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道教协会、华夏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道家道教研究中心三家共同筹划、合作编纂的《中华道藏》，经七、八年艰苦努力，现在以四十九册的浩大规模，出版问世，这确是我们文化界、学术界值得庆贺的一件喜事。
《道藏》是道学经书的总集，但实际上它的涵盖面是极其广泛的，其中有儒家如汉扬雄《太玄经》，法家《
韩非子》，兵家《
孙子》，墨家《
墨子》，医家之书更多，如《素问》、《灵枢经》，孙思邈《千金方》，还有历史类书《
穆天子传》，地理类书《
山海经》等，牵涉到中国古代的养生学、冶炼学、化学、医药学、天文学，以及包括音乐、绘画等在内的文学艺术。应该说，道家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种深层结构，其长期积累的经书典籍，也已成为中国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次出版的《中华道藏》，主要辑集明代初期以前的道教典籍，共收书一千五百多种，五千五百多卷。大家知道，中华书局于上一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起，开始整理、校点“二十四史”及《
清史稿》，几经曲折，历二十年，于七十年代后期完成出版，是建国以后古籍整理的一件大事。但“二十四史”共3238卷，《
清史稿》563卷，加起来不到四千卷。现在出版的《中华道藏》，其卷数规模超过“二十四史”与《
清史稿》，这应当说也是我们新世纪初古籍整理研究值得注意的一项盛举。
道教正式形成于东汉后期，但先秦时已有道家之学的著作，至魏晋时已积累大量经籍与文献资料。南朝刘宋时期陆修静，根据当时的道书积累，编有《三洞经书目录》，共著录1228卷书，这是我国第一部《道藏》目录的雏型。而我国第一部《道藏》，则是编于盛唐开元时的《开元道藏》，已收书五千多卷。唐代是道教的繁荣时期，同时在文化思想方面也出现辉煌灿烂的景象。值得注意的是，唐代杰出诗人中，有好些与道家有密切的关系，如伟大诗人李白就受过道篆，李商隐早期与女冠道士有深切接触。被誉为中国古代文士精英的翰林学士，即开始暗创建于唐玄宗开元时期，当时最早两位翰林学士，其中之一就是道士尹暗。唐明皇非常看重他，特地允许他可以穿道服进人宫中办事。后中唐时大历十才子之一的诗人吉中孚，早年也曾为道士，后返俗，又人为翰林学士。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编有五千多卷的道藏，是深有社会基础的。
使人可惜的是，这部《开元道藏》，后历经战乱，大都被毁。于十世纪中期建立的宋朝，曾五次编纂《道藏》，并于公元1113年北宋徽宗时，将已修成的一部《道藏》送福州刊刻，这是我国第一次正式《道藏》刻本。虽然宋代修的《道藏》后也经战乱被毁，但因已有刻本，就有不少存本为明朝所修的《正统道藏》所吸收。从明初开始纂修，至英宗正统十年(1445)完成这部《道藏》，后万历年间又增补编印的《续道藏》，二书共5485卷，这是一直为后世相传，并保存完整的道经总集。这次《中华道藏》四十九册本，就以明代这两部《道藏》本作底本，同时还辑集近代考古发现的黄老简帛书，敦煌遗书写本，以及金元时期残留的刻本，可以说补缺求全，为今天的读者提供明初以前最全的本子。同时，根据编委会的计划，以后还将搜集明中期以后新出的经传道书，使中国古代道家之书更为完备，这应当说是系统化的完备体现。
20世纪时，这两部明藏本，曾有几次影印。同时还编印有其他的道经丛书，如《藏外道书》等，都有一定的价值。但这些总集本，都为影印。从古籍整理来说，影印能保持早期书籍的原貌，特别是一些宋元善本及后世的孤本等。但从学术研究和传统文化传播、／普及的角度来说，仅限于影印，作用是不够的，我们今天应当从现代科学意义出发，对古籍作规范化的整理。现在这部《中华道藏》，按已制订颁发的规则与体例，对全书统一加以标点，虽然难度较大，但更便于广大读者阅读，有助于理解原意。同时在工作进行中，还根据其他本子加以校勘，改错补缺，这也是影印本所不及的。古籍整理学者早已指出，即使宋元刻本，也并非一无错失，现在出版的较好古籍著作，就并不限于所谓宋元善本，而是参校其他有价值的本子加以校勘。现在这部《中华道藏》本也是如此，如书中四卷本《道德真经注》，又题《老子道德经章句》，这次就据敦煌S·447等四个抄本及民国时期《四部丛刊》本相校。又如分类，南朝刘宋时陆修静的《三洞经书目录》已提出三洞分类法，后《道藏》全书分类大多即依据传统的三洞四辅十二类来分，《正统道藏》即是如此。由于道家之书内容较广，完全按此分类，难免使人有混杂之感。清修《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此即有“牵强”的批评(见卷147子部道家类《道藏目录详注》)。现在这部《中华道藏》，一方面既照顾传统的分类，仍保留三洞四辅的名目，另一方面则根据各书的内容，重新分类编次，并在书前目录、书后索引中标出。
全书以上的这些系统化、规范化做法，确符合求实创新的原则，为当今古籍整理提供一个范例，也为道家文化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完备信实的佳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