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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这是诸多时弊的症结，也是时弊产生的重要原因。比如政府全力以赴招商，层层下达任务，指标量化到人。市县党政工团、部局委办均忙乎其中，走出去，请进来，全国、全世界的招商，也就是全国、全世界的旅游；又比如旧城区改造、房地产开发的形象政绩工程，党委政府不是政策宏观指导和管理，而是官员深入进去，直接插手招标、定项、选址、拆迁……再比如成立什么公路办、筑桥办、采矿办、煤办、水办、拆迁办、馒头办等等，都是官员直接干，越俎代庖，市场规律被市长权力所代替，依旧彰显的是计划经济的影子。稍有不同的是，官商勾结，同步致富，使你分不清谁是官？谁是商？损了国家，贫了百姓。从而，每上一项工程，就倒下一批官吏。
       政府忙招商、忙工程、忙开发，党务政务、社情民情统统边儿站、边儿等。一个阶段一个中心，中心来了，人人围着中心转，还是上世纪“全民大炼钢铁，各业都学大寨，大跃进，大运动”的翻版或继续。原先是以政治代经济、压经济、挤经济。如今是三百六十行，行行都做经济工作，丢却本职业务。据说，“当好一流大学的校长，就是要会弄钱。”不管是跑来的，要来的，骗来的，收来的，赚来的——能弄来钱就是好校长。呜呼！这就是我们精英的一句经典，也是中华现代文明的耻辱。
       由此而出现的法纪松驰，道德失范，腐败滋生，公正缺失，贫富悬殊，以金钱为核心的价值观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匡正，就应严格按照总设计师“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大社会，小政府”。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各地各级党政机关部门必先从种好自己的地开始，除去“荒草”，引进“良种”，规范道德，培育公正、公平，健全民主和法治，构建和谐社会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二
       对恶人的宽容就是对好人的冷酷，对小人的宽容就是对公德的诋毁，对贪官的宽容就是对廉洁的亵渎。有篇《宽容泛滥》的杂文，切中时弊。有人一味地宣扬“和为贵”的处世哲学，大有为贪官、奸商、恶棍、窃贼开脱罪责之嫌，起到软化舆论监督的作用。我们决不可从唯斗争的极端走向是非不分宽容的极端。
       有法学家提出，为了便于引渡外逃的贪官，取消经济犯罪死刑。在经济犯罪非常猖獗的时下，实在是对法治的误导，也是某些既得利益精英的刻意庇护。有人高调太平盛世，倡导“肚大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的弥勒佛哲学，起到了麻醉民心，弱化反腐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效果。我们的宽容应该是有原则性的，不能和稀泥，做好好先生，给一切心怀叵测者以可乘之机。
       三
       官员每年要填写一份“廉政自律表”，“个人财产申报单”，半年一次“党员领导干部自我检查书”，纪检部门设立“官员个人廉政账户”，银行实行“个人存款实名制”等等。乍一看，对反腐大大有益。但一实践，效果却很不佳。既未损贪官一根毫毛，也未遏制住腐败的蔓延之势。
       还是老百姓说的好，至今没见到一个腐败分子是自律、自查、自报出来的。而大量的却是群众举报、中纪委查办、反贪局侦察，或者是腐败分子后院起火，情妇、二奶、小偷曝光，或者是同伙案发牵涉所致。何哉？因为这些自律自查只是内部作为，百姓无权过问，少了实质性的监督，能不成为走过场、摆设么？
       四
       从媒体上看到不少高官是“在职研究生学历”。这当然让人高兴，我们的官员都高文凭了，犹如科举时代的“进士”出身。然而，仔细一想，那些七品以上的官员大都处在日理万机的职位上，一处一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民生、社会、外事……上司要开会汇报，下层需视察调研。主要领导无不高度集权，财政一支笔，人事一支笔。凡大事都要一把手说了算。此情此景，非神非仙，焉有时间静下心来做学问，考取高等文凭？
       不是我恶意猜想，耳闻目睹官员的文凭秀实在太多。我们这里就有一批官员读在职研究生，可三年来课未听一次，试未考一回，只是多缴了几万官银，研究生文凭就拿到了。不久，高升一级的官帽就戴上了。既然德才兼备，又何在乎那个做假的“在职研究生”硕士、博士帽呢？这对于执政为民又能有多大的含金量呢？还可能由此产生一种不良的导向呢！
       ［王翔宇荐自《平民杂文》2007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