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想到的是，新时期以来，国家开始进行规模宏大的建设，如大项目三峡工程、南水北调；下至地方建设，工业新区扩建，都不能不进行土木工程，揭开了沉睡千百年的大地，随之发现了大量的古遗址、古墓，与大量文献遗存。虽然抢救发掘所得丰简不同，有些是盗墓者挑剩的残余，但收获还是可观的。《考古》、《文物》两种专业刊物，尽全力报道也来不及。发掘所得，都是国家、人民的财富，不能不使人高兴。但随之引起了某些人的欣羡之心，为旅游利益所趋动，提出发掘秦始皇陵、武则天墓的倡议，其强烈的“揭密”之心，人们心里也都明白。
且将时代拉近来。自从俄国政府解密了前苏联斯大林时代的一些秘密档案以来，全世界的史学家和非史学家一起忙碌起来，大量揭密的研究书刊纷纷问世，成了一派耀眼的风景。既推动了历史研究，也满足了一些读者的好奇心。人们在大吃一惊之余，不免明白了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国政府也循国际惯例，有限度地解密了部分国家档案，给历史、党史研究者以相当的便利。虽然解密了，但仍作为珍重历史文献，好好地保存着。此风一开，影响所及，全国的情况没有调查不敢说，仅就京沪两地而论，也确实引起了一些回响。只是文化机构就努力跟风，处理了一些“不值得保存”的档案、文件、重要会议记录、书刊……这些废弃物一旦落入小贩之手，立即成为“奇货”，一时造成了“潘家园”一类文化市场的非凡兴盛。机关之外，去世文化名人的后裔也有不能善保先人遗藏者，纷纷处理遗物，因而像茅盾、俞平伯的遗墨、藏书，每每现身于拍卖市场，为爱好、珍重名人翰墨者所得，一时传为佳话。其尤为著目的，如买得某作家的全部档案，经本人整理成完整的书籍出版问世，留下了一份可贵的历史文献。至于巴金老人捐赠国家的大量藏书竟自流落摊头，至今还弄不清流散踪迹，更是言之痛心。
某些文化机构对待这些“遗弃物”之冷漠无情，更是惊心动魄。它们用处理没有保存价值的理由，论斤斥售，扫地出门，或因大扫除，或因搬迁，竟将珍贵的手稿以及曾经视为“绝密”的档案材料，弃如敝屣。作家陈村就在出版的《日记》中记下他用手推车收得处理后的某翻译家全部译稿，闻之可惊。
此外，从小贩手中得来“珍品”的“藏书家”和“文献收藏家”，还珍藏着一些见不得天日的东西，是“宝贝”，又是“烫手的山芋”，不知如何处置方好。如作家的手稿、交代，认罪书，有关的外调材料……这些都是不能公然摆上拍卖场的。只好偷偷摸摸地向人兜售，层层加码，直至天价，但好像很难找到买主。因为这里有着一道很难迈过的门槛——知识产权。
交代也罢，认罪书也罢，无论在怎样政治环境之下，本人是否情愿，到底是亲笔手书，也即“作品”。“文革”十年，大小作家所写的这类文件，其数量之多，怕要占他们“全集”的大部分甚或倍之。自然，也有人不肯写这样的东西，但为数极少，有人也已成为烈士，如张志新。毫无疑问，知识产权应归为作者本人，即使本人已死，还有五十年版权保留期，应由后裔继承，不是鸡鸣狗盗之徒所能窃据，或用为攻击个人的材料。其他文件情况类此。
前些时，广州的《收藏·拍卖》发表了有关陈寅恪先生遗物的消息。读了令人亦惊亦喜。陈先生身后的遗物终于露面了。可惜的是“行不由径”，没有透露流传轨迹。关于寅恪先生的遗稿遗物，人们是很关切的。二十七年前我曾写过两篇小文，《陈寅恪》与《寒柳堂的消息》（收《榆下说书》），在《
柳如是别传》之外，我说，“此外还有几种重要的遗稿，则前后遭到抄家劫掠，至今下落还在若明若昧之间，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忧虑和关切。”后来经陈先生弟子蒋天枢的努力经营，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陈寅恪文集》，又后，由三联书店出版了《陈寅恪集》，是差强人意的明知不全的遗集。最近又听说北京拍卖陈寅恪的遗书遗物，悬价高奇，未能成交。陈先生不是藏书家，平常所读所用大抵是通常版本。其论价之高，显然是由于先生的文章操守，即如何高价亦未能体现其手泽之真价。如以知识产权论，则此种遗物，理应为流求姊妹所有，不是任何捣卖家所能窜夺。而来路未明，经何种不明不白途径到手，这在我始终是一个谜。就像陈先生在写《
柳如是别传》时，只引翁同和一诗与邓之诚《骨董琐记》一节作结，说“此俱钱柳死后有关考证之材料”。殊不知此后之事正多，斗争亦殊未已。其惨酷有非常人所能意料者。这在我都是“谜”，深望能有了解之日。这许多理应追根寻底，以告世之读陈先生书者。也是有关部门不可推卸的责任。
［沈栖荐自《文汇报》2007年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