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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洞经是指自明清以来，流传并活动于云南民间的宣唱经文活动。在云南省所属的地州市中，除了迪庆等少数几个地区外，昆明、楚雄、文山、红河、保山、大理、丽江、曲靖、玉溪、昭通等大多数地区都有洞经会。其谈演经籍、供奉神祀、斋醮科仪等宗教器物、宗教仪礼以道教为主，兼容糅合了佛教、儒家及部分少数民族信仰内容，体现了近代以来道教在云南民间吸收多教文化的发展趋势。一般而言，云南洞经音乐总的来说是以道教音乐为主，但同时也融人了大量的江南小调及种类繁多的曲牌，成为一种形式上易于谈诵，内容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活动。
       
　　云南洞经的传人时间为明清时期，对于云南洞经起源的学术研究目前主要有二种说法：一说是洞经音乐从四川产生以后逐渐向外地拓展，洞经音乐发祥于四川梓潼①。二说是源于内地：南京、四川、江西、北京等四地②。或源于江浙内地一带③。
       
　　关于洞经谈经的起源，现存文献资料中鲜有明确记载。民国学者云龙所编的《姚安县志·卷 55》载：“姚邑经会，创史于东山老会。明末奉人席上珍，始于城中立桂香社。清初有耿裕祈者，游江浙，精习乐律，颇多传导。”张问德舢匝宁县志初稿·宗教》载：“顺属江左一带，多有圣谕坛之设，假请圣祖圣谕十六条为宣传之护符，到处讲说善书、劝人为善。继而设坛扶乩，代人焉亡祈福，俨然释道之风，颇为乡民信仰。余波所及，延至江右各地。其坛名多以善字标榜，如某某善坛之类。” 从各地口碑引证来看，笔者认为：洞经起源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四川说(包括大理、蒙自、丽江、保山)；大理说(包括泸西、巍山、剑川、永胜等)；北京说(包括建水、蒙自、腾冲)；江浙说(包括文山、石屏)；江西说(包括新平、楚雄)；南京说(包括曲靖等地)。
       
　　从道教在云南的发展历史来看，大理地区的洞经也必然是由外地传人的。由于各地洞经的风格不一，如：在滇西和滇西北，是由道士担任洞经经师或首座，而在滇中(除楚雄外)道士都不参加洞经会。同时，滇西、滇西北与滇中的曲牌风格及内容迥异。因此，云南洞经在云南的传人与发展则大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可能是由四川传人，流行于以大理为中心所覆盖的滇西及滇西北地区，此地区可能多受四川梓潼道教的影响；一部分是由内地传人，以楚雄、曲靖、文山等地为主的滇中三角地区，这一地区主要受到内地民间道教的影响。
       
　　反观明清时期内地的宗教情况，所盛行的是以民间宗教组织为载体，奉“宝卷”为经典，以“宣卷”为宣传手段的民间宗教。
       
　　道教从初创时期开始就与民间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自元代中叶以后，道教虽然失去了上层的支持，在民间却找到了更肥沃的土壤。道教的宗教信仰、宗教活动、科仪教规等以通俗的方式在民间得到了广泛推广。明清时期的民间宗教组织名目繁多，以禅宗和道教内丹派影响的新型民间宗教大批涌现，成为那一时代民间宗教的特点。
       
　　“宝卷”，是一种在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中按照一定仪轨演唱的说唱文本，其演唱形式明代以后称为“宣卷”(或称“讲经”、“念卷”等)。“宣卷”也就是宣唱“宝卷”的宗教活动，又称“念卷”、“说经”、“说因果”等。与一般民间说唱技艺不同，宣卷主要是一种以通俗说唱来劝善化俗的宗教宣传活动。到了清代初年，“宣卷”已普及于南北各地，并传抄各种宝卷文本，江浙吴方言区的宣卷活动达到极盛，由专业或业余的“宣卷”先生组成众多的宣卷班社，活动在城镇乡村。从以上情况看，云南洞经的形态大致保留了明清 “宝卷”的风格，但在规模上有所发展。
       
　　宣卷在宋元时期的内容主要与佛教等宗教法书有关，发展到明清时期，也大量掺人了道教的内容。许多道教性质的文书如《太上老君清净科仪》、《玄天上帝真武祖师修行成圣全卷》、《先天元始土地宝卷》等道教系统的经书也加入了“宝卷”。在道教及其劝善书以及《太上感应篇》等经书的影响下，“宝卷”也出现道教性质的《阴骘文》、《功过格》和宝卷类的劝善书。“宝卷”的出现体现了明清以来释、道、儒三教相互融合及通俗化的特征。
       
