佛教有很大不同，并为当时佛道两教所公认。围绕以上两个问题，汤先生就陶文作了具体分析。
三、汤用彤读《道藏》札记的意义
解放后，汤用彤先生自言“常思治道教史”
(23)。他初阅《道藏》，觉其内容庞杂，多系神仙长生之谈，便于读书时将有用之材料抄记若干，并加按语，以供治史者参考。他留下的读道藏札记对魏晋南北朝道教研究材料的搜集整理，颇具学术价值。他注意搜集整理《佛藏》中的道教资料和《道藏》中的佛教资料；还注意使用敦煌道经史料。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敦煌道教文献专号”的“编者寄言”称：“汤用彤先生的《康复札记》、蒙文通先生的《古学甄微》，在利用敦煌道教经卷方面，树立了崇高的典范。”
(24)１９５４年他不幸患脑溢血，使这一可能改变中国道教研究落后状况的宏伟计划付之东流。但他在病情稍好的情况下，阅读了大量相关道教的典籍，并写有一些道教短文和札记。其札记的特点是十分注意利用金石碑铭和教外文献中有关佛、道教的资料，在这一方面向为国外道教学研究者所忽视，即便他们重视也难望汤老学识之项背；在读《道藏》札记中，他着重考察了早期道经编纂的演变史：
道教经典，自张道陵、于吉以降，层叠积累。两晋后，历经搜录编纂，卷帙渐增。《抱朴子·遐览篇》所载约１２００卷，分类已颇复杂。汤先生颇注意《道藏》中寇谦之与道书相关的记载，如光帙下《谷神篇》叙曰：“北魏寇谦之尝集道经，为其书少，遂将方技、符水、医药、卜筮、谶纬之书混而为一。”该文指明寇谦之编方技、医药诸书入藏，此亦为研究道书目录演变的一条线索。这或与《魏书·释老志》所称寇谦之重视“服食、闭炼”、“服气、导引口诀之法”有关。南朝宋陆修静《三洞经书目录》云：“道家经书并药方、符图等总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其一千零九十卷已行于世，一百九十八卷犹在天宫。”又据《广弘明集》卷三南朝梁阮孝绪《七录·仙道录》列经共４部４２５种，１１３８卷；同书卷七谓北周武帝时《玄都经目》所载道教经籍已达６３６３卷，其中包括新编入的诸子论８８４卷。至北周武帝崇信道教，在长安广集道书。延至唐初诸帝，在原有的基础上大力编写道经，由是编有第一部道藏《一切道经》。汤先生据敦煌道经史料、《金石萃编》并结合新旧《唐书》发现武则天在敬佛的同时，与道教亦有深厚关系。他考证《一切道经序》为武则天亲撰，并组织为孝敬皇帝写《一切道经》三十六部，超过七万卷
(25)。这奠定了后世历代《道藏》编纂的基础。
《道藏》太平部，诸、姑、伯三字帙中，汤先生按语云：“此中多是名相法数之书、类书、辞书，……有的像大义章，如《道教义枢》（梁代？）、《道典论》，引经编次而成，故是类书。”
(26)他认为“类书”等工具书的编撰，证明道经之受人注重。他写此札记时，对《道藏义枢》为梁代作品表示了怀疑，但由于健康原因未及考证清楚其确切的年代。汤一介先生后来根据《道教义枢》序中引有《隋书·经籍志》等材料，推断此书可能为唐初孟安排所作
(27)。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王宗昱先生又对《道教义枢》的成书过程与基本内容作了系统地研究
(28)。
汤一介先生认为，汤用彤先生研究道教史有两个考虑：
一是考虑佛道之争的问题。从佛道之争这个角度可能对把握当时思想潮流变化之轨迹有帮助。另一是想对道教经典作一梳理。我们知道，道教的许多经典成于何时、何人所作都不很清楚，这对研究道教史是很不利的。但也很可惜，有两本道教史资料摘抄，因水泡而无法辨认了
(29)。
现收入《汤用彤全集》第七卷《康复札记》中的十八本《读书札记》，原应为二十本，其中四本是关于道教的。为确保校订质量，笔者逐条核对了《道藏》原文。在整理过程中，笔者见到了那两本在“文革”中被水泡过的道教札记，就其中隐约可辨的字词来看，多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经史笔记。据笔者初步统计汤用彤先生所阅道教经书在三千卷以上。惜乎，汤先生在知识分子的批判改造运动中病倒，多年的学术积累未能及时收获成果。这也是国际道教研究的重大损失。他的研究初衷虽然没有完全展开，殊为可惜，但在其努力中可以看出，他的道教研究体现出比较宗教学的方法。运用这种方法，他分析了外来佛教对本士道教形成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以及道教对佛教中国化进程的促进作用。其研究的特色是从儒道释三教互动的文化背景中来把握道教自身的发展轨迹。这正是道教及三教关系史研究中亟待加强的环节。通过梳理汤先生的道教研究，不仅可以总结出他的治学思路，而且对当今的道教研究和中国哲学领域的开拓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迪作用。笔者近来从汤老一百多册未刊手稿中又发现了大量有关道教的内容，如：《辛未（１９３１）读书札记·三教融合论》、《壬申（１９３２）读书札记·晋代儒道释》、《甲戌（１９３４）读书札记·关于太平道》、《乙亥（１９３５）读书札记·古旧道经》、《道藏经校注·史书、佛藏中道教史料摘抄》、《敦煌杂录稿底（道经史料）》、《有关寇谦之、陆修静、陶弘景的资料》、《佛教史料杂钞》（２３册）中关于道、佛关系的史料，等等。以上遗稿的整理出版，将会使人们对他道教研究的卓越贡献有更全面的认识。
