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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许是一个奇怪的题目。在“后妇女解放”的中国，跟妇女和性别有关的问题，在当下（男性）知识分子所关注的问题中，在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讨论中，基本上少有提及。至于“女性主义”为何物，与知识分子有何关联，就更在大多数现有思考的视野之外。由此反推，知识分子的自我想像，与“女性主义”似乎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将两者放在一起思考的原因，来自一个简单的好奇：如今妇女问题真的跟知识分子没有关系了吗？在经历了妇女解放的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妇女观”是什么样的？与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相比较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为什么？这些变化与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现状有什么联系？在当今中国有没有必要思考这样的问题？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思考才有意义？
       回望过去二十多年，大量西方理论思潮被介绍进中国，女性主义亦在其中。然而，女性主义的传播和其他西方理论思潮的传播似乎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前者似乎理所当然的主要限于女学者之间，通过翻译介绍，通过“妇女学”的学科建设，尝试着普及女性主义的一些主要概念、理论机制，并探讨其对中国可能有的启发性。但是，也许因为女性学者往往不一定被自动接受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来自她们的介绍、反思和争论大都局限于“女人”的范畴和女学者的圈子，在近年来大量的，尤其是在“公共”层面上的，知识分子对西方理论和思潮在中国现实语境中的接受、反思、探讨和争论中，基本上处于边缘状态，或只是时而被泛泛提及。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对西方其他学界的理论思潮的介绍和传播，造成了中国知识界对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史学、哲学（尤其是政治哲学）等学科的关注和倾斜。这一方面促使很多中国的学人在知识和理论的再生产中，走出自己的学科领域，思考中国现行改革中所面临的各类问题；另一方面，也催生了知识分子对本身作用的再思考，而这样的反思，让知识分子的作用与他们关注的学科领域结合在一起。产生的效果是，既加强了这类知识领域的权威性，又突显出了一批跨领域而游刃有余的发言者。为什么相对而言，女性主义理论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似乎完全不能与这一切同日而语，而且，也并没有被提到与上述领域同等的地位上来加以认识？这是中国性别政治发展的一种必然吗？
       有意思的是，西方的一些已为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熟知，并被不少人认可的理论权威，对女性主义却很关注。比如，詹明信在反思后现代理论时提出，女性主义在挑战西方以男性中心、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为特征的“现代性”理论的霸权方面，已经毫无异议地成为西方思想资源的一部分，也是当下反思“后现代”思潮时应该被认可的理论资源。伊格尔顿在总结后现代理论带来的可取之处时，特意强调女性主义关于性别政治的理论在现实历史和社会中的重要性，指出，人们在重新思考“现代性”的问题时，将不可避免地以之为认识基础。两位西方学者的思想在国内人文学界已有广而深的传播和影响，然而他们在这些方面的观点似乎很少有人提及。
       不过，这里不是要简单地指出，女性主义和西方其他思想思潮在中国的传播遭遇了性别差异，而是结合我个人感到好奇的问题，探讨这差异背后的某种观念预设和历史关系。
       严格而言，女性主义理论并不是自成体系的一家之言，但是，其中各个流派又有一定的共同性，都具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关注女性作为社会成员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为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做实际上的努力，并对各种实践加以理论上的阐述和支持；二是在理论上坚持性别公正是社会公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注重对“性别政治”在政治经济结构、社会分工、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表现加以分析和阐释。在西方，这一理论实践同时包括带有不同政治立场的理论流派，有自由派、后现代派、社会主义学派以及马克思主义学派等，不但互相之间有对话和争论，而且同时跨学科跨领域地与其他思潮和理论进行对话或展开质疑。在这个意义上说，“女性主义”与其他在中国传播和流行的西方理论思潮相仿，是本身具有很多分歧和争论的社会和理论实践。
       过去二十多年，在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在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中，在与国内外各类文化思想思潮的互动的过程中，自身不断变化着，不断给自己进行重新的定位。无论是作为大众的启蒙者，还是大众文化的批评者，是市场的推崇者还是怀疑者，是权力的拥护者还是批判者，是人文精英还是政治经济法律精英，等等等等，其自我想像中都充满着内在的紧张和矛盾。然而，从中可以观察到，从五四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想像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意识、人文关怀，与现代意义上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和理想主义成分的混合物。
