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中国道教信仰和民间口头文学联系起来研究，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其间经中国道教协会研究室李养正先生鼓励与支持，撰写成《道教与中国民间文学》一书，于91年交付文津出版社，作为“道教文化丛书”的首册在海峡对岸的台北市出版。问世后激起的热烈反响超出我的预料，旅居海外多年的民间文艺学家谭达先，在《民间文学论坛》上刊出长篇书评《喜读刘守华的道教与中国民间文学——兼谈道教与谚语、谜语的关系》，此文特别吸引我的地方，并不在于它的那些溢美之词，如称本书“达到了独创、新颖、深刻的境界，给中国道教与民间文学研究打开了一条新的道路”，等等，而是它中肯地揭示出本书“未有专章论及道教文化与谚语、谜语的关系”，并就他长期积累所得，列举了许多实例来填补这一空白。拙著在论述道教和各族民间口头文学的关系时，涉及神话、传说、民歌、曲艺、戏曲等方方面面，对谚语和谜语这两朵民间文艺之花，手头相关资料不多，便作为空白留下了。谭先生的补充论评使人耳目一新：
具有道教文化色彩的谚语，很早就已存在。道教盛行后，此类谚语更多。元杂剧收入了不少，如“洞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史九歌《庄周梦》)，“遇仙不成道，如到宝山空手回”(杨景贤《刘行首》)。明剧又有“金丹易传，火侯难传”(无名氏《洞玄升仙》)，“道高龙虎伏，德重鬼神怕”(无名氏《镇白猿》)，明小说有“何仙姑下凡，六神不足”(吴元泰《东游记》)。清小说有“一子出家，八祖升天”(《
红楼梦》57回)。近代北京有“仙鹤打架，绕脖子”，湖北京山有“八洞神仙沿江走，五湖四海赛九州”，台湾也有“天师爷坛，哪会出鬼”。例子太多，难尽举。
在谭先生书评的激励和鞭策下，我留心搜求有关资料，几年中终于积累了两三百条相关谚语，可以就道教对中国民间文学的渗透补写一篇专题论文了。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从汉初创立至今已有近2000年历史。在中国56个兄弟民族中间大约有20几个民族存在道教信仰。栖身宫观的职业道士人数虽然不多，可是渗透着道教信仰的民间习俗和民间文学艺术却遍及城乡，世代传承，使广大民众耳濡目染，心领神会。除神话、传说、歌谣之外，谚语也是其中一个重要项目。
人们说话离不开谚语。早在先秦时期问世的《
尚书》中就告诉我们：“俚语曰谚”。就现代研究成果而言，郭绍虞先生于上世纪40年代在《谚语的研究》中指出：“谚语是人的实际经验之结果而用美的言辞以表现者，于日常谈话可以公然使用，而规定人的行为之言语。”90年代成书的《中国谚语集成总序》将这一定义琢磨得更为精致：“谚语是民间集体创作、广为口传、言简意赅并转为定型的艺术语句，是民众丰富智慧和普遍经验的规律性总结。”可见，不论是就其内容还是就其语言形式而言，谚语都是人类语言的精粹，是语言泥沙中经淘洗磨炼而成的精金美玉。
在这些作为金玉良言传世的谚语中，就有许多同道教信仰相关联的例子。 道教崇尚修道成仙，因此有人称道教为仙学。众多仙人形象，不仅是修道者的楷模，也是广大民众美好愿望的寄托。八仙等神仙形象，以他们救世济贫的仁爱胸怀和倒海翻江的巨大法力使人荡气迥肠、心旷神怡。谚语也常常引入仙人形象，表达这种社会人生哲理。
“神仙本是凡人做，只怕凡人心不诚。”借凡人修道成仙的故事，劝勉世人以至诚之心实现自己的美好人生境界。 更多的谚语，是借用仙人形象来作反衬：“神仙也有三个错”、“神仙也怕脑后风”、“神仙难医烧箕臌”、“神仙也要打磕睡”；或者是“神仙打仗，凡人遭殃”、“神仙指一指，凡人做到死”，等等；或借神仙世界与凡俗世界的对立来象征影射旧世界的阶级对立，或提升凡夫俗子的自尊自强精神，含有深长意味。
道教构造了于一个庞杂神谱以及跨越天上人间、阴阳两界的神秘世界图式，它们通过民间叙事的传承深人人心，然后又渗透到谚语中，借这类鬼神精怪形象来象征照射现实生活中种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如“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鬼披人皮”；“鬼怕恶人”；“有钱能使鬼推磨”；“神仙下凡，先问土地”；“玉皇怕财神，有钱大三级”等等。这类谚语中的道士、天师、土地、玉皇、妖魔、鬼怪等形象，明显来自道教信仰和道教传说之中，由于道教的广泛传播，才使它们的形与神为民众所家喻户晓，千百年来存活于口耳之间。用它构成谚语，别具深意。本是主宰整个天上人间的玉皇大帝却惧怕小小的财神而不得不屈驾与之交往，这种“有钱大三级”的邪恶世风，今天不是依然在我们社会中演出一场又一场闹剧吗？这类谚语不仅形象鲜活，意味深长，而且饱含幽默讽刺情趣，具有极强的表现力。
这类谚语中常有鬼神形象出现。道教虽容纳了传统的鬼神信仰并有所发展，但民间流传的相关故事和谚语等等，常常是借用鬼神，象征影射现实中的世态人情，并不在着意表现鬼神，我们应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给予恰当评析，防止重演过去的粗暴武断作法。
