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一
       从2004年开始，我就和“哲学乌鸦”黎鸣先生开始了在全国60所大学巡回演讲的“思想文化两万五千里长征”。2005年，由于在家写作《犹太人为什么聪明》一书，长征停顿了一年多。2006年11月21日，值参加南京大学黛安/杰尔福特·格来泽犹太文化研究所落成典礼之际，我们又出发了。我先去南京大学，黎鸣先生去湖南，然后在昆明会合。
       典礼仪式很隆重，南京大学的领导也很重视，许多犹太人操着流利的汉语发言。由于本人不是主要嘉宾，所以没有发言的机会，但是趁下电梯之际，我还是用半生不熟的英语向几位犹太朋友请教。我说：“我刚刚写完一本名叫《犹太人为什么聪明》的专著，你们作为犹太人，认为犹太人聪明吗？”一位年轻人回答：“我们犹太人一点也不聪明，否则怎么会两千多年流离失所呢？”在旁边的高乔克教授则自豪地回答：“我们犹太人当然很聪明，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学汉语了！”
       二
       参加完南京大学的活动后，我坐了56个小时的火车终于到达了“春光明媚”、海鸥满滇池的昆明。
       由于我在南京大学结识了肖宪教授，再加上我个人过去的知名度，云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副院长瞿健文教授隆重地接待了我们。在接风午宴上，云大研究生院主任林文勋教授也出席了，据同来的另两位教授介绍，林教授是国家教育部历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云南大学教授、博士、博导，目前他的有关中国经济社会重新化分的理论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这自然引起了我的好奇，我便向林教授请教说，您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什么？他回答说：“核心观点是，目前中国社会的表面是烂，实质是变。”这一理论不仅赢得了崇拜林教授的另两位教授的再次鼓掌，而且也赢得了在坐的“北大才女”张曼菱女士的大加赞赏，她激动地站了起来，滔滔不绝地发表了自己的感想。
       对此观点我却不以为然，我开始向林教授提问了，您说的“表面”是什么意思？“烂”又是什么意思？“变”又是什么意思？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还未等我提问完，另两位教授便开始讥笑我，于是我被迫反驳：“众所周知，主宰一个社会的三大支柱是，政治、经济和文化，我分析您说的是中国经济的变化和发展，而且肯定是说变好了。但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背后的代价究竟是什么？中国的政治体制有变化吗？中国的文化有变化吗？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究竟是什么？按您和张曼菱大姐刚才的观点，在古代中国的农村中，从乡绅身上还能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那么从现在中国农村的富人身上能看到什么？还能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先进成分吗？目前中国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资源的枯竭、环境的污染和可怕的道德沦陷您又做何解释？有位犹太的经济学家名叫贝克尔，写了一部著作叫《家庭论》，主要观点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家庭的好处，认为结婚有利于节约能源和节省开销，而事实上组成家庭的主要因素是感情，经济问题是第二个位的。因此，若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社会，未免过于简单。”这下可好，捅了马蜂窝，不仅那两位教授再次围攻我，连张曼菱大姐也开始批驳我，更加激动，更加手舞足蹈，更加口若悬河。我说，再给我5分钟的时间好吗？给一直沉默不语的黎先生10分钟的发言时间好吗？可惜的是，黎先生的发言刚开始了两分钟便被粗暴地打断了，气得黎先生把高脚杯的腿都拍断了，午宴不欢而散。
       三
       下一站是贵阳。