他梳理道教变迁之迹的思路是：从纵的方面对道教自身起源、演变中的关键问题作具体探讨；同时从横的角度梳理道教代表的本土文化与佛教外来文化的关系。他通过考证和比较发掘出不同宗教文化交互作用的规律：汉魏时，初来佛教因见表面相合而与道教调和，附属道术为“佛道”；两晋南北朝时佛教与道教、儒家因见不同而冲突，由此催生了“本末（体用）”之论以解决三教矛盾；此后三教会通理论渐趋成熟，佛教与中国文化因见真实相合而调和。综观全文之探讨，汤先生实以道教与佛、儒二教之会通为着眼点，并且从多个方面提出例证。他所关注的方向，虽已有研究成果出来，但至今仍未获得全面且充分的研究，像“返本”说与儒道释三教关系这类问题，依然可以为现代学界提供某种启发。由此，他总结出了文化冲突与调和必经的三阶段理论
(30)，高度提炼了上述历史考察，是其学术精魂所在。按照这一视角他发现了外来佛教与道教等本位文化的融合对于催产宋明理学的作用。在对“本末”观念不断翻新的诠释中，可以看到儒道释三教由差异到会通的过程。以此观之，汤先生以上研究的价值就不仅仅局限于道教史领域，而且对于中国哲学、宗教及东西文化研究都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他通过对最具民族特色的道教文化发展、演变的客观研究，总结规律以解决中国文化如何发展的重大问题。不难看出汤先生总是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不仅仅是为考证而考证。他所作出的结论，不仅经得起时间考验，并且随着时代的前进，其意义更加突显出来。
汤用彤先生积极倡导道教史的学科建设。陈国符１９４２年在汤先生主持的北大文科研究所始得读《道藏》，其传世名著《道藏源流考》酝酿于斯。此书“历代道书目及道藏之纂修与镂板”一章中说，承汤用彤先生告知他道宣《续高僧传》载佛寺亦藏道书，谨录于此
(31)。１９５７年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会议上，汤先生作长篇书面发言从学科建设出发，倡导整理和出版《道藏》、《
太平御览》等重要文化典籍，强烈呼吁：“道教史的研究是迫切需要的，因为它的研究将对研究我国农民革命、自然科学史、哲学史等等方面都能起推动作用。……应尽快地去发掘这方面的人才。”还批评社会科学界领域对蒙文通等老专家不了解、不重用的官僚主义现象
(32)。在研究中他注重历史学和文献学的方法，善于从传统的目录学入手，对一些道经进行考证分析，确定了时代，并作有校勘。他不仅注意道教的经典、科仪制度方面，而且更注重思想史的研究，并有意识的运用历史比较方法，注重双向交流造成的文化发展。他重视道教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善于透过历史表象发现问题，像“佛道”现象、重玄为宗、三教本末之辩等，引起了学界重视和持续研讨，也有力地回应了世界各国的道教研究（李约瑟等汉学家也常称引汤先生的著述）。汤一介先生所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全面继承发展了汤用彤先生道教研究方法和思路，更提出独到见解，揭示了早期道教的发展历程。在汤一介先生的倡导下，他培养的研究生于梳理《道藏》及道教研究大体上形成了一个系列
(33)。汤用彤先生的助手任继愈先生后来主编《中国道教史》、《道藏提要》也吸收了汤先生道教研究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汤老未竟之志的继续。
综上可见，他对道藏的奠基性梳理，为后人树立了典范，不仅对于研究道藏，而且对佛藏和儒藏的整理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注：
①如：胡孚琛教授主编《中华道藏大辞典》中有林乐昌先生所写“汤用彤”的词条，见《中华道藏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６９５页；朱越利、陈敏著《道教学》，当代世界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３０、３１、３１７、３１８、３１９、３３３页，等等。
②《汤用彤全集》第５卷，河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版本下同，简称全集），第２４３页。
③饶宗颐：《中国宗教思想史新页——首届“汤用彤学术讲座”演讲辞及其他》，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页。
④任继愈：《汤用彤全集》序二。
