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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教从产生之日起，就面临着“成仙”与“就俗”的冲突。这种冲突既来自于外在儒释二教的压力，同时又与道教的修仙观念直接相关。而这种冲突的结果又逐渐使三教互相融受，也最终影响了道教的成仙、修仙思想。明代小说中有关吕洞宾的诸种故事实质上反映了这种道教成仙观念的转化。
       

       
　　一、明代小说中吕洞宾形象分析
       

       
　　在明代以小说为主体的通俗文学中，吕洞宾无疑是最活跃的道教仙真形象。此期作品中的吕洞宾，已与传统自闭山林，修道而不理俗务的传统神仙有着很大的区别。他的身上有着强烈的“人世”精神和凡人情趣。另一方面，在他身上又有着宋元道教大力强调的出世主张和禁欲色彩。这种二重性正是宋元道教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的具体反映。这正是吕洞宾这位在神仙谱系中辈份不高的神仙，一跃成为宋元以后道教在民间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的一个最主要因素。
       

       
　　1．“人世”精神
       
　　在明代小说《飞剑记》、《八仙出处东游记》、《韩湘子全传》以及以吕洞宾为主要人物的戏剧作品，如《吕洞宾三度城南柳》、《吕洞宾桃柳升仙梦》、《三醉岳阳楼》中，吕洞宾是一位以道术救死扶伤，佐国扶命，济苦度厄的神仙形象。他修炼内丹，却从不闭门自封，而是云游于俗世凡间，出没于街头巷尾。显然，这是一个具有强烈的“人世”精神的神仙形象。吕洞宾的“人世”精神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拯救自然灾害：在《东游记》中，龙王为泄一己之愤，不惜发大水淹没人间。吕洞宾及时施展法术，运沙土填人东洋，避免了一场人间大难。
       
　　②治病救人：道教以“生”为善，以“长生”为目标，自然视疾病为天敌。因此，吕洞宾的道术大都具有治病祛厄之效果。《飞剑记》中，吕洞宾身背葫芦，内藏丹药，主动施予市中病重之人。在《三醉岳阳楼》、《三度城南柳》中，他在城市中也以治病为业，以丹药救人无数。
       
　　③度人为仙：吕洞宾在通俗小说和戏剧中最广为人知的还是其劝善度人的故事。在道教看来，度人为仙是从根本上使凡人摆脱灾难的善举，是最根本的“救世”之道。在小说《韩湘子全传》中，吕洞宾历尽艰辛，度韩湘子成仙，使他最终脱离轮回，享尽为仙之乐。同样的故事也出现在《飞剑记》等小说以及一系列以吕洞宾为主人公的“度脱剧”中。而这类故事的情节皆围绕吕洞宾“度尽天下有缘之人”的誓言展开。
       
　　④倡导人伦：道教将世俗伦理引入其修仙观念，也将实践人伦视为成仙之必务。因此，小说中的吕洞宾以身作则，大力劝善戒恶，并将人间道德与成仙之道相结合。在以吕洞宾为主人公的“黄粱梦”故事中，钟离权对吕洞宾的梦中考验和教化内容，就是以世俗道德为中心的。除此之外，吕洞宾还经历了“七试”，即“轻财布施”、“遇险不惧”、“戒色”、“无利心”、“不吝财”、“不轻慢”、“不惧鬼怪”等。这些内容大都是世俗伦理。而吕洞宾在成仙后云游四方，在治病度人之中，也是在以行动倡导人伦，施行教化。《飞剑记》中，他多次宣称，要以手中之剑，除掉“世上一切不平之事”。
       

       
　　2．“去欲净心”的修仙伦理
       
　　除了前面我们谈到的“人世”精神外，这些文学作品中的吕洞宾形象还具有另一面：对道教“去欲净心”修仙伦理的强调。这便形成了通俗文学中吕洞宾形象的二重性。
       
　　①“黄粱梦”故事中的道教伦理：大多数通俗文学在介绍吕洞宾的故事时，都会提及他经“黄粱梦”最终弃儒修仙的情节。“黄粱梦”的故事强调的是与前面我们提及的“积极人世”不同的宗教观念——人生虚幻，唯有修仙为正途。在《飞剑记》中，主人公吕洞宾在现实中历尽磨难，在梦中经历人生荣辱。一梦醒来，黄粱未熟。至此，神仙钟离权指出：“子适来之梦，升沉万态，荣瘁多端，五十年，一顷耳，得不足喜，丧何足忧!”而吕洞宾也“感悟慨叹，知宦途不足恋矣”。于是转而修道。
       