       贵阳大学的讲坛很气派，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四面通风，正中挂着孔子的像。但寒冷挡不住莘莘学子的热情，我和黎先生下午、晚上各讲一场，讲堂被围得水泄不通。书店送来我和黎先生的专著被抢购一空。
       四
       最后一站是梦寐以求的河南大学，犹太史专家张倩红教授接待了我们。
       经过扩招以后，许多大学被建设得非常气派，甚至连厕所也被修得和四星级宾馆的厕所差不多，但唯独缺少大师。河南大学有没有大师我不知道，但河大的围墙却非同寻常，远远望去，和长城差不多。
       演讲终于开始了，在一个上下二层的大讲堂开讲，我在二楼讲犹太学，黎先生在一楼讲哲学，真有“世外桃源”和“民主社会”之感。人很多，气氛非常热烈，许多孩子站起来和我辩论，有一个孩子甚至问我：“你在这里批中国传统文化，您觉得您比孔子如何？”另一个孩子则一口气向我提了19个问题，还用韩寒的观点批驳我；也有的学生站起来当面表扬我。
       演讲和辩论进行了3个多小时还结束不了，张倩红教授就提醒我，还要“签名售书”呢。于是，张教授就对同学们说，有问题的请举起手来，结果，全场几乎有三分之二的同学都举起手来。这使我很感动：“中国人终于开始思考了，在河南大学同学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于是，我觉得签名售书很无聊，便一激动将书店送来的几十本书改成“签名送书”。没想到的是，同学们一拥而上，差点发生了踩踏事故，让人后悔不迭啊！
       我对和我交流的同学们说：“如果我拿出1万元钱来送给你们，还不发生人命事故？如果你们能够排着队让我签名那该多好哇！这不正是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吗？我们刚才还在讲仁、义、礼、智、信，这些传统在哪呢？”
       五
       我和黎先生经过半个多月的旅途劳累，终于回到了北京。分手时，黎先生对我进行了批评教育：第一，你做事过于激动，不应该将“签名售书”改为“签名送书”，后果不堪设想；第二，你在演讲时对“犹太教和基督教进行比较分析”时，过多宣传上帝，像个传教士。在中国过多宣传基督教信仰，会造成很大负面效应。
       我对黎先生提出的第一条批评意见表示接受，但对第二条意见不同意。我认为，连黎先生这样的哲学家都认识不了“上帝”，可见“认识上帝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啊！尤其是在信仰迷失的今天。
       六
       旅行结束几天后，我又应邀参加了“第二届商界精英论道擂台”，并做了“犹太人为什么聪明”的主题发言，结果再次引发了争论和围攻。
       在答辩时，我作了总结：“我现在才对犹太人的那两句格言有了深切感悟。第一句是剧作家拉斐尔的话，作为一个犹太人的意义是，出现在任何地方都是不合时宜的；第二句是维特根斯坦的话，真正的哲学问题能够把握和解决的唯一地方是火车站。我在云南大学批云南大学的教授，在河南大学说传统文化的‘坏话’，在哲学家面前讲神学，在基督徒面前讲哲学，这都是不合时宜之举啊！”究竟是犹太人聪明还是中国人聪明？这将是我下一个攻克的目标。
       有趣的是，参加完这个论坛后，又有人邀请我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七彩集团的答谢年会。我决定回家开上我的车，发现轮胎却瘪了，我趴在地上修了半天，把崭新的一套西装弄得很脏。让修理工来修吧，对方却要乘人之危敲竹杠，讨价还价半天未果。修车着什么急，去一趟人民大会堂不容易，还是挤公共汽车去吧。
       七彩集团的答谢年会果然很气派，军队的少将和国家机关的高官去了不少，三流歌星去了不少，让人大饱眼福。尤其是在中央领导吃过饭的地方喝茶，每一个人都显得彬彬有礼。
       晚会结束后，搭《三农中国》和《农村农业农民》总编张自显先生的顺车也不坏。一路聊天很投机，结果却走过了站。耽误别人的时间很不好，赶紧下车吧，于是便孤身一人走在高速公路高架桥的人行横道上。看见自己家的灯光却回不了家，还要绕很远的路。
       旁边迅疾的汽车呼啸而过，让我很害怕，可能随时有生命危险。万一有一个醉鬼酒后驾车怎么办？在中国，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人生如此荒诞。寒风中，我是最弱小、最孤单的那一个人。
       ［姚育明荐自《大众阅读报》2006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