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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利益博弈时代。既然社会有贫富差异，有阶层之分，那么，存在利益纷争，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我倒觉得，在不同的权利要求、利益诉求面前，大家以一种公平合理的方式，解决争端，这恐怕就是民主。
       所以，不管是博弈，还是民主，有一个首要条件，就是人人都有机会参与。尽管“有理不在声高”，可那些声高声大的人（群体），往往能掌握话语霸权，并因此为自己争得好处。而那些细小微弱的声音，被“大声喧哗”所淹没，所忽视，渐渐就成了“沉默的螺旋”，更不要说那些无处发声、无权发声的人了。
       理论上讲，表达自己的声音，是人人都有的平等权利。可由于表达能力的强弱、表达渠道的通塞、表达威望的大小，在“为自己发言”上，存在着天生的不平等。一个市长说的话，显然要比普通市民管用；一个专家的声音，当然比老百姓更权威。正因为如此，民众才希望专家学者、委员代表、政府官员等等，能替百姓说话，主张公众利益。遗憾的是，每个人都有私利，屁股决定脑袋。于是，利益博弈的天平明显就向有话语霸权的一方倾斜，并因此而导致利益分配的失衡。
       我们来看看，在住房、医疗这两个饱受百姓诟病的领域，话语霸权是如何导致利益倾斜的。
       广州市天河区副区长丁建华日前说，房价涨得不可开交，很多公职人员凭正常收入很难供房，自己就是无房一族。现实中是不是大多数公务员都无房住，大家心知肚明。但就在副区长哭穷的第二天，广州市政协委员黄秉雄就算了一笔账：按目前广州市给公务的房补，一家有两个市级工作人员，25年的房补都不够买一套90平方米的商品房。于是乎，政府要尽快完善机关单位住房货币补贴政策。（1月23日《南方都市报》）
       就事论事，黄委员的建议并不错，如果他代表某个群体的利益，他理所应当替他们说话。问题出在两个方面：一，政协委员是公众利益的代言人，还是为某个特殊群体说话；二，与享受房补的公务员相比，老百姓买房更是苦不堪言，而黄委员只看到了公务员的难处。
       在黄委员替公务员鸣不平的同时，参加广州市政协会议的医卫界委员，几乎不约而同地将分组讨论会开成了“诉苦大会”。痛斥“医闹”，抱怨医疗人员被妖魔化。医卫界有这些“苦”不假，可诉苦之时，别有意无意遮掩问题的另一方。天价医疗费怎么不说，医疗事故怎么不提，草菅人命怎么不讲，媒体曝光的种种丑闻怎么视而不见？
       是啊，我们不是官员，不是委员，不是代表，不是专家，不是学者，我们仅仅是有着一己私利的小百姓，可是，我们的声音我们的利益，怎么就没人听得见看得见？
       中石化政策性亏损了，他们大声嚷嚷，于是又得到了50亿财政补贴的大红包；要清算土地增值税了，房地商不干了，联合上书，要求减税……所有的利益集团都在抢着发言，据理力争，可“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呢，怎么没有他们的声音？按理，他们应该最强大，说话最有分量啊。
       利益失衡背后，必然是权利的失衡。如果有合理充分的表达渠道，谁愿意做“医闹”，谁愿意当“刁民”？当大多数公众无法表达自身利益诉求时，所谓的博弈，只能是少数人分享盛宴的游戏。
       ［王翔宇荐自《潇湘晨报》2007年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