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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小辑]宋徽宗时的“经济”
作者:宋志坚

《杂文月刊(选刊版)》 2007年 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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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须要节制,这是现代的事,在中国古代并没有这一说。恰恰相反,在中国古代,人口的多少,乃是反映社会是否稳定,生产是否发展,经济是否繁荣的一个综合指标。汉、唐之称为盛世,人口大约都在5000万左右。
       从王春瑜主编的《中国文化小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上看到这样的一个材料:宋徽宗大观四年,全国共有2000多万户,是北宋初年的5倍之多,按每户四五人计算,大观四年的人口在1亿左右,是被称为太平盛世的汉或唐的人口的两倍。北宋的版图远远小于汉、唐,但人口密度远远超过汉、唐。由此可见,宋徽宗时的经济并不坏。
       宋徽宗其实也还算重视经济建设。别的不说,就是宋代两大水利工程之一,能灌溉关中七个县350万亩农田的丰利渠,就是在宋徽宗大观二年兴建的。宋徽宗甚至还亲自撰写《大观茶论》,这在历代帝王之中并不多见。
       耐人寻味的是,北宋之亡,恰恰就亡在宋徽宗的手中。其个中原因,即从《中国文化小通史》宋代卷所提供的史料看,大致也能看出一个子丑寅卯。
       北宋时期,商品经济迅速发展,重农抑商的传统受到极大冲击,商人的社会地位急剧升高。几乎与此同时,商人同皇室、贵戚和官员联姻,商人向官府交钱纳款为自己谋取官职,以及官员兼营经商甚至公开贩卖由官府专卖的茶、盐来谋取暴利也成了普遍现象,连军队经商都成为时髦。中国的商品经济在其萌芽阶段,就显出了这种官商勾结的畸形病态。
       宋代出现了许多拥有巨额财富的大商人。早在宋真宗的时候,宰相王旦就说过,在开封城里的商人中,家产超过10万贯的比比皆是,超过百万贯的也不少见。到了宋徽宗时,富商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由于官商不分或官商勾结,同样拥有巨额财富的“大官人”也同步增长。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百姓,受到层层盘剥,自是穷的更穷,两极分化严重。北宋末年,朝廷又发行了大铜钱和劣质的夹锡钱,并硬性规定大铜钱当10文使用,夹锡钱当2文使用,致使原先通用铁钱大幅贬值,甚至弄到20文铁钱才能换得一文铜钱,这种人为制造的“通货膨胀”,对于底层的广大劳动者,更是一种剥夺。
       宋徽宗时的上层腐败也很突出。所谓“上层”,首先就是宋徽宗。史家称其“机巧多技,大兴土木,穷极淫乐,天变民怨”。这个风流皇帝通过地下秘密通道找李师师寻欢作乐,恐怕未必仅是《水浒传》中的小说家言,没完没了的花石纲也是由他的“大兴土木”所引出来的。当然也不仅是宋徽宗,朱缅之流可以借着采办花石纲中饱私囊,蔡京之流还可以弄出什么生辰纲,如此层层盘剥,方才搞得“天变民怨”,使得宋江方腊揭竿而起。
       对于政局乃至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状况当然非常重要,经济的崩溃导致政权崩溃社会无序的例子也不算太少,但以为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了,一切矛盾就都跟着缓和化解,恐怕也有其极大的片面性。北宋之亡,就不亡于经济,倒与上述“子丑寅卯”密切相关,所谓“土崩之势”,就是这“子丑寅卯”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一点,今天仍当引以为鉴。
       [翟明荐自《人民日报》2006年8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