　　②神仙之“试”吕洞宾故事中另一个广为人知的内容就是钟离权考验吕洞宾，教育他“修仙”应“去欲净心”的情节。
       
　　在反映吕洞宾得道经历的小说《飞剑记》第二回“吕纯阳遇钟离权，钟离子七试洞宾”中，就以神仙钟离权设“试”的情节，介绍了道教的修仙伦理观念。
       
　　从这“七试”看，其内容大都是世俗的伦理道德观念。但这些内容在小说中，又是与主人公的“修道成仙”目标相结合的，自然也就成为道教仙道伦理内容。从这儿，我们也可以发现道教伦理的特色以及它与世俗道德的紧密联系。不过，小说乃是从“修心去欲”的角度来看待这些伦理道德的，视其为格守道规，心中无欲的结果，是主人公“内心清净”境界的外在表现。这点又更直接地与道教的宗教伦理观念相联。
       
　　另一部小说《韩湘子全传》在讲述主人公修道成真的故事时，也对道教“清心去欲”的伦理观念作了大量表现。小说在讲述钟离权、吕洞宾二师点化转世白鹤韩湘的故事时，也有关于“试”的内容。如小说第六回“弃家缘湘子修行，化美女初试湘子”，就是钟、吕二仙令山神、土地化美女相诱，试韩湘是否尚存色心；第七回“虎蛇拦路试韩湘，妖魔遁形避真火”，则是以蛇虎鬼判等妖魔来试湘子有无“惧心”。通过种种考验，韩湘被证明已具道心，摆脱了世俗束缚，方得见钟、吕二仙，被授丹道。
       
　　道教伦理作为一种宗教道德，具有较浓的“出世主义”色彩。所以它虽然以世俗道德为基本内容，但必然又要在许多方面表现出超越世俗道德的宗教特性来，甚至与世俗道德观念形成冲突和矛盾。《东游记》第二十四回“云房十试洞宾”中，“试”的内容除了前面提到的《飞剑记》中“七试”外，还加人了“见家人病死，不悲不怨”(第一试)，“笃信道师，以死试丹”(第八试)等内容，这些明显是超越世俗道德观念的宗教伦理内容。
       

       
　　二、吕洞宾的形象的二重性与道教的入世精神
       

       
　　明代文学作品中吕洞宾的形象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他展示了一种积极的“人世”精神，体现了一种对现实社会的强烈关注和主动介入的态度；另一方面，他的形象中又有强烈的“出世”色彩，认为人只有去世离情才能修仙证真。“黄粱梦”的故事实质上反映的就是“修仙”与“人世”间的强烈冲突和不协调。而明代通俗文学的作者将这个故事大量引人其作品就是在宣传一种对现实的失望和放弃态度。
       
　　其实，吕洞宾文学形象的二重性正是道教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基本冲突的反映：以个人修仙为目标的道教应该如何与世俗社会中民众对道教和道教神仙的实际祈求相适应和协调。也就是说，个人的“成仙”目标与民众渴望“得救”的社会心理如何协调。
       
　　宋元时期的道教由于重视“内丹”修炼，因此对修道者“去欲制情”要求尤甚。这使道教，特别是全真教具有较浓的“禁欲主义”色彩。
       
　　实际上，道教“内丹”修炼及“心性”修炼皆以“去欲守静”为基本目标。全真道就认为，人只有摒绝欲望才能“明心见性”，也才能成仙正真。全真教经典《重阳全真集》卷二《唐公求修行》就说：“修行切忌人情，顺着人情道不成”，并认为修行者只有“五情六欲都消散”，“脱人之壳，与天为徒”，才能得道。王重阳的《金关玉锁诀》也称：“唯一灵是真，肉身四大是假。”张伯端的《悟真篇后序》也说：人“皆缘妄情而有其身，有其身则有患，若无其身，患从何来?”因此，全真道的“内丹”修炼就是要把人的“骨肉耗尽”，认为只有损凡形才能成仙质。显然，这些反映了全真道浓厚的出世主张和禁欲色彩，要教徒割断与世俗社会的各种联系。
       
