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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稿子，准备了一些素材，主要是一些重要的引证。一篇没有稿子的报告，人们不会求全责备，说错了，大家批评就是了。今天我是来跟大家谈心的。我一直要求自己用心思考，用心讲话，用心做事，用心写文章。”
       上面这段话，引自温家宝同志的《同文学艺术家谈心》，这是开场白。我写文章，极少引用别人的话，几乎不引用领导人的话。这回，不仅引用了，还突出地放到文章的开头。引用之后，再认真地琢磨了一番。不是因为这段话出自总理之口，而是它自身包含的情感，挥发的力量，让人感慨。多年来，很难听到这种能讲进心里去的话。念稿子的报告，唱高调的报告，听得太多，反了胃口，忽然听到这样随意出口的真心话，还真的有点动情。
       对于讲话的内容，这里不去涉及。只是由这个开场白，我想到了领导人讲话的习惯和作风。
       什么习惯？什么作风？最常见的是：不分场合，不看对象，不管内容，端着领导人的架势，掏出讲话稿，慷慨激昂地照念一通。念得唾沫横飞，举手乱舞，俨然一个蹩脚的播音员。这样的报告，人们见惯了，听惯了，也似乎麻木了，厌倦了。你念你的，我干我的。会场上，聊天的，睡觉的，看报刊的，打手机的，上厕所就不回来的，应有尽有。台上的念完拉倒，台下的听完了事。不念稿子，用心讲话，与听众平等交流的，几乎凤毛麟角。
       少念讲稿多谈心，领导人也并非认为不好，只是做起来并不容易。多谈心，得有心可谈，有心可交，把真心话掏出来，才能以心交心。功夫不在讲话上，而在讲话外，不是会不会讲，而是胸中有无东西可讲。平时，对群众有实情，有真爱，老为群众分忧，老为群众谋事，深厚的情意，众多的矛盾，复杂的感慨，积淀在胸中，便有话可说，会滔滔不绝。相反，无心可谈，无心可交，又没有讲稿，不是乱讲一气，就是无话可说。连话都不会讲的，连心都不能交的，也许有，但那至少是缺乏能力，做领导工作不称职。也可能事情太忙，会议太多，来不及准备，只能由他人写出讲稿。既然如此，又何必有会必到，到会必讲呢？想到多少讲多少，无话可说就不讲，至少对改进会风有好处吧。
       并非笼统反对任何念稿的讲话。有些会议，有些讲话，还非得有讲稿不可。比如，一级政府发布决议，一届党委做工作报告，一个单位搞年终总结，都要在会前形成文字稿，而且要经过集体讨论，征求下级意见，请专家学者出主意，力求全面、准确、深刻。讲稿经大会通过后，还要形成文件，下发执行。领导人做这样的讲话，不属于个人行为，而属于组织行为，不是代表个人谈意见，而是代表组织作总结，作指示，布置任务。这样的讲话不能有随意性，不能自我发挥，没有讲稿当然不可以。
       但是，更多的场合，更多的情况，包括许多会议，领导人讲话，应该用心去讲，大可不必念稿。有什么讲什么，想什么说什么，掏心窝子，动真感情，与听众实实在在交流，那该多好。没有讲稿，说错了，改正就是，不会有人挑剔，更不会有人扣帽子。一旦端起架子，大念稿子，情况就不同了。比如，元旦春节期间，领导人慰问灾区群众，慰问养老院老人，慰问过节坚守岗位的职工，到一处，也要拉上横标，摆出台子，掏出稿子，照念一通，那就不仅没有必要，效果还会适得其反。本来是了解社情，听取群众意见的好机会，弄得台上台下分离，稿子一念，感情反而难交流。
       群众没有人不明白，领导人念的那个讲稿，没有多少是自己写的，没有多少他的心里话，更不会带有实在的感情。那不过是秘书代劳，秀才代笔，领导出嘴，谁也不动脑子。职业写手们，为了保险，为了正确，也为了省事，抄文件，抄报纸，剪刀加浆糊，弄出的一推文字，尽是大话、空话、套话、官话，没有什么错处，也没有什么用处。讲了与没讲一样，听了与没听也一样。写的，念的，都不过是应付差事。
       邻家的小三子，在某机关做文字工作，他告诉我，如今现代化了，给领导人弄一篇讲稿，再也不用抄。我不解，他说，一些网站专门供应各种类型的讲话稿。上网检索，对上号，下载下来，加几句联系实际的话，充实几个本地的例子，三五千字的讲稿，个把小时就能加工完毕。
       倘若这也叫与时俱进，那就进得让人仰天大叹啊！
       深入群众，亲近群众，与民交心，为民解忧，已经成为领导人树立自身形象的一种追求。不管是真情行动，还是做表面文章，这种追求总是公众性的，人们都看得见。用心讲话，是真情行动。怀揣讲稿到处念，就有做表面文章之嫌。这不仅是工作方法不同，深层的动因，则是有没有真情实感，有没有人格力量。
       ［周军宇荐自《学习月刊》2007年第1期／白 石图《赶场》］