       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在知识分子对自身的重新思考和定位中，消失了的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所具有的那种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妇女问题似乎与当下知识分子所关心的问题不再有关系。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无疑与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及其领导下的妇女解放运动有关，也与其中性别关系的演变以及对这种演变的反应有关。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上半期起，“知识分子”回归为文化精英的过程中，就包含了对妇女解放运动的一种反应。比如在文学和其他文化作品中出现的“阴盛阳衰”提法，这是一个始于八十年代、至今仍比较普遍的说法：在现阶段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使中国妇女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改变，女人受益太多，有的比男人还厉害，中国的男女平等过了头，再提女权怎么还得了。男女两性都被告知需要找回自己“真正的”性别特征。当然，仍有一些女性学者基本认同妇女解放的成果，不过，她们同时也将女性主义放在了一个矛盾的地位上。在她们看来，男女平等的政策尽管仍然存在很多观念上的盲点，但毕竟给中国妇女的地位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因此，比较而言，妇女面临的问题没有过去那么严重，所以西方女权主义关注的有些问题在中国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
       这一切恰恰在不经意中反映出，与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相比，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妇女问题上立场已经发生变化，而这一变化则有着历史原因。妇女解放的历史结果之一，是中国知识分子不再将“妇女问题”与建立“现代”中国联系起来，不再把妇女解放看作他们为之奋斗的中国“现代化”的项目之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许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进步，因为男性知识分子不再以妇女的“解放者”自居，因为中国革命承担了“解放者”的角色，从而，对妇女解放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以及对其遗产的反思和争论，男女知识分子都可以参与。但是，也许正是这一变化，给“后妇女解放运动”语境下的男性知识分子与“妇女问题”带来了新的紧张和问题。
       一方面，传统意义上的“妇女问题”不存在了，在男性知识分子的自我想像中，作为妇女解放者的角色也已然不再。那么，作为知识分子，他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对待当今现实中的妇女和性别问题呢？也就是说，现在的问题变成了——男性知识分子如何对待变化了的妇女地位，以及其实是更为复杂了的性别政治。
       另一方面，性别公正仍然是社会公正的大问题之一。而且，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当下知识分子与妇女和性别问题在关系上的变化，并不是由于、也不意味着在现实中国社会中男女不平等的现象越来越少。事实似乎恰恰相反，改革开放以来，在各种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中，在每天的生活实践中，性别歧视在其内容有所变化的同时也变得更公开化、更普遍同时也更“正常化”。职业的性别化，劳动分工（和分配）的性别化，招工中公开的性别歧视等等，在很大程度上是当下性别和妇女问题的一个突出表现。在文化层面上，“消费经济”和消费主义中的性别政治则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很大程度地重新限定甚至缩小了女性发展独立意识的空间。尽管男女平等作为一种文化观念也许仍然起着一定的作用，但作为社会实践，似乎丧失了普遍意义和导向作用。顺便提一下，这一结果，与长期以来（包括女性知识分子在内）对“男女平等”政策的“缩水”解释有关，即，把“男女平等”政策中的性别盲点等同为这一政策本身，将“平等”的内在矛盾完全等同于“男女相同”，从而将之予以简单的否定，最终隐去了“平等”作为社会理念和社会实践所具有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潜力。
       简而言之，对知识分子来说，妇女解放带来的是一个充满悖论的历史结果。一方面，这一历史取消了男性知识分子作为妇女解放者的角色，另一方面则意味着，要学会将女性作为平等的“她者”来对待。而从女性的“解放者”到女性的“平起平坐者”的过渡，在知识分子的自我想像中，似乎并不是顺理成章的。把“男女平等”的理念偷换为“男女相同”，进而予以否定和质疑，这一误会又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帮倒忙的作用——在“男女其实不同”的提法下，就可以免谈妇女和性别问题，因为那是“女人”的事。
       如前所述，女性主义的主要宗旨是将性别公正看作社会公正的一部分。对妇女社会经济地位的关注，其前提并非以为但凡女性就一定是弱者，而是强调充分认识社会化、经济化和政治化了的性别关系，在具体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对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男女带来的影响。在当下社会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就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想像而言，从面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妇女问题”，到面对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后妇女解放语境下的女性主义挑战，这是一种历史关系的变化，也是一种（新的？）理论和实践的挑战。当今终于芙蓉出水，有了一定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其实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性别政治的现实，问题的尖锐性不仅表现在知识分子是否意识到自己的性别角色，进而意识到话语权与性别角色之间的关系，更表现在是否在自身的思考活动中引进性别政治的角度，认识到女性主义对“现代性”叙述的挑战、影响及其意义，在理论的层面上与女性主义学者展开对话等等。至少到目前为止，可以说，在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想像中，对妇女解放的历史与其自身性别角色的关系的认识是模糊的，观念中更缺乏对性别政治的理解。
