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季羡林的旗帜下，若干年来，笔者每年都要参加几次活动，那基本上是东语系的同学、师友的盛宴。会场内，放眼一望，皆是我熟悉的老面孔矣！老面孔看多了，一个感慨禁不住油然而生:季羡林之后怎么办？或者说，东语系为什么出不了第二个季羡林？
在笔者出席的东语系盛宴上，主持者最为自豪的话题，就是在北大各系中，东语系培养的官员最多。有数字为证，譬如说外交部门，截至1996年，出身于东语系的特命全权大使，就有12位之多，曾出使世界25个国家。这是很骄人的业绩。他们之中，或许有成就超过叶公超(清华西洋文学系教授，后弃教从政，当到民国政府外交部长)的，但是我敢断定，没有一个成得了季羡林。
据统计，季羡林在东语系执教逾半个世纪，有弟子五千，堪谓桃李满天下，内中跻身专家、学者行列的，比比皆是。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还没发现哪一位的学术成就，能与季先生相比，更不用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是弟子们先天不足？有这方面的因素。东语系自1946年创建，至1949年扩大，普遍招生，也就从扩大时起。那时候的考生，像季羡林当年，小学就奠定古文和英文基础，高中国语和英文出类拔萃，此外还忙里偷闲地学了半年德文的，天下能有几人？
即使有那么几个新生，天资、勤奋完全可以和季羡林媲美，他们进了东语系之后，立刻就被卷进政治的漩涡。无休无止的运动，排山倒海而来，惊涛拍岸而去，消耗了你大部分的精力。对此，你只能随波逐流，不能有丝毫抵触。否则，轻者，定为“落后分子”、“白专”，毕业分配从次；重者，打成“右派”、开除、劳改。
再退一步，就算有那么几个天资出众，才华过人，大学期间又没有被政治淹没，毕业后，他们能像季羡林当年那样留学海外吗？既去海外，又能像季羡林那样甘于寂寞，不避冷门，在已经掌握了英文、德文的基础上，还拼命学习梵文、巴利文、法文、阿拉伯文、俄文，乃至吐火罗文吗？那是整整十年啊，十年！历史学家翦伯赞有言:“板凳要坐十年冷。”他们能坐得住吗？
就算坐住了，学成回国，当初，季羡林是得到陈寅恪的提携，把他推荐给北大的胡适、傅斯年、汤用彤，当今之世，你到哪儿去找陈寅恪这样的伯乐？又到哪儿去找胡适、傅斯年、汤用彤这样的校级领导？说实话，仗着你“海归”的身份，博士的头衔，弄个副教授就了不得了，又哪里能不经考察，不经评选，一个礼拜后就由副教授转为正教授，并且荣升系主任？
就算天降奇迹，所有这一切都在你身上发生，在政治压倒一切的大背景下，你能既与政治共进，又不为它扭曲吗？遥想上世纪50年代初，陈寅恪在广州，面对铺天盖地的声讨，发觉独独缺少季羡林的发言，其快意又是如何？胡适在大洋彼岸，翻阅旧邦大陆数百万字的檄文，查不到季羡林的片言只语，其欣慰又是如何？进入上世纪60年代，纵使身逢“文革”，陷入蹲“牛棚”的灾难，你能不坠青云之志，写出一本空前绝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奇书吗？进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你能摈弃物欲的诱惑和生理的衰老，以惊人的毅力，七十岁开始学问大业的途中跑，八十岁进入一生最辉煌的冲刺吗？
就算你能，等等，这里还有至关重要的人脉、名望以及必不可少的机遇。譬如说，糖，发明于印度，是棕黑色的，传入中国，俗称红糖、黑糖。据刘献庭《
广阳杂记》的记载:“嘉靖以前，世无白糖，闽人所熬皆黑糖也；嘉靖中，一糖局偶值屋瓦堕泥于漏斗中，视之，糖之在上者，色白如霜雪，味甘美异于平日，中则黄糖，下则黑糖也。”这个有心人由此悟出，大概泥土中的碱性发生了作用，使糖色变白。白糖就这样被发明了。——你要想成为季羡林，就得不停地把握黑糖变白糖的机遇。
啊，这太难了，概率实在太小了。
［杨孔翔荐自《北京晚报》2006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