　　从云南洞经经籍来看，其经书多而杂。主要有源于道教而改编的谈本，如：《大洞仙经》、《北极真武玄天报恩谈经》、《文昌谢过宝忏》、《文昌皇君阴骘文》等等；由此归纳，洞经经籍所呈现的是一种道教与儒释融合的状态，体现了道教在云南近现代发展的特征。
       
　　从洞经典籍的目录来看，笔者认为，与“宝卷”类同的就有《太上三元赐福、赦罪、解厄谈经》(三官妙经)(礼请、卷上中下、三元忏)、《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玉枢经阐微》(礼请、卷上中下、宝忏)、《北极真武玄天上帝报恩谈经》(卷上中下，报恩除罪宝忏)等等。此外还有大部分云南洞经典籍还须要更进一步地收集分析整理归纳。
       
　　一、宝卷与洞经经文的体制结构
       
　　宝卷的原型据记载是流行于唐、五代时期俗讲中的变文，早期的结构可分为附属部分和主体部分。附属部分包括卷首的焚香赞、开经偈和卷末的收经偈。主体部分一般划分为二十四品，也有分或较少或不分品的。各品在结构上大体相同。
       
　　洞经经文的模式按张兴荣先生所分，为头、身、尾。头与尾也就是宝卷的附属部分，身即主体部分。以《大洞仙经》为例：
       
　　附属部分：
       
　　头按顺续为开经赞(前经偈)、持诵神咒(6至8)、插附的短经(3至5篇)，祝香阐事、称扬尘套宝诰、忏悔一发愿一赞颂一礼谢、总赞。
       
　　尾按顺序为开经赞(香赞)、开忏神咒(启尾十真言)、礼圣号、正经若干晶、圣诰回向忏悔文、总赞集。
       
　　主体部分：身部分为卷上、中、下三部，每部分结构大致相同，又分为头身尾三个部分。
       
　　研究云南洞经结构体制可以发现，云南洞经结构体制不仅包含了宣卷结构体制，并且其内容大大丰富于目前所知的宣卷结构体制。
       
　　二、宣卷与云南洞经的文学体裁样式及构成形式
       
　　从内容上看，宣卷是以白文、偈赞和曲牌三者的既富于变化又大体有规律可循的结合体。白文是用散文体语言写成的话白，用来阐释经义或配合着韵文部分叙述经义。“白文”一名为宝卷所固有，且多以“话说”、“却说”等语领起。宝卷的偈赞有短长之分。短偈有五言、七言两种句式，以二句或四句为一组，多穿插于白文之中。长偈一般为十数句、数十句篇幅，分为七言和“三、三、四”句型的十言“攒十字”两种。宣卷的一般形式是穿插着诸神格之名，为了适合口诵，把教理教义改编为五字句或七字句，在形式上继承了说经等讲唱文学系谱。其中反复出现赞和偈，还分别附有上香和奉请神祗的礼拜，正文大体上是交错使用说教的散文部分与适合吟诵的韵文部分。“宝卷”的结构借用了南曲与北曲的戏剧体裁，是白文、偈赞和曲牌三者的综合体。在宣卷时，白文是说的，曲牌是唱的，而偈赞虽是韵文，却不是唱而是吟诵的。现也有些学者论著认为宝卷的韵文部分全是唱的。曲牌是乐曲体韵文，为字数不等的长短句。宝卷常用的曲牌有[驻云飞]、[清江引]、[红绣鞋]、[傍妆台]、[耍孩儿]、[雁儿落]、[画眉序]、[刮地风]、[山坡羊]等，—，支曲子一般可用两番或四番，个别的可翻至十数番。
       
　　云南洞经的任何一部经文均由韵文、散文和曲牌相间构成。云南洞经曲牌的名目繁多。据不完全统计，建国初期全省数百支洞经乐队尚有二千余支曲子，内容及风格繁多，而且滇中与滇西却有明显差异甚至少有共同之处。
       