       这里还涉及到另一个问题：一些女性主义者一向坚持以女性为主导来传播女性主义理论，并将这一做法视为女性主义的原则，那么，女性主义是不是本来就应该只是女人的事？我以为这里有两个不同的问题，不应该搅在一起。首先，女性主义，是从女性的角度质疑权力的形成和分配以及权利的公正与否。所谓女性的角度，就是关注在男权中心的权力结构中妇女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其次，它又是超越女性范畴的一种社会性挑战，从性别政治的角度指出，性别公正是涉及全社会的问题，涵盖男女在内的各种社会关系，所以，应该、也必须有男性的女性主义者参与讨论和实践。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出现和形成基于自下而上的妇女运动，确实与妇女自身的参与和实践直接相连。然而，作为理论实践，它超越“女人”的范畴，对整个社会的性别政治的现状和走向提出挑战，这样的挑战势必波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包括知识分子阶层。如果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是对社会的不公正提出质疑和批评的话，那么对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就必须在这一层面上给予真正的认识。在中国，尽管妇女运动的历史与西方很不相同，但是，当下的社会和经济转型，在性别公正问题上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女性主义理论所坚持的性别公正作为社会公正原则的一部分，也就应该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视。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在很多知识分子活跃着的领域里，事实并非如此。
       这一现实，固然是因于中国知识分子与妇女问题的关系的历史变化，我以为，亦与上面提到的女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偏重“女性特质”这一文化层面上的问题有关。女性主义登陆之始，也是以对妇女解放历史的反省为特征的，女性知识分子看到的，是女性性别身份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的“消失”。这里隐含的是女性自身的一种自我想像，在当时特定的语境中，主要以回归“女性气质”这一本质主义观念为特征。也就是说，引进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一开始是以找回“女性”性别特征为主要出发点。造成这一现象，有着特殊的历史原因，如前面提到的将“男女平等”等同于“男女相同”的误会，就是导致如此反应的原因之一。“文革”以后大多数的女性，包括知识女性，开始拒绝认同前一阶段的妇女形象。在大众文化中，这样的女性形象被视为过于男性化而加以丑化；在知识阶层的言说中，则斥责其掩盖了女性本身的性别特征和主体性。两者的共通之处在于，呼唤女性内在的特质，即所谓还女人以女儿身。
       这个以找回性别特征为出发点的女性反思，与男性作家对男性性别特征的反思同时发生，一同构成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也成为八十年代文学的一个主要特征。男女作家在不尽相同的层面上，既寻找“真正”的女人，也寻找“男子汉”。寻找“男子汉”更是被作为一种政治寓言加以书写。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八十年代以“寻”——寻找男子汉、寻根——为主题的文学现象，也是中国（男性）知识分子在新时期中新的自我想像开始形成的一部分。“男子汉”形象背后的性别特征的预设，随着社会大背景的变化，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从在想像中游离于官方意识形态之外的“土匪”转变成“成功人士”、“学者”、“公共知识分子”以及各类现代化和现代性的阐释者。在这个轨迹上，便“自然而然”地开出了文章开头提及的那两股道上跑的车：女性主义的介绍和传播变成了“女人”的事，而其他西方理论思潮的介绍和传播则成为（男性）知识分子的行为，并得以中性化和普世化。男性的“男子汉”性别特征终于有了“自然归宿”，既落在了“钱”和“权”的结合点上，也落在了似乎超然于性别之上的“知识分子”身上。
       然而，“超然”仍然是一种关系，其实说明了，在女性主义和中国知识分子自我想像这两个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范畴之间，隐含着的是中国（男性）知识分子与妇女和性别问题的一种历史关系的变化。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一变化，如何看待当今中国知识分子自我想像中的性别特征和性别盲点，以及这一切与知识分子追求社会公正这一理念的关系如何，是“后妇女解放”时期女性主义和知识分子同时面临的新课题。在社会经济转型期中，作为社会公正重要组成部分的性别公正，并不会因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所面对的妇女问题的变化或者消失，就变得不再重要。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也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但是，不言而喻的是，现实中仍然存在着过去遗留下来的和不断（重）新出现的问题。目前尚待出现的是知识分子直面这一历史和现实两者互动的错综局面，以便对“性别政治”的思考“浮出（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地表”，成为其质疑“现代性”和探讨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个有力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