⑤牟钟鉴：《研究宗教应持何等态度——重新认识汤用彤先生的一篇书跋》，载汤一介编《国故新知：中国文化的再诠释——汤用彤先生诞辰百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６６－７２页。
⑥牟钟鉴：《北大杂忆》，《苦乐年华——北京大学哲学系系友回忆录》，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２８页。
⑦《全集》第１卷，第３４９页。他在美国加州大学还简明地宣讲出了早期道教的发展轮廓。（《全集》第４卷，第２２１－２２５页）
⑧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２１０页。
⑨《全集》第１卷，第３７２－３７３页。
⑩汤用彤、汤一介：《寇谦之的著作与思想》，《历史研究》１９６１年第５期。
(11)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版，第１０１页。
(12)《全集》第７卷，第３－６页。
(13)如：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第一卷，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２４３页；葛兆光著《道教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４３页；卢国龙著《道教哲学》，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９１页；任继愈主编《道藏提要》中《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女青鬼律》等条目下，亦引汤用彤论断为证。参见《道藏提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５６８－５６９页。
(14)他的《道藏古经古事杂抄》、《道藏资料杂抄》中有关陆修静的笔记，详见《全集》第７卷，第５９４、６３２、６３４、６３６页。
(15)详见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全集》第４卷。
(16)《全集》第４卷，第３４５－３５４页。
(17)《全集》第７卷，第４９页。
(18)《全集》第１卷，第９３页。他的读《道藏》札记也注意记录“嵇康与伏鬼神”之事。《全集》第７卷，第６３７页。
(19)孙明君：《嵇康与文士道教》，《哲学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６期。
(20)《全集》第４卷，第２８０页。
(21)《全集》第７卷，第６２５页。
(22)汤一介：“论魏晋玄学到唐初重玄学”，载《郭象与魏晋玄学》（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23)《全集》第７卷，第４８页。汤先生的高足王明教授也说：“汤先生在一九五四年大病以前，似乎酝酿着一个研究佛教和道教的宏伟计划，兴致勃勃。”（王明：《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３７６页）
(24)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三辑，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版。
(25)《全集》第７卷，第４２页。
(26)同上，第５８８－５８９页。
(27)汤一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８页。
(28)参见王宗昱：《〈道藏义枢〉研究》，上海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29)汤一介：“编者后记”，《全集》第７卷，第６８４－６８５页。
(30)他认为外来思想之输入常经过三个阶段：“（一）因为看见表面的相同而调和。（二）因为看见不同而冲突。（三）因再发见真实的相合而调和。”《全集》第５卷，第２７７－２８１页。
(31)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版，序言、第１１３、１１４页。
(32)汤用彤：《改善科学院和高等学校的关系——在科学院学部会议上的发言》，《光明日报》１９５７年５月２８日。
(33)汤一介：《我与北大》，《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９８年第２期。
（本文由笔者学位论文部分章节增订而成，写作中深蒙业师汤一介先生和李中华、王守常教授悉心指导，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