　　洞经中的散文也就是白文，以此章曰、道言等领起。散文有一定的故事叙述。洞经的韵文部分较为丰富，其文体可分为诗章和词两类。诗章多合乐而歌，分为格律诗和自由诗，就诗句字数分，则有四言、五言、七言、九言、十言、十一言等多种。自由诗又有数序诗、藏头诗、顶针诗，集句诗等。词章也就是“宝卷”的长偈，分为开经赞，名式为四四七五四五，六句体；开经偈，句式为：四四四四、三三四四，十二句体+散花词，句式为：七五七五三三五七 五，九句体。大洞神咒，使用了叠字法，增强音律感，等等。在宣奏洞经时，其中也反复出现赞和偈，及附有上香和奉请神祗的礼拜。其中礼圣号是对各神灵的简介，赞其神灵的功德、威力、也有神圣的尊容描写。云南各洞经会的圣诰超过130尊。包括有太上老君诰、玉皇诰、文昌诰、关公诰、北岳宝诰等，除此之外，还有地方民族保护神的圣诰，如丽江的“三多”之圣诰等。
       
　　云南洞经不仅继承了前期“宝卷”的文学体裁样式及形式，而且，在其独有的环境下，融合了云南少数民族的宗教内容，使道教在云南民间发展中形成了其多教合一的特征。
       
　　关于早期“宣卷”的详细情况，史料中几乎没有记载，但从现存的一些古典小说中可以窥其一斑。如，进行宣卷要配合一定的宗教仪式，如摆设香烛、听卷人要洗手焚香，以示虔诚。开讲前要有一张摆放宝卷的经桌，宣卷人需要手持宝卷，对卷演诵。念诵偈赞时还要击木鱼伴奏。另据金天麟、唐碧《浙江嘉善的宣卷和“赞神歌”》一文记载，早期的木鱼宣卷演唱时主要以木鱼和响钟伴奏，后来，因为“宣卷”吸收了小调和戏曲唱腔，故增加以丝弦伴奏，故清末还出现活跃于浙江嘉善的丝弦宣卷。
       
　　云南洞经戒律者、要求参加谈经者须服装整洁，方能上香谈经，以显虔诚。以建水洞经会为例，参加谈经者身心不洁不得上座，衣冠不整不得上座。头捶锣鸣，更换净茶；贰捶锣鸣，洗手更衣；叁捶锣鸣，排班上座。从谈经的部署来看，云南洞经完全包含了宣卷的主要乐器：木鱼与丝竹，谈经人数为18人到36人不等，以建水的洞经为例，堂内桌面置经书，香炉，主唱经；堂外主奏丝竹乐。
       
　　以此分析，明清“宣卷”，应当受道教影响更大，与道教科仪结合得更为紧密、融合了更多道教音乐及其它内容，在云南，“宣卷”以洞经会的形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通过以上初步辨析，我认为云南滇中的洞经会，实际源于明清盛行的民间宗教结社，是“宣卷”继承与发展的产物，它不仅体现了道教在近代发展中三教合一的特征，同时还体现了明清以来道教在云南这一少数民族众多的特殊环境下，以道教为主，释、儒、民族与地方信仰等多信仰融合发展的特殊性。
       
　　云南滇中的洞经文化，是研究明清时期民间宗教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源。也是研究云南近代民间宗教发展的重要领域。注：①雷宏安《略论中国洞经音乐的起源及 流变征》，http：／／www． taolsm．oSl hk／religiourstudies／9901／gbartlO／htm②张兴荣《云南洞经文化——儒道释三教 的复合性文化》，云南教出版社出版发行 1998年8月第一版第22页③梁宇《云南文山的洞经音乐》载于超星网 络图书馆④张兴荣《云南洞经文化——儒道释三教 的复合性文化》，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 行1998年8月第 一版第13页参考书目：《云南洞经文化——儒道释三教的复合性文化》张兴荣《中国民间宗教史》马西沙 韩秉方《说“宝卷”》刘光民《略论中国洞经音乐的起源及流变特征》雷宏安《宝卷与道教的炼养思想》 马西沙《天津图书馆藏善本宝卷叙录》 谢忠岳《道教文化与腾冲民俗的关系研究》 施刘怀《云南文山的洞经音乐》 梁 宇《音乐的宗教——昆明洞经音乐漫谈》 陈复声《寻千年古声谱四化新曲——云南永胜的洞经乐》 张金云《云南丽江纳西洞经音乐》 何 青《丽江洞经音乐：宋元“细乐”与道教经腔“广成南韵”的机机结合》 何昌林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