许多相关谚语，既是历史形成的某些宗教习俗或口头传说的艺术概括，在长期文化传承中，它们又演变成众口传诵，言简意深的颜语，烙印在人们心头。如“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吕洞宾本是以济困扶贫而著称的八仙当中最为人们所熟悉和喜爱的一位仙人和善人，却常常遭人误解而被狗咬，这类使人伤痛的社会事相至今仍难以避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原本是关于得道者服丹而飞升成仙并惠及鸡犬的传说故事，后世人们借此编成一则谚语，嘲讽官场中的裙带关系，至今仍活在人们口头闪射讽刺光芒。再如中国民间有崇敬雷神，以雷公为惩凶罚恶之天神的习俗，这正好同人们在姻亲中崇敬舅公的社会习俗相一致，两者可相互映衬，于是构成了“天上雷公，地下舅公”的谚语盛传于世。还有，“土地不开口，老虎不咬人”；“土地不开口，毛狗子不咬鸡”；“千里神明，要问当坊土地”。这几则谚语，都与民间对土地神的信仰有关。土地爷本是地方小神，却掌管着当地人畜命运，传说山野间猛兽觅食，也须土地来管辖，所以在谚语中便把它作为得罪不起的象征形象，构成了一排风土谚。
由于道教流行，许多地方兴建宫观，祭祀鬼神延请道士举行斋醮活动，构成一项特殊的文化景观，这类社会景观常常也成为谚语取材立意的基础，如“城隍庙里的鼓，三天不打生灰土”；“龙王庙里水多，城隍庙里鬼多”；“见到天王，四朝八拜，见到小鬼，一脚踢开”；“住到城隍庙，守不到头柱香”，等等。这类谚语的构成是描述性的，从方方面面勾画出旧时代中国城乡道教信仰的风貌。同时这些谚语又是象征性的，意在借道教活动中的有关事相，指代社会生活中的形形色色，以警醒世风。
在考察与道教相关的形形色色谚语时，我特别注重探寻蕴含道教义旨，直接透示道教精神的作品，然而所得甚少，弥足珍贵。下面是《中国谚语集成湖北卷》中所载几则：“佛家重练心，道家重养生”；“修行不修心，枉烧一炉香”；“我命在我不在天”；“仙道贵生”；“道以养性，术以延命”等等。这里几则谚语得之于鄂西北的道教圣地武当山，它们所传承的性命双修的道教义理，字字珠玉，十分难得。还有这样一则谚语：“天高不为高，人心为最高，井水当酒卖，还嫌没酒糟”。它本是穿插在关于吕洞宾劝戒世人的一则传说里，讲的是吕仙出游，为报答小酒馆的掌柜，用法术把井水变成白酒出售，可是女掌柜贪心不足，还不住地抱怨，说这样出酒没有酒糟喂猪，于是吕仙一气之下把自己的法术收回了。故事曾附会到关于黄鹤楼、岳阳楼的传说之中，广为人知。那一段顺口溜也可以脱落下来成为一则独立谚语，用生动有趣的故事传达出道教少私寡欲的人生哲理，发挥过广泛的教育作用，至今未失去其警戒贪欲世风的积极意义。
这类直接表达道教义理的谚语在一般谚语中很少看到，我想主要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我们对民间口头文学的采录，主要以城乡世俗人员为对象，很少深入到信奉道教的人群中间，关注宗教意味浓重的作品；二是由于民间文学主体就是表现广大民众生活心理的世俗之作，即使不可避免地染有佛道等宗教信仰的影响，也在口头集体传承过程中发生了巨大变异。按照我多年采就道教信仰与中国民间文学这个专题进行研究考察的体会，而些与道教相关的民间口头文学，包括谚语在内，它们都不是纯宗教性，而是宗教性与世俗性彼此交叉融合的作品。广大民众在从事生产劳作与日常生活的同时，也信奉道教和其他宗教。日常生活与宗教生活的相互渗透，很自然地融合在他们所创造享用的民间口头文学中，便构成了这些具有独特意味和光彩的作品。
道教信仰对谚语的渗透这一现象具有特殊的文化学术价值。由于谚语作为民族语言的精粹，有着极强的渗透力，我们从相关谚语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道教信仰的方方面面对居民精神文化的影响。上述谚语虽与道教信仰相关联，却并非道教义理的直白表现，它是经过民众心灵过滤和社会生活检验而构成的，从这里还可以看出民众对道教信仰的取舍改造情况，可以看出人们于信奉宗教之外，还存有一定程度的非宗教与反宗教的倾向，等等。作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其构成是相当复杂的，因而我们对于同道教信仰有关联的故事、传说和歌谣、谚语等等怎样渗入民间口头文学之考察，不论是就研究道教本身还是就把握中华文化整体特征而言，都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
注：
本文引录谚语，见于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中国谚语资料》，及90年代陆续问世的《中国谚语集成》等，未一一注明出处，特此说明。(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