　　但这样的主张自然会遇到来自世俗社会的强大压力。实质上，早在东晋时代，道教的一些“出世”主张就使世俗统治者不满。道理很简单，如果人们皆避世而居，人山隐匿，统治者就无人可治了。葛洪就曾经对“隐遁之士，则为不臣”的指责进行过辩解，说：“何谓其然乎!……‘率土之滨，莫匪王臣’可知也。在朝者陈力以秉庶事，山林者修道以厉贪浊，殊途同归，俱人臣也。王者无外，天下为家，日月所照，雨露所及，皆其境也。”这种辩解显然是力图协调仙道与人道的矛盾。但“金丹派”在教义及修炼方法上皆有出世主义和自行修炼特征，所以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种矛盾。
       
　　那种隐遁山林，不问尘世是非善恶的修道思想受到广泛批评。这种由出世到人世修炼方法的改变，实际上是对修仙者尽“人道”，为世俗中人作出道德表率提出了要求。
       
　　宋元以后，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壮大，市民意识逐渐在社会中形成巨大的影响力。此时民众对道教的需求是一种实际的需求，即希望他们信仰的神灵能够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起到解忧排难的作用。这种信仰心理不仅促生了许多与民众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新”偶像，同时也对道教信仰提出了新的要求，即道教必须将传统的“修仙”观念与广大民众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
       
　　因此，南宋以后崛起的以全真派为代表的各种道教派别，大都在修道观念中强调“内修”与“外用”的统一，竭力在“澄心去欲”的“出世”要求与“外积功德”的“人世”精神间获得一种平衡。
       
　　符篆派道士本来就混于市尘，与世俗社会联系较为密切。就是那些以单修独炼为特征，有较严格的出家制度的“内丹”道派，如全真道，也面临宗教内部强大的“人世”压力及各种社会压力，最后适应于“潮流”。
       
　　全真道本来有浓厚的出世主张和禁欲色彩，要教徒割断与世俗社会的各种联系。但另一方面，全真道又以“真行”来促使教徒外向社会，实践世俗道德。《晋真人语录》在解释“真行”时称：“若要真行者，须要修仁蕴德，济贫拔苦，见人患难，常怀拯救之心，或化善人人道修行。”显然，在全真道的“出世”思想中，也有一定的“人世”色彩。这种“人世”思想在别的内丹派理论家的言论中得到进一步强调。如被称为“内丹之祖”的张伯端，就明确反对不理尘务的修炼方法，提倡“大隐”尘世。在《悟真篇》中，他称：“志士若能修炼，何妨在市居朝”。他本人就是非出家道士。另一著名内丹学家白玉蟾也反对“出世”修仙，说：“吾所以混俗和光者，不欲自异耳。鱼欲异群鱼，舍水跃岸，则死；虎欲异群虎，舍山人市，则禽。”据说他本人就“时时蓬发赤足以人尘市。”明代全真著名道士张三丰也力主“人世”修炼。他在《大道论》说：“不拘贵贱贤愚，老衰少壮，只要素行阴德，仁慈悲悯，忠孝信诚，全于人道，仙道自然不远也。”从以上言论看，宋元以来道教“人世”修炼呼声愈烈，这显然与道教深入民间的趋势是一致的。这种修仙思想在明代通俗文学中常以神仙人物在尘世行“救世”之道，积功累德的行为表现出来。
       
　　因此，明代小说中吕洞宾身上的二重性实质上反映了道教在宋元以来面临新的社会需求和社会现实时在修仙观念上的调整，即在保持原有修仙基本理论原则基础上，强调对世俗生活的关注，对民众现实要求的积极回应。也就是通过“内修”和“外行”的互补来达到“利已”与“利人”相统一。这种新的理论在宋元以后的各道派的修仙思想中都有不同表现。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宗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